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家训或家规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一大特点。若从孔夫子庭训儿子孔鲤算起，可说是源远而流长。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晋陶渊明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书》，都属家训一类，但其卷帙都很小，影响也不大。后，北齐的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全书七卷二十篇，内容丰富，体例宏大，堪称中国家训之宝典，惠泽后世蔚然成风。

颜之推（西元531－590年），字介，琅邪临沂人。复圣公颜回三十五代孙，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之推创制家训，意在治家。他认为，治家首在教育子女，故《教子》是全书之第一篇。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甚至在中国教育史上比较早地论述了“胎教”和“幼儿教育”等家庭教育的方法。他在《颜氏家训》中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子生咳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就是说，古代圣贤的君王就有胎教的方法：王后怀孩子达三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而且胎教的方法还要记录在玉片上，收藏在铜制的柜子里。孩子出生后，还在幼儿时，就确定了太师、太保，开始对王子进行孝、仁、礼、义等方面的教育，并引导他练习。他又在《颜氏家训》中说：“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就是说，普通人纵然不能做到这样，也该在孩子会辨认大人的脸色，知道大人的喜怒的年龄时，就开始教育他，做到大人允许他做才做，不允许他做就立刻停止。这样等孩子长到几岁大时，就可以省得对他使用鞭、杖的惩罚了。父母对孩子既保持一定的威严，又不失慈爱，那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产生孝心了。

《颜氏家训》还说：“……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即孔子说：“少年时代养成的良好习惯，久而久之，就象天生一样自然而然。”正是讲的这个道理。俗谚说：“教导媳妇要在媳妇刚刚嫁来的时候，教育子女要在子女还是孩子的时候。”这话说得对极了。

《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十分可贵，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显著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宋朝以后，家庭礼治不断加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家法。权贵之家的家族法的代表是司马光的《家范》。《家范》在社会上层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南宋宰相赵鼎，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朱熹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繁琐的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即《家礼》。《家礼》在内容上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的规律基本一致，并且各种规矩、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逐渐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朱熹还把《大学》中的名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伦理框架，构建一个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要求每一个人，先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而后平天下。于是，家训或家规就超越了“家”的范畴，与“国”联系在一起，使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当一个人走上社会，为国效力时，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显示出自身的家教如何，这是家训的作用效果。

明末清初昆山人生员朱柏庐，没有显赫的仕途业绩。他的家训叫做《 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又叫做《朱子家训》。这是他用程朱理学的儒家伦理为家庭成员规定的日常生活准则。诸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当加温恤”；“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纵囊橐无余，自得其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等等，他把立身处世的道理用明白浅显的文字表达出来，琅琅上口，几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早已超越程朱理学的境界，化作一代又一代人的座右铭。

朱柏庐的后辈同乡王昶是清代高官，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王昶获得召试第一，先后在内阁、军机处做官，后升任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他的家训共有十条，包括要谨身起居，尊敬亲人长辈，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检点；要认识物力艰难，要爱惜财用，饮食淡薄，衣服朴素，一切以节省俭约为准则；告诫子弟考试不要作弊，不要请人代考，更不要营求关节——走后门、通路子；见利不能忘义，不能产生贪心；对待别人，不能产生漠视心、欺诓心、徇情心，更不能产生自私自利占便宜心；待人要宅心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导子弟要勤奋好学，不要心有旁骛，荒废学业；不要出入衙门，不要和走江湖的三教九流交往，不要和奸佞之人、刻薄之人、行为怪诞之人交往，以致沾染不良习气等等。这种家规，今日看来未免有迂腐之处，但总体倾向依然无可非议。对于身居高位，在乡里有着崇高威望的王昶而言，能够如此严厉地修身、齐家，约束自己的子弟，实在难能可贵，也值得今人深思与崇敬。

至于清代的启蒙读本《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为本，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分为五个部份加以演述；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等行为应有的礼仪与规范，特别讲究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改名为《弟子规》。《弟子规》集家训或家规之大成，可谓古代启蒙养和教育子弟、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