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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腔说中国戏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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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波尔在《支那事物》中说:“中国剧的理想完全是希拉(希腊)的,其面目、歌曲、音乐、科白、龅头、动作都是希拉(希腊)的……中国剧的思想是外国的,只有情节和语言是中国的而已。”主张“梵剧输入中国”说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引用这段文字后,认为“如将‘希腊’一语改为‘印度的’似更为妥当”。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戏曲发萌于原始时代的本土、成型于秦声(秦腔),而并非来自什么希腊与印度。

中国古代歌舞、音乐均为本土创造

中国歌舞,由来甚久。1973年,考古人员清理青海大通县孙家一座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型墓葬”时,出土了一只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陶盆内壁上部,均匀地画着三组原始人类的舞姿。每组5人,人人头垂发辫、腰系兽皮,正挽手应节起舞。这种集体舞蹈,不打节拍、没有音乐伴奏,是无法形成艺术节奏的。原始时代的舜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答:“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见,早在原始时代,中国已将诗(有韵而可吟诵)、歌(以声腔唱)、音乐(击磬)、舞蹈(化妆表演)四种艺术形式结合为一体,并有演出行动的组织者(乐官夔)。

再看传说“伏羲作琴”、“女娲作笙簧”、黄帝以“夔皮为鼓”、“伊耆氏蒉桴土鼓”、尧臣“无句作磬”,尧时《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以及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作箫,其形参差,以象凤翼”。还有,原始时代的“埙”,已发掘出土。另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30多支截取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而制成的骨笛,迄今已有7800——9000年的历史。从以上列举的这些,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中国古代音乐为本土创造。

巫觋、傩仪孕育中国戏曲

远古歌舞“神人以和”,其中必有交通人神的“巫觋”做媒介(联络者)。“巫,祝也,女能使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巫觋“亊无形”、“亊神明”,采取歌舞表演“降神”、“娱神”的原始艺术形式。先秦驱鬼除疫的“傩仪”,岁末欢庆丰收、酬谢神祗的“蜡祭”,均有由巫觋装扮角色、表演简单故亊情节的歌舞。“周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吕氏春秋》);“《周礼》有大傩,汉仪有侲子,要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周之旧制也。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遂之,则驱傩之始也。”(《亊物纪原》);“方相氏掌蒙兽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周礼》),可见,方相氏即巫师之职业的首领,驱傩有节令、服饰、化妆、道具、歌唱、音乐、舞蹈等,均有戏曲性质的习俗规制。

秦腔基本板腔流传二千余年

韩娥雍门鬻歌故亊云:“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列子·汤问》)韩娥向东往齐国去,经过秦都(雍)的大门,用卖唱谋食。春秋时,秦德公都雍,在今凤翔县;秦献公迁都栎邑、秦孝公迁都咸阳,由于秦行“两都之制”,仍称宗庙之地“雍”为都城。韩娥唱的歌,当即秦之声。能唱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可见其声腔韵味之美。

“秦之声”的声腔特点,由《薛谭学讴》(见《列子·汤问》)的记载也能得到证明:“薛谭学讴(唱歌)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辞别回家)。秦青弗止,饯(摆酒送行)于街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阻挡)行云。薛谭乃谢(道歉)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薛谭唱的“秦讴”,照李斯的记载,即慷慨悲壮的“秦之声”。

秦腔为板腔体戏曲。这种板式变化体,包括基本板式、附属板式和各种腔调。秦腔至今承袭了先秦韩娥卖唱时的两种基本声腔,一种是欢音,表演喜悦、欢快情感(“喜欢抃舞”),犹如韩娥唱“秦之声”的“曼声长歌”;一种是苦音,表演悲愤、凄婉的感情(“悲歌泣涕”),犹如韩娥唱“秦之声”的“曼声哀哭”。

当代秦腔仍然继承、保留了先秦和秦代“秦之声”方言、民歌基因——“歌呜呜快耳目”的声腔特色。秦腔唱腔分板路与花腔(彩腔)两种。基本板路(即板式唱腔),包括慢板、二六板、代(带)板、起板(二倒板)、滚板、尖(箭)板等6种形式,均以“真嗓”歌唱;花腔(彩腔),俗称二音子,音高8度,多用于戏中人物情感荡气回肠、不能自已和剧情跌宕突变之处。花腔分慢板、二倒板、代板、垫板四类,均从“假嗓”歌唱。板路与花腔均袭“长歌”(欢音)、“哀哭”(苦音)这两种“秦之声”的遗音规制。这种传承两千多年的声腔戏曲习俗,在中国戏曲史和世界戏曲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活化石”。

秦腔并非胚胎于胡亥、高渐离

对中国戏曲起源于秦声,清代杨静亭“迁功移绩”于秦二世,他说:“戏即肇始于傩与歌斯二者。及秦二世胡亥演为词场,谱以管弦,歌舞之风由兹益盛。后世遂号为秦腔,俗称梆子腔。”(《都门纪略》),清末的穆辰公推测,秦人仿效“高渐离之悲歌”:“渐离既死,秦人慕其为人,效其言者多,于是成为国俗。今之为梆子、为秦腔者,即所谓秦声也。后世秦腔,胚胎于此。”秦声在秦统一全国前后已经蜚声六国,秦二世在位不足三年,岂能独擅此功?至于说秦人仿效“高渐离之悲歌”,是无历史依据的,亦不合民俗传承规律。“燕赵悲歌”岂能成为秦代“国俗”?但是,清人将傩戏与民歌视为秦声、秦腔本源,却是可取的。

总之,秦代秦之声、三秦秦之声,属于中国本地戏曲,与希腊、印度“不搭界”。我们应该以秦声作为秦腔肇始、以汉武帝时代的《东海黄公》作为秦腔、也作为中国戏曲成型的断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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