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旱灾、地震、泥石流，但公益让我们守望相助,公益是一种信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慰藉，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有公益在希望就在。这一年，因为公益，我们守望相助，一起走过。

慈济基金会：推开大陆慈善之门

　　进入大陆的第20年，2010年8月，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终于在苏州正式挂牌，成为大陆第一家合法成立的境外非营利事业组织。

获奖理由：

自从20年前因救援华东水灾进入中国大陆，慈济基金会始终坚持“不谈政治，不做宣传，不刻意传教”的理念，从未停止行善的脚步，终于在今年获得在大陆的正式挂牌。20年里，它不仅为大陆送来房屋、学校和水窑，更带来了友爱，带来了先进的慈善理念。

　　简介：

　　慈济慈善基金会由证严法师在1966年于台湾花莲创办，是台湾乃至全球华人世界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在岛内外备受尊重。目前，它在全球拥有500多万名固定捐助者，5万多名“慈诚”“委员”等资深志工及数百万志工，援建项目遍布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言论：

“善门难开，好事多磨。但难开还是要开，多磨还是要磨。”——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回望慈济基金会在大陆20年的历程。

一年将尽，曾云姬的日程更加密集了，她正为慈济慈善基金会北京联络处的筹备奔波。

自从1998年在北京成为慈济基金会的志工，曾云姬一边经营自己的教育机构，一边负责组织基金会在北京地区的慈善活动。多年来，她经常与百余位基金会志愿者一起往返北京和河北涞源、易县贫困村之间发放生活必需品，还曾在第一时间到汶川地震灾区参与救援达21天。

　　曾云姬发现，大陆民众的慈善意识正在增强。现在，基金会每周组织的慈善活动中，前来协助的队伍里有一半是北京普通民众。尽管他们并非慈济基金会登记在录的志工，要自付旅费，但这些北京志愿者也愉快地作为临时志愿者参与其中。

　　“大陆慈善环境的改善是明显的，但不代表慈善活动已经开展得十分普遍。”这位加入慈济12年的资深志工说。“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把慈善作为个人第二份事业的‘志工’，而不是仅为大型活动临时组织的‘志愿者’。”

　　好事多磨

　　从参与1991年华东水灾救援起，先后有数万名台湾志工，从位于花莲的慈济基金会总部赶往大陆数十个省份的落后地区，在海峡两岸长年奔波、无偿参与当地的慈济支援项目，其中许多都是像曾云姬一样的台商志工。

　　经过20年的努力与坚持，今年8月20日，在苏州，大陆方面终于正式为慈济基金会举行了挂牌仪式。目前，慈济已在台商聚集的苏州设立了联络处，而北京和厦门联络处也正在筹备中。

　　实际上，基金会的“落户”计划早在2008年就获得了批准。不巧的是，正赶上汶川地震刚刚发生，慈济没有闲暇顾及形式上的挂牌，而是大规模地投入到了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两年来，基金会在成都、德阳、绵阳、雅安等市援建了13所学校、幼儿园和一座近百户的灾民新村。就在挂牌的前两个月，台湾慈济又与德阳什邡市签约，投资建设环保科技园项目，协助当地经济重建。

　　回忆起20年来在大陆的推进历程，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出八个字：“善门难开，好事多磨。但难开还是要开，多磨还是要磨。”

　　20年前，慈济刚刚在大陆开展慈善工作时，上海的慈济委员邱玉芬形容是如“在水泥地上播种”一样难，甚至曾有年轻人告诉这位来自台湾桃园县的资深志工：“慈善是资本家对内心不安的反省。”

　　1991年，华东五省遭遇严重洪灾，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受灾，民政部首次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这一年，也恰逢慈济启动海外救援。

　　慈济很希望能为大陆赈灾尽些力量。慈济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在深思熟虑后，请王端正副总执行长代表基金会拜访了时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马英九非常赞同慈济的善良愿望，同时认为，在两岸政治隔阂之时，通过民间形式增进沟通，“陆委会”“乐观其成”，并同意提供批文。

　　为了能够与大陆语境对应，带着批文前往北京时，王端正还特意琢磨出符合大陆官员习惯的汇报方式，即“一个目的，两个原则，三个不为，四类物资，五种协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谈政治，不搞宣传，不刻意传教”的“三个不为”，这也恰恰成为慈济打动大陆各级政府的准则，并坚持至今。

　　实际上，慈济秉持的“大爱”理念，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跨越了国界、种族、宗教的界限，即使在台湾岛内，蓝绿阵营对慈济理念也鲜有质疑。

　　但是在与大陆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接触时，志工们还是遇到了真正的挑战。各级官员对来自台湾的这个带有佛教背景的团体仍有顾虑，加上当时对慈善事业程序的陌生，以及畏惧慈善可能带来负面新闻，慈济志工与当地官员和百姓常常产生摩擦，甚至还有地方官员指责慈济志工总是挂在口边的“感恩”和礼仪是虚伪。

　　常年参与苏北地区扶贫活动的慈济委员胡蔡安回忆说，他曾深切感受到地方政府对他们的“迟疑”：地方官员总是设法避免志工们走进特困户的家，仿佛接受帮助是件丢人的事儿。

　　慈善应来自民间

　　但在资深志工胡蔡安看来，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民众，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洗礼后，都对慈善产生了积极的认识。他认为，《慈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华慈善奖”颁发等一系列政府行为，都明确表达了中央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

　　“国家层面重不重视，这一点十分重要。”胡蔡安说。但在他个人看来，如今几乎过多依靠的政府主导的慈善趋势也应该得到改善。

　　“国家办的慈善活动规模、影响很大，但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力更大，更能遍地开花。根据海外的经验，慈善这件事的确是民间自发的形式更具有活力，所以需要更多民间参与，甚至要由民间主办，补充政府工作的不足。”

　　事实上，慈济自身的发展正是这一理念的良好诠释。1966年，慈济基金会由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创立。最初，只是证严法师带领六名弟子，靠每人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来募捐，接下来，是30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五角钱，投入竹筒里，培养一点一滴行善的习惯。44年之后，慈济完全依靠民间自发的参与，不仅逐渐壮大，而且发展得更为多元，成为一家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志业，以及骨髓捐赠、环保、社区、国际赈灾等八项慈善工作于一身的全球最大华人民间慈善机构。

　　大陆方面似乎也进一步意识到了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2004年6月1日，修改后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取代了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机构首次得到了中国法律的认可，大陆对于基金会的设立主体不再有国别、地域的限制。慈济基金会也因此获得了官方注册的许可。

　　但慈济仍是特殊的。由于创始人证严法师的佛教背景，基金会目前在大陆的主管单位为国家宗教局而非民政部。但国家宗教局已承诺不会干预基金会的正当慈善活动。

　　现在，慈济志工继续在汶川震区继续参与三年重建计划。从震后第三天至今，先后已有1.2万人次志工赴川赈灾，各类重建项目援助资金预计将近5亿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仍然在为甘肃靖远、东乡等地百万人口修建水窖等抗旱设施，并为贵州罗甸、紫云、花溪等地的村民进行生态移民。

　　2011年，他们还将在福建顺昌洋口镇建起“大爱村”，为400多户在今夏洪水中受灾的农户重筑家园，这个项目仅当前的预算就接近5000万元人民币。

　　慈济基金会慈善活动的常态化和专业性，也吸引了不少大陆民众。

　　北京志愿者马志颖便是其中之一。五年来，她在外企工作之余，坚持每个周末与北京的志愿者们一同前往河北扶贫。和许多北京的志愿者一样，她不仅参加慈济基金会的活动，还参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

　　“我身边有一大批这样乐意投入公益事业的朋友，无论参加哪个慈善组织，都是同样的付出。”马志颖说。不过，她强调：对于志愿者来说，慈善活动是否专业持久、善款使用透明与否，是决定参与度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陆法律虽然已允许境外慈善基金会注册，但并未许可在当地招募全职志工和募款的资格。对于慈济基金会，这就造成在大陆使用的善款必须从海外地区调配，无法形成 “取之当地、用之当地”的善款良性循环。

　　不过，王端正仍然对在慈济基金会在大陆进一步开放运作的前景有信心。他表示，这一切，都可能在不远将来得到解决。

　　“随着更多个案在大陆成功，我们相信更多的慈善愿景会在大陆逐步实现。”王端正表示。

陈光标

　　获奖理由：

　　他多年蝉联“中国首善”的称号，如今累计捐赠的款物价值已超过14亿元。在今年的玉树地震、西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大灾中，他再伸援手。他行为高调，但他相信自己的张扬会影响和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尽管争议不断，但在中国的慈善界，他做的实事有目共睹。

　　人物简介：

　　陈光标，42岁，江苏泗洪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第十届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常委。曾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续四年荣获“中华慈善奖”，被称为“中国首善”。

　　言论：

　　“我就要高调做善事，如果你不服你来做，你来和我争‘中国首善’这个称号。”

　　陈光标爱荣誉

　　他热衷上杂志封面，从今年年初的垒“人民币墙”到“巴比晚宴”的裸捐，种种行为被人解读为作秀，但他认为，自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带动中国的慈善事业

陈光标很高调，不像是一个企业家。

　　与其他企业家名片上只留办公电话不同，陈光标从不隐匿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并主动告诉别人他那两个充满个性的有六位同一数字的手机号码。采访陈光标因此也不是难事，无须通过秘书，抓起电话拨号即可享受直达待遇。

　　陈光标已记不清接受过多少次采访，但对于自己的成绩和荣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今年捐了2.37亿元，占公司净利润的50%。“现在我有荣誉证书1700本，锦旗3000面，哈达上万条。”

　　希望更多的人用真金白银来作秀

　　“陈光标最爱荣誉了。”和著名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对自己的称呼方式一样，陈光标爱用“陈光标”称呼自己。

　　在他北京住宅的客厅里，他自己集结成册的媒体报道集俯拾皆是，其中一本“裸捐”的媒体剪报合集最厚，还分成上下两册；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着李连杰、王传福、熊光楷等各界翘楚的名片，桌上摆着两只印有“中央纪委”字样的白色茶杯；电视里，反复播放着陈光标的慈善短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灾区与其握手交谈是其中最重要片段。

　　陈光标的高调很出名。今年1月23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里，陈光标以10万元为一捆“砌”了一座3300万元的“人民币墙”。这些是他准备在2010年春节给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发放的红包钱。

　　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当天，陈光标耗资20万元，在《人民日报》以两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全国道德模范陈光标2009年的“特殊成绩单”》专题报道。他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采用这种方式会给官员一定的压力，让他们也想一想，这一年里给百姓做了哪些实事，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陈光标的眼中，他的高调会让更多人关心、关注慈善，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的队伍中来，同时也是给富人压力。“本来感觉他多有钱，理直气壮的，现在炫不起来了，再炫你像陈光标那样捐啊。他们有压力，看我这今天捐明天也捐，他吹不起来了。”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今年9月5日，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公布了一封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信。信中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此信的起因是，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拟共同访华，并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此前，二人曾在美国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因此“巴比”的中国之行，也曾被解读为“劝说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募捐”而让中国富人感到压力。

　　“中国富人需要像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富人来制造一些压力，然后将压力转化成做慈善的动力。”陈光标说，“虽然盖茨、巴菲特这次来不会劝捐，但我已经准备好主动回应他们，向他们承诺捐款，会在见面时把自己的承诺书交给他们。”

　　与大部分企业家婉拒晚宴或低调回应相比，陈光标依旧保持高调，他是所有赴宴的人中唯一进入宴会前接受采访、并在宴会后也面对媒体的富豪。

　　他还对“巴比”提出，希望二位能把他推荐到世界上最好的慈善学校学习，并想去美国设慈善宴会。

　　就这样，会客厅的茶几玻璃板下，又多了一张陈光标与比尔·盖茨的合影，以及“巴比”晚宴的邀请函。更进一步的收获是，“中国首善”之外，陈光标又多了个“中国祼捐第一人”的头衔。

　　质疑作秀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陈光标不在乎：“我做了十年慈善，有七年都被人家说是作秀。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来学作秀，跟我学拿真金白银来作秀，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他的方式或许真的有效。裸捐事件之后，一些企业家见到他时也表示要祼捐。每遇此景，陈光标都会盯着人家问：“你有多少资产？”晚上回到家再把数字记在小本上。“到现在为止，企业家向我口头承诺裸捐的总额已达3000亿。”

　　陈光标认为，统计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姿态，是唤醒人们的良知、道德感和尊严感。“如果还有人盯着我裸捐多少钱，这说明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提高。”他补充说，有人曾建议他成立基金会，但他觉得，走基金会之路太慢，目前中国需要的，是能拉动慈善这辆列车的火车头，是榜样式人物。

　　“那就是陈光标。”他对自己的作用似乎非常满意：“因为陈光标的大力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进步了几十年。”

　　今年9月，他注册了微博。短短数月，便两次引起轰动。一次，他表示将骑车上下班——虽然作为董事长，他几乎不用上班——若网友发现其乘车，一次奖励一万元。另一次，他将与央视某女主持人一起骑车的照片发上微博，请网友指出主持的名字，并为前十名向其指定的学校捐赠5台教学电脑。

　　“仅用了三分钟，我就输掉了50台电脑。”他当然不觉得是“输”，网友的积极参与似乎让他体会到了另一种被关注的快乐。

　　“首善”也有苦恼

　　但陈光标在生活中却未如此大方。他说自己消费不高，一块五毛钱的肉丝面就能填饱肚子，从来没去过歌舞厅、夜总会、桑拿房。采访中，他不慎摔碎了那个“中央纪委”的茶杯盖，他盯着碎片，啧啧叹息。当然，他在中国房价最高的几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房产，北京的坐驾是一辆宝马X5，这些是不能算在消费里面的。

　　这个自认为是中国慈善火车头的人偶尔也会觉得有点独孤求败。“不能今年首善是陈光标，明年还是，要有人接替。”他说他幻想着中国出现三五百个“陈光标”的时代。“那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时间都会提前好几年。”

　　议论陈光标的慈善是否作秀之余，人们不免也会对另一个问题感兴趣：首善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企业，陈光标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陈光标从1997年开始做企业，最初经营一家电子医疗器械公司。2003年，他投身环保产业，成立了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专业拆除公司，专业从事可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和再利用。他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赚钱最难的企业家，“比吃屎都难”。他说，因自己不遵守潜规则，95%的业务都是二手的，没有直接从政府拿过超一万块钱的生意。

　　“说一分钱没送也不客观，一般也送领导两瓶酒、两条烟或一条领带。”陈光标以此表示自己的坦诚。

　　但据他说，从1998年到2007年，每年都有相关部门查他的企业。这让他很伤心。在他看来，这就是没有遵循潜规则的结果。“幸亏我的公司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否则我早就进去了。”陈光标说，可能因为他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捐赠行为，2008年和2009年都没有查，但听说今年又要来。”他眉头紧锁，“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谁来保护陈光标？”

　　“首善”也有苦恼。他说，他在南京投资1.3亿修建防灾减灾培训中心，免费对市民进行灾害避险自救的培训，投入使用时想请领导剪彩，可连一个副区长都请不来。

　　苦恼还包括，他曾想在某大城市买几亩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但怎么努力都拿到不到一手地，只能买二手的。“为什么拿不到地？” 陈光标向空气中打了个响指，“还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商人的苦恼最后都通过慈善的荣誉抵消了。最近，他又荣获“CCTV中国年度品牌奖”和“北京市孝星”的称号。他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把这些荣誉晒了出去，并附上领奖的照片：平头，精致的西装，微胖的面庞满是笑容。

　　陈光标毫不掩饰对荣誉和宣传的向往。他说，上小学时，如果表现好而老师没有奖励他小红星，放学后他就会到老师家去吃饭，以示抗议。

　　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出题：如果面前放着两亿人民币和一本荣誉证书，你会选什么？“我宁愿选证书。”斩钉截铁的回答后，他还会替不知如何作答的人选择：“你肯定会选人民币。”

　　眼下，陈光标已开始计划明年的慈善活动。他打算与300多名企业家带上一亿多现金，去为莫拉克台风中受灾的台湾特困同胞发红包。不管社会上的议论如何，没人能否认，他的确屡屡把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放到需要的人手里去了。

　　2011年，陈光标注定继续高调。这位喜欢被媒体报道，热衷上杂志封面焦点人物，对于质疑将继续不以为然。“中国的慈善，怎么做都不为过。我就是坚持自己的特点，把有限的善款通过媒体的宣传达到无限的效果。”

黄福荣

　　提名理由

　　一个香港青年，带着简单向善的愿望，来到内地中西部偏远之地，为了帮助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下社会，即使是追逐财富和安逸生活大行其道的时候，他的行为提示我们，还有这样的人，愿意做力所能及的善举。他是一个货车司机，很平凡，但有不平凡的人格。

　　人物简介：

黄福荣，生于1964年7月6日，香港居民，原是一名集装箱货车司机，2002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做慈善工作。2010年4月14日在青海玉树地震中，他本已经脱险，但返回孤儿院抢救三名孤儿和一名教师后，在余震中不幸遇难。

　　言论

“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用心的去对人好，他们是知道的。”

　　慈悲阿福

　　没人说得清，他为何如此执著，独自远行，异域他乡，行善9年。有人引用他博客上的话说，“如果我们志愿者为公益死在路上，是上天给我们的幸福”

在香港义工黄福荣曾经工作过的玉树慈行喜愿会里，朋友们都叫他阿福。

　　会长木兰是这个组织里少有的会汉语的。11月22日这天，记者打电话过去，木兰正在乡下为孩子们忙碌着。

　　提起阿福，木兰唏嘘不已。

　　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那天，在慈行喜愿会孤儿院里，是黄福荣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从教室里面逃了出来。但很快，他发现废墟下还掩埋着三个孩子和一名老师，立即又一次冲进了废墟。就在这时，6.3级的余震来了。

　　烟尘四起，阿福没有能从废墟里出来。

　　很憨、爱笑，怎么逗也不恼

　　“我是货车司机，没有很多钱来捐助同胞，就来出份力。”黄福荣说。

　　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次到了一个陌生之地，他总会如此介绍自己。

　　阿福祖籍广东鹤山，五个孩子中，他排行第四。中学毕业后，曾入伙一家运输公司，后来单干，开一辆货柜车谋生。家里人不叫他“阿福”，因为家中男丁都是福字辈，他们叫他阿荣。

　　他去的多是内地中西部小县城，这些地方，一向闭塞，交通不便，各自生长在熟人社会，往往对这个满嘴港味的青年心存戒备。

　　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当地人就会明白，眼前这个消瘦的高眉骨深眼窝的青年，是个好人。

　　很憨，爱笑，怎么逗也不恼。

　　然后，这个阿福，就不再是香港人阿荣，而是某个县城某个村里的阿福。挑水、劈柴、送药、陪老人闲聊、与孩童游戏，他乐得其所。

　　初见他的人，很少会知道，他是个病人，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需打胰岛素。

　　没人说得清，他为何如此执著，独自远行，异域他乡，行善9年。有人引用他博客上的话说，这是个热爱公益的英雄，他说过：“如果我们志愿者为公益死在路上，是上天给我们的幸福。”

　　但是，他的姐姐黄月秀却说：“我比较抗拒‘英雄’这个字眼，阿荣不过在做想做的事情而已，很简单，不要拔高。”

　　“是什么推动阿福做这些事？我想是爸爸的教导，他在朋辈及乡里之间落力及尽心助人的榜样，一定自小已经在我们心中植根；他常说，国内人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能住，不能吃？因此，我们各姐弟自小已能极为弹性地接受不同的生活条件。”黄月秀说。

　　博客里，阿福用“傻人有傻福”来称呼自己。从他的日记能看出，他享受行走和助人的过程，见每一个人，帮每一个人，他都觉得是福。

　　有人说，这是个把自己低入尘埃的人才有的心态。

　　2001年5月，37岁的阿福在内地旅游时，无意中看到一本书《挑战死亡——白血红心走天涯》，书的作者是一名陆军少校，叫隋继国，自述了自己先后患脑癌和白血病之后，骑自行车走遍中国，为无偿捐献骨髓作宣传的经历。

　　阿福联系出版社，找到隋继国。两个身患疾病的人，很快聊在一起，成了好兄弟。彼时，隋继国从北京至深圳的“徒步走神州义务宣传骨髓捐献”已到后半程，阿福坚持加入，一起走。

　　“如果明天就死去，今天能留下遗憾吗？”那时的阿福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是年7月1日，他们走到深圳罗湖关那一刻，阿福觉得“充满了神圣感”。

　　2002年1月1日，阿福决定再次徒步宣传，为香港与内地的血癌病人筹款，从香港尖沙咀出发，“行路上北京”，他的口号是：“敬重生命，善待人生。”

　　此时，隋继国已病重得无法行走，阿福便独自上路。历时半年，行毕全程2800公里。姐姐黄月秀说：“我们一家人，连同刚刚学步的孩子，与他浩浩荡荡地一起走完卢沟桥至北京市的最后一段路。”

　　然后，黄福荣将自己仅有的12万元存款拿出来，全部捐给了中华骨髓库，并担任了中华骨髓库的形象大使。瞬时，媒体和荣誉纷至沓来。

　　但黄福荣并没因出名而高兴。

　　没多久，隋继国离世，又有几位朋友因筹不足药费医治白血病而去世，他颇受打击，再加上糖尿病需要定时用药，这些都让他觉得“事事不顺心”。直至他听从姐姐的劝说，开始练太极拳，身体慢慢好些，也有了新朋友，才不那么消极。

　　汶川，你让我干活就可以了

　　2008年，汶川地震。

　　阿福给朋友写信：“每天看到新闻都在哭，晚上根本睡不着，有时闭上眼就好像看到很多人希望有人可帮到他们。”

　　此时的黄福荣，除了糖尿病，还患上了肺结核。他要去汶川，家人都来劝阻，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阿福还是出发了，依旧一个人。

　　2008年5月31日，阿福到了成都，当上了抗震救灾志愿者。

　　在什邡洛水镇，阿福交了很多志愿者朋友，其中一个叫牟强锋，他对牟说：“我千方百计地来到这里，就是想为灾区服务的，你让我干活就可以了。”

　　牟强锋觉得这人很逗，便开玩笑地说：“没事儿，你跟着我，活都让你做。”

　　在灾区，阿福情绪很差，话不多，给人木讷之感。但沉默的青年不闲着，在洛水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为废墟下早殇的孩子们上香。

　　因为患病，因为看了太多病友离去，他很敏感，也多思，且忧郁。他把自己看得很低，总说自己是“无用的人”。

　　“这一大班好友、兄弟使我的人生中充满了一点点的光辉，也是因为认识这么多的好人，推动着我继续为有需要的人尽我每一分一毫的力量……也希望上天给我多些时间，让我可以用这无用的躯体再去帮更多的人。”阿福说。

　　在灾区，当地的志愿者大姐给他写信，和他交流经验，他每次看着信，都会流泪，身边的人说，这个不说话的青年其实很脆弱。

　　他也是一个简单的人。“在这么辛苦的路途中我遇到这些好人，加上在路上看到很多小孩对着我们的车队挥手，什么辛苦也忘记了。”他这样在日记里写道：“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用心地去对人好，他们是知道的。”

　　玉树，听说那里的孩子很穷

　　四川地震后，阿福参与了国内一些民间团体及个人自发的灾后支持工作，比如在什邡帮忙重建图书馆和寺庙。这些志愿者活动，也让他重拾以往的干劲及热诚。这期间，阿福结识了西部爱心公益网的朋友，开始对玉树等地有了了解，便想去那里做点事。他与朋友辞行：“听说那里的孩子很穷，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刚好这段时间有假期，去两个月，扶贫。”

　　2010年3月29日，阿福再一次离开香港，这一次他要做的工作，是到青海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当义工。离开香港前，黄福荣特意和全家人一起吃了早茶。他显得很兴奋，告诉三姐黄月秀：“我要去的那家孤儿院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玉树是三江之源，很美！”姐姐回忆，最后一次和阿福通电话时，他已经到了兰州，仍未出发去青海。他和姐姐还商量，如何把收集好的衣物和大姐做的40多个书包寄到玉树。

　　4月8日，黄福荣到达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孤儿院秘书长阿周回忆说，初见阿福，他背着大包，靠在墙角边休息，便上前开玩笑：“咱们都姓阿，缘分啊。”

　　第6天，地震来了。

　　后面的故事，被媒体一遍遍报道，但阿福自己已看不到了。

　　与他生前努力保持的低调不同，在香港举办的公祭会上，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交部驻港特派员以及驻港部队司令员纷纷到场鞠躬致哀，逾千香港市民在门外排队等候，要向这个46年的不平凡的生命致敬。

　　阿福家人后来发起了“黄福荣传爱基金” 用于帮助内地伤困人群，众多热心港人响应并捐款；很多香港大中学生，在阿福精神的感召下，自发组成“阿福义工队”，去传承阿福未竟的事业；至今，仍有许多人点进黄福荣生前的博客——“傻人有傻福的空间”，留下纪念他的文字。

　　香港特首曾荫权说，阿福的网名让他想起《圣经·马太福音》里的话：“慈悲的人有福了。”

　　提名理由：

　　玉树地震后，则热福利院志愿院长李星陆迅速通过网络爱心征集、网友志愿接力的方式，将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接到北京生活至今。一个人做一些善事，救助几个孩子并不罕见，但李星陆在七年的坚持中，好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亲人、朋友、同事等两百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并在更多人心中埋下慈善的种子。

　　人物简介：

　　李星陆，1968年生于辽宁鞍山，北京里维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海省玉树州则热福利院志愿院长。曾就读于丹东大学(后退学)、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起开始从事慈善事业，2010年在则热大爱公益团队基础上参加发起成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则热大爱公益基金”。

　　言论：

　　“是孩子们在慈善我，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恩人。我自己内心每一天都在想他们的变化，想他们是在回馈我，温暖我。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我的好意，我去哪里奉献我自己呢？我遇到了他们，他们给了我机会。”

　　李星陆：守护玉树孤儿

　　七年了，李星陆只有一项“事业”：为青海玉树的藏区孤儿找到一个家

“妈咪！妈咪！”12月的一天傍晚，当李星陆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教育机构时，一群刚下课的孩子们笑着叫着，冲进她的怀里。

　　对每个孩子，她都会微笑着注视几秒。

　　“如果你看了一个孩子，那么其他的孩子你也都要看到”，李星陆体贴着孩子的敏感，“因为孩子会记得。如果你没有看，她(他)可能就会受伤。”

　　他们都是玉树孤儿。地震前，他们的“家”是李星陆参与创办的、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的则热福利院。福利院在地震中损毁后，她将无人投靠的15名孩子接到北京，首先安置在一处度假村里，之后来到市区内这家愿意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里上课。

　　来京7个月，孩子们的变化让她欣喜。个子又长高了，说话时开始抬头了，能对着陌生人善意的眼神微笑了。离开大楼时，他们大声向保安说“谢谢”，排着队伍等着和她吻别。

　　“对于生活，我已经想得透透的了。它在我的面前，与慈善是一体的。”

　　奢侈品成了羞耻品

　　尽管只有42岁，李星陆却已经亲身经历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人生。35岁以前，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生的“负意义者”。歇斯底里、自大疯狂、贪心无度，一个亲妹妹见了都吓得哆嗦的女人。35岁以后，她被朋友们形容为“脱胎换骨”。美好、高尚、典范，这些曾经最不可能出现的词语被安到她的身上。

　　变化发生在35岁那年的西北之行。在第一次进入青海藏区以前，李星陆甚至从来不曾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入睡。或者家人，或者保姆，绝不让她孤单。她还有洁癖，有时很难跟陌生人同桌吃饭。

　　这些恐惧，被青海高原上“如同世界尽头般”的美景驱散。“秋日的午后，草原的芳香在阳光下淡淡地飘送，金黄色的青稞在山岭那一边的红叶间编织起迷人的彩带”，她在一篇随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然而，她的泪水却不够用了，她看到藏民们将捡来的方便面盒一次又一次地洗干净了再用，一家七口人的年收入只有1200块。即便如此贫寒，淳朴的乡亲们还是将她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招待，给她珍藏的食物——一碗酸奶。

　　“人怎么能那么苦难呢？”围绕着李星陆的个人世界似乎就在一瞬间坍塌。要知道，她的生活一直与苦难无关。

　　她出生于辽宁鞍山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所在的鞍山钢铁公司享受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红火与富足。长大后，她在北京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策划人，1998年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承接一些舞剧演出和其他文化项目，生活自此无忧。

　　李星陆从小爱美。上小学时，向爸妈说声“我上学去了、再见”之后，她转身就到卫生间里把喇叭裤换上，再把肥裤子塞到门口的菜篮子里。成为“比大多数人都有钱”的人之后，她一度将爱美天性发挥到极致。在还没有信用卡的年代，她将储蓄卡带到香港“刷爆”，“连下个星期的方便面钱都不剩”。十几万块的手表，几万块的钻石，全是取悦自我的礼物。

　　“这些奢侈品，在面对高原孤儿的那一刻，顿时变成了羞耻品。心从没有过的疼，与生俱来的悲悯和善良在那一刻显得苍白无力”，在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医院的高原部落，这位都市享乐主义者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挑战。

　　她看到有家的孩子们都穿着大人的衣服。而那些无人照顾的孤儿，有的被铁链拴着脚、链子陷进皮肉里去，或是饿得没有力气、只能睡在地上。他们头发凌乱，有着苍凉而渴望的眼神。“震动、震撼，我才知道我要救谁了。”李星陆说。

　　从青海回来后，李星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之前她和丈夫租住在酒店，一个月6万块——一天的租金就抵得过高原上那户人家一年的费用。她还宣布，要和当地活佛则热仁波切一起，建立一所儿童福利院。

　　可是，没有人相信她。亲朋好友们只是怀疑与好奇，想知道这个喜新厌旧的有钱女老板会“玩”到什么时候撒手不干。

　　只有李星陆自己才真正明白青海之行对她的意义。其时，她厌倦了自己成为自己的重复，渐渐陷入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当一个人想玩的都能玩到，想要的都能要到，那个时候就会越来越质疑，生活中每一个细小事情的终极意义”。

　　她再次走进青海，开始了对藏族孤儿的寻访。

　　“野孩子”的“妈咪”

　　到2005年则热福利院建成、2006年起正式接收孤儿时，被李星陆“捡”回来的孩子，都曾是高原上的流浪儿、乞丐或童工。“生活的经历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阴影，刚来的时候表现更多的是暴力、犹豫、怯懦、自私。”

　　一开始，他们讨厌这个将他们“束缚”住的福利院。他们分帮结伙地打架，女孩把对方的衣服剪成碎条；他们在深夜翻墙逃跑，宁可去翻垃圾，也不吃福利院的干净食物……这是一群放养在草原上的“野孩子”。

　　然而，李星陆从来不觉得他们有多坏，因为她自己小时候“也是淋漓尽致的坏”，打架、逃学、不听话，天性叛逆。然而，父母还给了她另一个似乎矛盾的评价，“心肠出奇地好”。

　　她攒钱买冰棍，自己不吃，要给隔壁穷孩子；每天帮最小的妹妹打扫班级卫生，把作业本撕碎了帮妹妹生火，就是为了让她在班里不被欺负。

　　李星陆相信“顽劣孩子的内心可能都是非常真诚善良的。他们是因为不知道好坏，所以在试探大人的底线”。

　　她也被这些孩子试探着。有一个男生常常故意问她：“妈咪，我叫什么名字？”这个男生最让李星陆心疼。他身上有几大块疤，是在流浪时被别人剜掉皮肉后愈合的伤口。直到现在，阴天下雨还会隐隐作疼。他特别爱打架，也特别会打架，在福利院里打成了老大后还在学校里为院里其他孩子出头。

　　到北京后，李星陆带孩子们去游乐园。其他孩子都玩一种叫做激流勇进的游戏，偏偏这个男生不敢，“他说我害怕”。

　　“你一下就知道这个孩子的爱打架、会打架不过是因为自己胆小，他所有的煎熬是来源于他的恐惧”，李星陆的泪水瞬间充盈眼眶，“你要是不跟孩子们在一起，你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

　　地震前，李星陆每年夏天都到福利院和孩子们一起住上一两个月。他们到北京后，她有了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谁种的花儿开了？或者，小芽长大了？”李星陆将孩子们一大一小地编组，发给牵牛花、鸡蛋花的种子来养。她带孩子们参观北京、参加志愿者活动；她不允许孩子接近那些将来回到玉树后不会有的东西，比如可乐等饮料。

　　“那么多孤儿，你保护得过来吗？”那些意外于她能坚持这么久的好友们，曾经这样问。

　　这个问题确实让李星陆为难。成立5年来，则热福利院陆续收养过五六十位孩子，可这仍然是个微小的数字。寻访中，对那些有传染病的、亲戚不乐意送的孩子，除了留下一些药品和钱，她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今年，因为一个名叫卓玛的女孩，她甚至一度感到绝望。

　　从卓玛6岁起，李星陆便每年为她拍张照。镜头里，女孩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小美人，然而在今年夏天，才13岁的卓玛突然做了妈妈——孩子的父亲，竟是卓玛的继父。

　　“做慈善真的要过自己的关。在你看了太多的困苦之后，内心反而要平衡”，在艰难平复下来后，李星陆告诉自己、也回答朋友说：“先不想还有多少孩子没帮着，我能帮一个是一个。”

　　擦亮内心的“珠宝”

　　“我要当孤儿的妈妈。拉着他们的手，一起看刚圆(升)起来的月亮，在新下的雪地上踩脚印。”高中时的李星陆已在日记里这样幻想。她把这段话念给好朋友听，好朋友愣了半天说：“你钱从哪儿来？”

　　李星陆想了半天，“那就挣呗。”

　　25年后，她付出了文化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每年几十万至百万不等；她付出了7年的精力与健康，因为腰痛和其他一些病症，朋友偶尔会见她坐着轮椅行动……

　　然而，她说自己得到更多。比如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美国丈夫开玩笑说，这个老婆“买一赠一”，以前那个打起架来拿菜刀的火爆女人、现在这个在孩子们身边微笑的温婉女人，“两个都爱”。

　　她还得到一个两百多人的志愿者团队：丈夫、母亲、父亲、姐姐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她自己的朋友；为福利院做法律顾问、设计宣传册的……年纪最大的80多岁，小的只有五六岁。

　　一位美国朋友的女儿，捐出拍卖玩具的一千多块钱；同一栋写字楼的某公司老总，就在大堂等着她，塞给她沉甸甸的一笔钱；更多的志愿者们，送锅炉、送图书、送水果、送班车……

　　“太多意外的惊喜了”，李星陆形容这就像初恋的甜蜜，“初恋的甜蜜不持久，很快就在锅碗瓢盆中暴露了，但是帮助孤儿带来的甜蜜可重复可复制，我就一直在感恩和甜蜜里。”

　　“她能感动很多人，她的爱心能够凝聚很多人，”她的好友周春兰说，“她的这种力量来自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行动。看到她是那么坚定、祥和，就会让人觉得，和她一起走在这条道路当中，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与更多的人走在慈善这条道路上，在玉树地震后，李星陆体会得更加深刻。在为接孩子进京而进行的“网络爱心接力”过程中，开车进入玉树的、主动担当藏语翻译的、帮忙买火车票的、接站的……很多网友的姓名，李星陆到现在也不知道。而在北京，天使妈妈基金、学而思教育集团、大旗网等机构，以及难以尽数的朋友，都在关心着孩子们。

　　李星陆曾经把慈善看成一种个人行为，不愿公开；得到如此多的厚爱后，她决定不再那么低调，考虑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公开筹募，以帮助更多孤儿。

　　今年8月9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则热大爱公益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会正在筹资扩建则热福利院，工程将在明年底完工，预计可以收养300名儿童，是地震前收养儿童的10倍。李星陆准备好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更多的朋友准备加入。

　　大旗网的一些员工，在救助福利院孩子们后，自发开办了公益频道，创立了爱心俱乐部，坚持参与社区环保、孤寡救助等活动。

　　这正是李星陆理解的善行，它并非是由她个人的影响力所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珠宝，蒙了尘，就看不出是什么了，跟石头没有区别。但有一天看到别人把珠宝亮出来，他(她)说‘我的心里也有珠宝啊’。于是把珠宝亮出来，擦亮了，璀璨了，世界就是这样美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