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草原探险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千克，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岁—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千米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千米。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苦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公里的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珠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篷，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10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孙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蓝！”

“你们还来不来？”“来！”

这几声大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的广泛支持。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3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喝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举办或让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3年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题为《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经同年11期《读者》杂志全文转载，文章标题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广为传播。《较量》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引起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强烈震动。他们纷纷发表看法，采取对策，以极大的努力改变教育的失误。在大讨论和大争论中，《夏令营中的较量》中的某些细节也得到更正，如孩子负重实为10千克，至少行进23—29千米路，乡田实为日方队长，并非议员等等。但此文内容是属实的，并在教育部的调查中得到证实。讨论中，也有不少父母不以为然。有位独生女的父亲担任某报副总编辑，发表长篇文章批判《较量》；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发表批判《较量》的诗歌，说我：“抑扬文字没心肝”，“武后焉能贬牡丹”。

在争论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对今天的孩子了解多少？是否应听听孩子的评论？

我想起了对第一届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的采访。1992年在青岛举办的那次活动中，中日孩子之间的鲜明对比，与草原夏令营惊人地相似。 我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你们与日本孩子相比怎么样？”男孩子坦率地摇头，说：“不如他们勇敢，也不比他们能干。”“这是为什么呢？”听我这么问，北京男孩脱口答道：“遗传呗！”见我愣住了，他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上一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姥姥有‘三不准’：刀不让动，电不让动，火不让动。我长这么大，连火柴都很少划，家炊都不会，怎么会野炊呢？”他叹了口气，不服气地说，“不是我们不想干，是我们不会干，长这么大谁让我们干过野外探险？我们从来没干过的事情怎么会呢？”

我顿时明白了：草原上的较量不仅仅是中日孩子之间的较量？也是两国成年人的较量，那是两国的教育在较量！

草原夏令营之前的一个中午，77个日本孩子到了天安门广场。日方领队给每人发20元人民币，说：“现在自由活动，3至5人一组，买一顿晚餐，下午4点半回来集合，走吧。”中方工作人员担心起来，提醒道：日本孩子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不料，日方领队轻松地回答：“回不来也是锻炼，探险从这里开始了！”试想，带孩子外出时，哪一位中国教师敢这样做？又有哪一位父母放心老师这样做？因此，孩子以“遗传”二字评论中国的溺爱教育，可谓入木三分。溺爱似乎是为孩子好，实质上是不了解孩子也不尊重孩子的典型做法，是对儿童意志与权利的一种剥夺。可是，极少有父母想到这一层。因此，“包”字成了传统，一代一代“遗传”下来，造就了一代代动手能力和风险意识都相当差的中国人。有的同志说：“吃苦对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孩子的父辈大都下过乡，苦头吃得还少吗？可到头来终究是被耽误的一代。吃苦并不能换来现代化，对于一代孩子来说，吸收更多的现代化知识，培养现代化的意识才是更为重要的。与其花那么大劲让孩子们在荒山野地里吃苦受累，还不如将夏令营办到香港、日本去，让他们亲眼见识一下什么是现代化，不是更有收获吗？”看看周围的现实，我们会非常清楚，这段话颇有代表性，它代表了一种爱心和思想。 譬如，不少父母对孩子常念叨这样一句话：“只要你能学习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做。”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之下，少年儿童的整体素质表现出明显的缺陷，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生存意识、实践能力、意志品格等方面。据天津对1500名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51.9%的学生长期由父母整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74.4%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据新华社1994年3月24日消息，头年10月，长春市曾对104辆接送孩子上学的公车牌号通过媒介曝光，近日此风重新抬头。该市再次对47辆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公车进行曝光，并制定了《关于严肃查处用公车接送学生下学的暂行规定》。读者明察，这岂止一个长春市的问题，而娇宠孩子的做法又何止公车接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