在学术界，对于《西游记》的版本、作者及其来源仍有不同的意见，仍在做研究探讨。不过，较为主流的说法大体上如下：玄奘的学派虽然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但当他尚在世时，他的取经故事已引起了公众的兴趣。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谈道，“关于取经的记述有两种，一种由他自己口述，由弟子辩机整理，另一种为弟子慧立所写。”后来，玄奘的故事同梁山英雄一样，成了说书人说书的流行题目。现存的说书脚本最早的一个产生于南宋时期的书，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里已经出现了孙行者，他是唐僧的主要保护人。其间又陆续有关于取经的一些戏曲面世，现只剩片断残留了。元末明初，杨景贤写出了《西游记杂剧》（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吴昌龄）。此时，西游传说已有一个较为固定和完整的故事模式。据夏志清所说，其后应当出现过一个更完整的本子，但它只在类书中存在两个片断了。到了明末清初，吴承恩根据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写出了一百回的《西游记》，这个版本后来广为流传。大众所更熟悉的唐僧形象就来源于这部小说。
　　在大众接受史中，玄奘这种形象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玄奘所做的贡献大众不能理解。
　　玄奘一生最主要的业绩，就是译经，一生共译出重要经典74部，1335卷。但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明清小说的副教授董上德认为，中国人跟佛学的关系很深，教徒甚众，但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很实用，也很随意，只要灵验，信谁都行。所以玄奘做出这么大贡献的译经活动，影响并不大，广大民众对他这么高深的东西并不感兴趣。玄奘另一个业绩就是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但是，法相唯识宗仅限于长安和河洛一带流行，而且几十年内就彻底灭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法相唯识宗是直接继承印度瑜伽派的理论，十分繁琐深奥，且固守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义，只能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上层人士中研究，一般黎民百姓根本无法知晓。而后来的六祖惠能虽是个无文化的粗人，创立的禅宗却顺应了民心，把佛国的大门大大敞开，想进就进，所以极受欢迎。
　　董上德认为，玄奘和唐僧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形象的转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史料记载，玄奘当年是偷越国境的，而《西游记》中却是唐三藏与唐太宗结拜之后，送出国境。他相信，这个民间故事的流传部分与大众对唐代的宫廷政变猜想有关。《西游记》中，唐僧的出场故事就与唐初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历史情结。《西游记》中有一个重要场景就是魏征斩龙，然后唐太宗游地府，见到的都是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所杀的人，这才做水陆大会，而唐僧就是在水陆大会上出场的。这个情节受唐代敦煌文献中的话本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影响。而现实中的玄奘出行与唐太宗毫无关系。
　　另一方面，董上德推测，《西游记》对宗教的态度，可能是民间对道士及和尚的一种揶揄，因此演变出唐僧胆小懦弱、不辨是非的形象。并且，书中对佛教也不太恭敬：比如，写到师徒四人在见到佛祖之后，阿难、伽叶二位尊者还在问唐僧要些“人事”。而不辨是非的唐僧和几位各有缺点的徒弟最后都取得真经，也是对佛教的一种怀疑。
　　“作者如果是一个精通佛教的人，可能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写：他显然不是一个佛教徒。只能说作者对佛教有相当的了解。”
　　玄奘形象演变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小说史素有研究的董上德相信，中外文化的交流沟通渠道其实很多，只是不见于记载。例如，各种变形、变化的本领早在汉魏的笔记小说里已有苗头了，而汉魏的笔记小说已经受佛经小说影响。而《西游记》显然跟佛经、印度神话都有联系，胡适就曾提到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罗摩衍那》中的哈努曼神猴。玄奘去印度取经，以之为原型的小说创作，便添加上异域的文化传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对于《西游记》这本著作，今人虽然能挑出它的很多毛病，但是它仍然是很有魅力的。它的解读功能很多，也包括对唐僧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分析。董上德还提到这本小说的另外一个功能：“中国古代历来没有儿童文学，《西游记》在客观上担任起儿童文学的任务，老少咸宜，传播作用很大。好莱坞现在正在打算拍《西游记》，是因为它的神话色彩很东方化，故事形态也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