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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言：一个禅语言学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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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是禅宗处理禅与言的历史过程中所突现出的一对逻辑悖谬，是禅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禅语言学探讨的对象。 禅与言的关系在中国禅宗史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就是，从藉教悟宗到教外别传，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从文字禅到看话禅与默照禅。 （１）从“藉教悟宗”到“教外别传” 在禅宗形成的前期，即通常所称的禅宗前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在梵文经典的翻译，因此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有“舌不焦烂”之谶。“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 《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大正藏》卷五十，330a。】此外，道安、彦琮、罗什、玄奘、窥基等佛经翻译家也都对语言极为重视。认为文字能生起般若。佛典中更有所谓增益谤（增一字）、损减谤（减一字）、戏论谤（紊一字）、相违谤（背一字）。可见，虔诚的佛教徒对于佛经的文字，是多么尊重、多么审慎。禅宗所传自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一直以《楞伽》印心。直至五祖时，仍在寺庙的影壁上画《楞伽》变相，都是明证。可见，慧能以前的禅宗十分注重经典和语言文字的功用。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云：“达磨西来，唯传心法，故自云：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此心是一切众生清净本觉，亦名佛性，或云灵觉。……欲求佛道，须悟此心，故历代祖宗唯传此也。”【《续藏》第110册，870a。】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南宗禅出现并盛行以后的倾向。自慧能《坛经》“不立文字”始，借“释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禅门五家七宗便在“不立文字”上做足文章，视语言为障道之本，视读经为磨砖成镜，大机大用层出不穷，语势兼用花样翻新。各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接引方式即门庭施设上，而所谓的门庭施设，实即言语传释方式之别。大致来说，云门宗有“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的“云门三句”；法眼宗有“法眼六相”；临济宗有“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三玄三要”；曹洞宗有“宝镜三昧”、“五位君臣”；沩仰宗有“三种生”、“九十七圆相”；黄龙派有“黄龙三关”；杨岐派有“颂古”、“看话”等等。 （2）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 从“不立文字”的无字禅到“不离文字”的文字禅的转变，始于五代北宋之际。自北宋起，禅风为之一变，由唐五代的无字禅即自慧能始的不立文字之禅变为不离文字之禅。入宋，由于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参究公案之风日盛，文字禅由之而起。文字禅的兴起与鼎盛，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灯录》的刊行，古德嘉言懿行的公案的广泛流布，文字禅由之而起。首由汾阳善昭的《颂古》，到圆悟克勤的评唱，到觉范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将文字禅理论化、系统化，“借言以显无言”，文字禅之风愈来愈盛。 （3）从文字禅到看话禅与默照禅 禅是大道，而不是技艺。执指为月地在文字中讨禅，无疑是将大道堕降为技艺。看话禅与默照禅的出现，是对文字禅的一种再否定。临济宗人大慧宗杲创看话禅，曹洞宗人宏智正觉创默照禅，是禅宗传释方式走向神秘化的标志。看话禅矫文字禅之病，取公案作话头，作内省式的参究，意在摧破思量，扫荡知解，在语言文字、逻辑推理之外，达到超越境界。利在激发创造性思维，弊在导致妄想卜度。默照禅主无言无说，忘情默照。默是为了照，默坐是形式，内照是内容。默坐、观照以明心见性，而至绝对超越境界。是向初传之达摩心如壁立、慧可了了常知禅法的复归，近则也可说是向曹洞宗法寂照虚灵、偏正回护之宗风的复归。 禅宗强调以心传心，薪火相传。它的兴盛在于“不立文字”，因为文字在禅宗看来是第二峰头，是言筌；但从唐宋之际开始，“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禅完全流于文字，变成了文字游戏与“口头禅”，丧失了对自我生命的体验而流于衰歇。 综观禅宗历史，在语默关系上，明显地呈显着这样的轮廓：藉教悟宗--无字禅--（公案）--文字禅--看话禅--默照禅。 （1）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涵义 在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谓十六字心传中，“不立文字”是重要特色。不立文字，就是不凭借语言文字来解释、传授教义。传教的人不立文字，学佛的人不依文字；禅宗认为语言在传递意义的同时又遮蔽了意义，因此，佛学、佛教最精微最深刻的义理，在佛经的文字以外，在语言以外，“第一义”不可说。禅宗语言作为一种宗教语言，总是试图将信仰者引向对绝对、超越对象的思考，这种性质决定了禅宗语言“不立文字”的必然性，故有离相、离境，无念、无心，超四句、绝百非之说。禅不可说是基于禅自身的若干特质。一是禅重自悟，即亲证自得，不可从他人得知；二是禅主张顿悟。渐悟只是顿悟的准备，展现为一个过程；顿悟则是瞬间的开悟，展现为过程的中断。这里毫无轻视渐悟之意，从关键处着眼，顿悟终归是究竟的，且不可能展现为一个过程。三是禅为超理性（“无心”）、超逻辑性（“无知”）。如冯友兰指出，禅宗乃“无知之知，无修之修，无悟之悟，无得之得”。四是真如本体（实相）与禅悟境界是无可言说的。禅世界观是基于万法即我（心、性）即佛即空（无）之上的。这个本体是无法分割、无法限量，从而也是无法言说的。因为默即语，语即默，语默不二。世界万法无时无处不在不断地说着，“青青翠竹，无非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因此，禅作为绝对本体，在知解、差别、对待之外，是对知解、对立的超越。 然而，怀疑乃至否定文字功用的禅师们并不能离开文字。因为毕竟语言文字对于记载、宣说教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又有不离文字之说。释迦牟尼本人也是重视语言文字，重视运用语言文字宣说教义的。三藏十二部汗牛充栋的典籍即是明证；玄奘不顾惜身体性命耗十七年之心力到西天取经，又用十九年之心力进行翻译，当然是为了求取佛经原本，使佛教真义不被歪曲，这在当时关系到佛教兴衰乃至存亡，也充分说明文字的作用。 （2）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悖谬 既然名言、知解都无法揭示禅道的真谛。那末，岂非禅道根本不可传了吗？虽说“第一义”不可说，但还是说了；虽说“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著一字”【刘泽亮：《宛陵录校释》，《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3页。】，然而四次结集，毕竟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佛说经典；自达摩始的历代祖师，或持传《楞伽》，或奉持《般若》，或尊崇《金刚》，而且各有语录文字见世。 慧能在黄梅请“解书人”将其偈题西间壁上，“呈自本心”。《坛经》上虽有“不立文字”“不合语言”，此经先即语言，后又成文字。更何况契嵩本、宗宝本作“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既言不立文字，早已立了文字。 事实上，主张不立文字的曹溪门下大师多有法语传世，后世禅门语录层出不穷。既言“说似一物即不中”【《景德传灯录》卷五，《大正藏》卷五一，240c。】，业已说了一物且已中。所谓不立文字，仅禅宗五灯，总计150卷，数百万言，亦可谓不离文字耳。 “不立文字”，是“说不得”；“不离文字”，是“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去说”，这正是禅宗所要摆脱的悖论，也是哲学所真正要解决的认识机制。事实上，正如萧萐父教授所指出的，佛法主张“第一义”不可说，这本身是一个自语相违的悖论，因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已作了“不可说”这种说明。为摆脱这种逻辑矛盾，禅宗主张“绕路说禅”，即认为不可说的东西并非不可说，问题在于如何说，如何运用禅语言的特殊功能。后期禅学的诗化，似表明禅境与诗心一脉相通，这只是禅语言艺术的一端，至于禅语言中还有各种机锋、反诘、突急、截断、擒纵等等，各有其特定的表达功能【参见萧萐父：《吹沙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62～165页。】。禅宗不仅立了文字，而且讲得还很系统，这是“不可说之说”，其中蕴含着“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说”的机制，这正是禅学研究要阐释清楚的。如何超克这一矛盾，在不可说中说，通过说不可说之说传释自己的禅体验，唤起他人的禅体验，这是禅宗的主题，也是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