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老师打过几次电话，说是随便坐坐，不知为什么，我总要沉下心来好好看几天她的书，才敢出发。其实就是想要努力把自己从一种世人习以为常的思想生活状态中剥离出来，觉得这样才能进入面对她的谈话场景。

著名作家宗璞

阴历正月十三

2004年的阳历2月3日。晴，冷。明天就立春了，燕南园没有一丝丝的微绿。燕南园的一栋栋老房子，年久了，老人一个个西归，沉静而寂寞，有些荒疏。站在57号小小的栅门外，怅然地看了好久已非昔日的“三松”。

三松，三松堂，已经是冯友兰先生的代名词。而宗璞称这里为“风庐”，记得她曾有一篇文章解释过为什么要这样叫。

冯友兰先生1990年去世。之后的十几年里，宗璞在不多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三松依旧”。这几年蔡仲德先生重病，宗璞几乎不再写，三松也伤了元气？其中一株死了。2003年8月，北大园林科来补种了一棵新松。宗璞说“这株新松宛如垂髫少女，代表生机。”无论现实怎样，宗璞的精神世界总是健康明朗的，所谓的大家气象在这种时候会不经意地露出来。年底一次莫名的风雪，京城的许多还来不及换上秋装的大树伤叶损枝，那棵经过多少风雨世面的最大的老松竟然就死了。学校来人清理过了，锯掉了如伸长了手臂遮盖半个院落的侧枝，他们不忍心齐根锯倒这三松中的长兄，留下了笔直的主杆和一小截侧枝，立在仅余的一株老松和垂髫少女之间，像一个巨大的拐杖。

2003年秋天，蔡先生在连续住院8个月后，回到风庐，生活似乎回到常态。宗璞为蔡先生的病而中断了多时的《西征记》，又缓缓的续上。这是宗璞长篇巨著《野葫芦引》全四卷本的第三卷。这部从1937年七七事变写起的长篇，岁月的风尘霜雪不仅在故事的情节中，作者饱经家事变故三松兴替的写作过程，似乎比故事本身更打动长期关心关注宗璞的许多朋友、读者。1988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十余年后的2001年，第二卷《东藏记》出版。第三卷《西征记》缓慢的启动又停止……有了提纲，甚至写好了其中的曲子，宗璞为种种家事，为自己的身体，为丈夫蔡仲德先生的病患，一再一再停笔，一停几个月，甚至经年。她没有抱怨，也不急躁，以家族遗传给她的温婉沉静，以与父亲酷似的目光和神态，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慢慢地接受，慢慢地习惯。《东藏记》最后一章的开头有几句话，宗璞一定是用心写的，写在几十年前，却似乎也写出现在的自己：

“岁月流逝，自从迁滇的外省人对昆明的蓝天第一次感到惊诧，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些年里许多人生，许多人死，只有那蓝天依旧，蓝得宁静，蓝得光亮，凝视着它就会觉得自己也融进了那无边的蓝中。在这样的天空下，在祖国的大地上，人们和各样的不幸、苦难和灾祸搏斗着，继续生活，继续成长，一代接一代。”

宗璞老师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衣。我们坐在蔡先生的书房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向阳的房子，位于风庐的西南角，三壁环书，窄长的窗前是蔡先生的书桌，桌上已不见文房用具，电话在这里就显得很醒目。

这次蔡先生在家里整整住了3个月，深秋，风庐花尽，叶落草衰，高高的老房子冷了。气温一天低似一天，新春一日近似一日。没有人注意到，瘦弱的蔡先生平静地走出57号，离开风庐，回到了医院。他并不是在躲避三松堂的冬天，而是为了治疗不得不回去。

谈话间几次有蔡先生的电话来，宗璞轻声告诉他，下午会到医院送粥。宗璞隔天一定亲自给蔡先生送到病房。大约10年前，宗璞大病，住院很长时间。蔡先生的弟弟曾寄旧书《粥疗法》，宗璞还由此写过一篇短文“从‘粥疗’说起”。当时蔡先生在每个探视日都为宗璞送饭。

无论从年龄还是体力上讲，蔡先生都曾经并且应该永远照顾护佑宗璞。一介书生，本无心俗务的，在三松堂这几乎远离尘俗的哲学殿堂，研究音乐美学的美髯学者，为宗璞亲燃人间烟火。很多年前，在蔡先生还非常健康的时候，他坚持为老房子装上土暖气。燕南园与北大的其他住宅区一样，有统一的供暖系统。可能是因为房子年久、高大，不甚暖。土暖气是为宗璞烧的，她受了凉，会犯气喘病。蔡先生亲任火头军，穿戴起工作服衣帽，上下台阶，填煤铲灰，辛苦是当然的。后来几年不是蔡先生亲自烧了，先请人烧，后由保姆烧，近年彻底不烧改用空调。

不过几年的时间，却轮到宗璞在每个探视日为蔡先生送粥，她也把这视为最重要的事，把《西征记》停下来，不顾病体。……

　　“历史有时很有趣”

心隐隐作痛，希望能在不经意间让宗璞老师暂忘不能改变的现实。近来报刊上连续有几篇有关“白米斜街3号”的文章，自然成为最适宜的话题。这个话题使我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地方有她童年中一小段温暖珍贵的印记，六十多年前，一个9岁的留着童花头的小才女，穿着中式长袍，曾有一年时间每天穿过藤萝院和游廊出入这宽大气派的宅门。

位于鼓楼的白米斜街3号，曾经是张之洞故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也就住在清华园。在城里买一处住宅以备不时之需，冯友兰夫妇有这样的想法，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北师大原校长、友人徐旭生（炳昶）就介绍了这所房子。张之洞的府第实际是连着的三个大门，中间的院落是白米斜街3号。当时张家的后代急等用钱，要价不高，所以很快成交。房子油饰一新，门外八字墙，大影壁，黑漆大门，冯先生在自家未住之前先邀徐旭生全家及著名的民俗学家常维钧（惠）住进。直到几年后战事日紧，冯友兰全家从清华乙所搬到这里，在清华与他们同住的冯先生的堂妹冯兰、张岱年夫妇随同搬来。常先生住前院，藤萝院后的第4进是正院，北房是双屋脊“钩连搭”建筑，共14间，冯先生一家住北房堂屋6间，张岱年夫妇住东耳房4间，徐先生一家住东西厢房和西耳房。

宗璞说：白米斜街还住过文绣。闻一多先生去世后，清华不再提供住所，父亲就请闻太太和孩子也住到这里来。闻先生的孙子闻黎明不久前还写了文章《白米斜街3号与闻一多遗属》。我们到后方去以后，李霁野先生也在这里住过，英千里先生曾来拜望。鲁迅的母亲或元配夫人朱安每月到这里来领钱。周老夫人只承认元配长媳，朱安始终与她住在一起，许广平和鲁迅当时在上海，按月从上海寄钱到李霁野先生处。

历史有时很有趣……

徐旭生先生的女儿，大宗璞两岁的徐恒在2004年初的《百年潮》上发表一篇题为《日寇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文中有这样生动的描述“院中有槐树、海棠、丁香等植物，两边游廊，我们下学一进垂花门就可以沿着游廊一路小跑到家，下雨天一滴雨也淋不着。”在徐先生南下昆明后，“院子里，听不到父亲与友人们的高谈阔论，却添加了孩子们的喧闹声。我家6个，冯家4个，常家两个，凑起来正好一打。除冯大姐钟链已上大学、我的小妹小弟太小，不能在一块玩外，其余的一起玩的热闹。三个大男孩子上初中，回家就刻图章。我和钟璞（宗璞）在一起，她虽才不到10岁，却能熟背《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学唐诗也比我背得快。有时我们聚在一起，就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辩论……”

张之洞不会想到，在他辞世二十几年后，还是一个极不安定的年代，在他的府邸，会有如此多的学界名人进出。他们融会了“西学”、“中学”的体用之思，博采中西文化之长，使这幢幽深老宅不因张之洞一人而留名，也不仅只在几位名门之后中口口相传，不断的文脉又从这里迁延，浸润影响着哪怕曾经短暂住过白米斜街的学人的后代，直到这个世纪。比如此时坐在燕南园的宗璞，熟背黛玉的葬花词只是她幼年汲取知识的一个途径，甚至是一种游戏，古典文学对她的整体影响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无形积淀。她以超凡脱俗的文雅平静描述她所熟悉理解的特定人群，传达着她对国家命运和社会现象的关注与思考。

“我的身体太不独厚了。”

从宗璞老师家回来后，我整理出一段我和她的对话：

叶：您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在您的作品中却没有很西化的模仿痕迹，是不是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关？

冯：“我想是吧。中国的东西影响更深一些，外来的毕竟是外来的。”

叶：大家都说您是得天独厚。

冯：“我的身体太不独厚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体没有上一代好。上一代人，比如像我的父亲，一直在正常的学习、留学，当教授。后来遇到了折腾，但身体已经成熟有基础了。”

叶：朋友和读者对于您从容的生活状态、写作心态十分崇敬。

冯：“也不是。我碰到很多事很不从容，比如家里的事，有的时候非常的不从容。很长时间不能写作，这对于我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但我对于这种安排已经慢慢习惯了。蔡仲德在家时，生活平稳一点，断断续续，可以写一点。可是这种大部头的书，不像翻译，放一段还可以拿起来做。大部头一搁下，再投入需要花一些时间。不过整体的构思已经有了，曲子已经写出来了。”

叶：我有时很难想象您如何应付那些必须由您亲自应付的家事。

冯：“我总是说家徒四壁最好，最轻松。蔡仲德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卧室中只要一张床，但坚持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我就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你一会儿可以去看看。就是特别乱，没有收拾。”

沉默，宗璞坐在蔡先生的书桌前，而我望着书桌上方狭长的窗。四周满是书架，蔡先生的书。

临别时，宗璞老师又说起很想到我家里看看，我说当然欢迎，希望她能和蔡先生一同来。宗璞一怔，“那当然太好了。”说这句话时眼光中有于她很少见的游离黯然。

在57号后门的矮栅前与宗璞老师作别，正月十三的阴冷即使在正午也依旧。

10天以后，2004年的2月13日，阴历的正月二十三，蔡仲德先生走了。

离他的生日还有十几天，他还没有到67岁。

自从上次离开风庐，就再没有回去过。

“这房子更空了，我还住在里面”

1977年宗璞的母亲任载坤去世后，冯友兰先生曾对宗璞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1990年冯友兰先生去世。2004年蔡仲德先生去世。“现在，在这房子更空了，我还住在里边。”宗璞说。

带着病体，写写停停，在各样的不幸、苦难和灾祸中，继续生活。宗璞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父亲失去目力听力后，就在这房间里慢慢地写，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冯友兰老先生在他的垂暮之年，在他赖以感受生活生命之美好快乐的器官都衰朽的日子里，没有发出过什么样的感叹和呻吟，他平静地说过：“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薪尽火传，一位哲学家对待生命的态度，在曾经长期侍奉在他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延续。

宗璞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她竟然也是因为目力的原因需要助手的帮忙。她的创作甚至比父亲要艰苦。冯友兰先生常年专注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从不为俗务分心。因为他有这样的福分，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贤淑的女性静静地辅佐。冯友兰先生曾有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云天万里，是因为1982年宗璞陪同父亲访美，诗写于候机时；云天万里，也是因为冯友兰先生所获得的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终因有慈母、贤妻、孝女。天高海阔，难以为报。这是冯友兰先生在哲学以外少有的对生命中的三位女性最简洁真诚的褒奖。而宗璞断断续续中的很多无奈，是她的上一代、下一代所难于遇到的。60岁、72岁的两个龙年，宗璞都写下了本命年的《龙年感言》，这十几年中，“许多人生，许多人死”，宗璞用节制的感情、节俭的文字表述传达了她的感怀；这十几年中，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面世，又有《宗璞散文选集》、《丁香结》、《铁箫人语》等等一系列作品出版；近两年更是有《风庐短篇小说集》、《风庐散文选》和从1951年至2001年五十年间的《宗璞散文全编》接连出版。人民出版社特地编印了《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收入了几十年间的评论文章。同时在这十几年中，宗璞大病，蔡先生重病。她的左手因放射性治疗的后遗症，臂丛神经痛，已无举纸之力，多方求治，群医束手。距下一个龙年还有七八年的时间，这期间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但在宗璞的精神中还会是“蓝天依旧”。

冯友兰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写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今，松堂依旧，三松不再，但枯杆仍如被一只无形的沧桑大手握着，上承往圣绝学，下启后世文思余韵枝蔓不断。纵使松不再绿，这擎天的杆挺立着；有一天这杆也倒了，它的气韵却已尽数浸入后人的血脉，枝杆无存，依旧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