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论文集》序

黄心川

　　鸠摩罗什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名人。他系统地向我国介绍和翻译了印度佛教很多派别的宗教、哲学著作，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有着长久和广泛的影响。
　　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年，另说350——409年)是东晋的僧人，一生在战乱频仍中渡过。鸠摩罗什别译鸠摩罗耆婆，意译童寿，简称罗什。他的父亲名鸠摩罗光，出身于天竺望族家庭，曾经担任过西域龟兹国的国师，母亲名耆婆，是龟兹国的公主，因此他是兼有中印两国血统的人。罗什7岁随母出家，9岁从母去罽宾(今克什米尔)求学，从当时著名的法师般头达多学习阿含等经典。他在和印度其它宗教派别的的辩论中显露头角，名称一时。12岁时跟母亲重回龟兹，在返回途中曾在疏勒留住一年，从当地佛教学者学习小乘阿毗昙摩、“六足论”和大乘《中论》、《百论》等等，另外涉猎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四吠陀本集”和印度传统的学问“五明”、天文、历算等等。嗣后，他回到了故乡龟兹，继续从事佛教的研究和说教，声名大震，成为“四远宗仰”的佛学大师。不久他母亲返印度，临行时曾对他说，“方等深教，应……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罗什答道：“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吾蠓俗，虽身当炉镬，苦而无恨。”语中可见他的为法捐躯的献身精神和对乡土的热恋。
　　这时前秦的苻坚已占据关中地区，统治着北方，势力很盛。他利用佛教作为向外扩张的精神武器，于382年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去西域消灭龟兹、焉耆，同时请罗什来长安。可是在吕光灭龟兹的第二年，苻坚就被姚苌杀害了，吕光不愿受制于姚苌，在关外自立为后凉国主，罗什这时就留在吕光的手里。吕光并不重视和尊重罗什，反而常常凌辱他。 401年姚兴消灭后凉，迎请罗什到长安，安住在逍遥园和西明阁中。罗什在长安受到姚兴的优渥礼待，被封为国师，悉心从事佛经的翻译和弘传工作。他实际上组织了规模宏大的国家译场，先后译出经律论35部294卷 (据《出三藏记集》)，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十住毗婆娑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所译经典十分广泛，但重要的还在大乘中观派一系，这只占他所熟悉的经典的十分之一。另外，他还为姚兴写了《实相论》(2卷已佚)，答姚兴《通三世论》、答慧远质问大乘义十八章3卷，此书后人汇集取名为《大乘大义章》。史载参与他翻译的沙门有八百人，听众三干余人(据《高僧传》之《罗什传》和《佛陀耶舍传》)。罗什在长安娶妻生子，一直家住僧坊之中，另立庙舍，因之遭到时人的议论。403年罗什逝世于逍遥园，时年70岁。
　　罗什在中印佛教史、翻译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唐玄奘以外，是无可比拟之人。玄奘从印度回来后，对罗什的多种旧译做了新译，并且提出了一套新的翻译方法和程序，但是玄奘很多新译并没有替代罗什的旧译，罗什译的《金刚经》，《阿弥陀经》等等由于文字流畅，译意比较明确，迄今还在流传。这两个伟大的翻译家，由于时代不同，他们本人所信仰和宣传的佛教义理也不同，因此不能加以相比或定胜劣。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什在中国佛教吏上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开创子中国译经史上的新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国家译场是由道安、罗什等人创建的，罗什是译经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他不仅译出了大量的大乘主要经典，建立了译经的程序，改变了以前那种“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的情况，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优美的翻译文学体裁，这种体裁对我国六朝时期出现的文章格调有着一定的影响。他的翻译特点是，能用流畅美丽的汉文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涵义，注意汉文的音节，因此不使人有嚼饭喂人，失去原味的感觉。通过罗什的翻译，使东方梵、汉两大古代语言和文化系统地进行了交流，把印度的文类、内容(主题、题材、文学原型等)、风格、句法与词汇等等，引入了汉字语言文化系统，另外，也增进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和内地佛教及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全国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罗什在译场的工作中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翻译家，据罗什传记说：“沙门僧肇等人谘受什旨，三干徒众，皆从什受法”，后人称罗什的门徒有“四主”、“八俊”、“十哲”等，其中给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道生和僧肇，他们被尊为“涅槃之圣”和“三论之祖”。
　　二、促进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全面传播。罗什所译出的经典主要是大乘佛教初期的经典，特别是空宗一系的思想和大乘的禅法。在这些经典流传以后，大乘佛教在我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小乘佛教并举的局面。在隋唐时期，随着大乘主要经典的广泛传播，从而推动了我国具有民族化特点的学派、宗派的建立和民间佛教信仰的传播，例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三论宗的根本典籍；《法华经》是天台宗奉行的最高经典；《阿弥陀经》是净土宗依据的三部经典之一；《金刚经》对慧能所代表的禅宗南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另外对越南的无言通禅派(活动于 820——1221年之间)也起过相当的作用。
　　三、推动了中外佛教的交流和大乘佛教在东亚的广泛传播。罗什所译的经典不单是中国，也是与我国周邻国家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佛教立论和建派的依据。三论宗在韩国早期称为法性宗，东晋僧阿道、顺道及高句丽僧昙始最早在韩半岛传播“三论”思想；梁末隋初高句丽的实法师和印法师大力弘扬三论；新罗统一三国后，元晓曾著有《三论宗要》、《广百论宗要》等书，继续阐述法相学说。不过韩国的法性宗存世的时间不长，不久即衰落。日本三论宗是由高丽僧慧灌传入的，在日本的元兴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等地传播，最后以东大寺为本部，对日本初期佛教影响甚大。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传入日本成实宗，慧慈曾作过圣德太子的导师，为太子讲经说法。成实宗通常在日本被看作是三论宗的一个分支。最先把天台宗传入韩半岛的是高丽僧波若和新罗僧缘光(玄光)，缘光弘传《法华经》致使韩半岛“法门大开”，但真正建立起天台宗的是大觉义天。最初将天台宗传入日本的是鉴真，但真正使天台宗流传的是最澄。日本具有民族特色的日莲宗创始人日莲认为，《法华经》是末法时代拯救众生的经典，他创造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名拯救论”，把罗什所译的《法华经》视为最高的信仰和绝对权威。另外，罗什所译的弥勒和观音的经典，也是日本、朝鲜、韩国弥勒信仰和观音信仰的基本典籍。从上述可以看出，罗什所译的经典的确对东亚大乘佛教的传播起过重要的理论和指导作用。
　　四、对我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有着间接影响。罗什是使印度佛教艺术华夏民族化的创导者相传播者。一方面罗什的译经和思想常常是佛教艺术创作的思想渊源和审美的风范；另一方面作为佛学思想载体的佛教艺术作品，又决定了佛教教义理所发展的方向，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例如，罗什所译的《法华经》，提倡“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佛像，可得无上道”的思想，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为雕像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变的素材和艺术内容。有史实表明：麦积山石窟的三世佛造像是与姚兴接受了罗什的大乘思想有关，石窟中出现的大量“维摩诘经变”和“西方净土经变”也都与罗什的译经有关。
　　1994年是罗什诞生1650周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等七个单位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在他的故乡—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召开了以“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国的代表126人，其中既有世界著名的老一辈佛学家、梵文学家，也有年青一代学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民族学者和历史学家，另外，还有一批对罗什怀有崇敬心情，不远万里而来参加盛会的僧尼。与会代表围绕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主题，就罗什的生平、社会环境、中印佛教、佛典的翻译、西域佛教的历史和哲学、佛教的洞窟和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在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罗什与佛经的翻译、罗什与西域佛教、罗什的佛学思想、罗什与佛教艺术等五个方面取得了共识，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大家认为，这次会议仅仅是一个开端，以后要对罗什从更大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去研究，发扬光大罗什那种孜孜不倦，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事业的精神，为弘扬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进行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龟兹石窟研究所不仅在组织会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一直为出版这次会议论文集竭尽全力。陈世良所长和全所同志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论文集，甚至表示愿意自费出版。我为他们这种兢业的精神而感动。开展学术事业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过去龟兹石窟研究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出版了不少专著，有的专著是我国这方面有前瞻性的研究，代表了较高的水平，我相信龟兹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定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祝中国龟兹学研究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