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笔者很仓促地写过一篇短文，称山寨产品、山寨文化所体现的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因而都与自由精神无关。有朋友对此不以为然。这里涉及中国文化建设或者说重建的进路的大问题，所以实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尤其是在宋明以来，山寨是与朝廷相对而言。民众耳熟能详者如梁山泊、或者黄天霸，乃至窦尔敦的连环套。然而，如果如人们所说，朝廷是专制的，那山寨不过是朝廷的倒影而已。山寨的治理与朝廷如出一辙，甚至不如朝廷。朝廷还是讲究礼仪的，尚有一些明晰的规则，山寨连这些也不具备。若干人啸聚一处，打家劫舍，信奉弱肉强食的规范。最有趣的是，山大王如宋江们的最高理想是由朝廷出面招安。

在今天山寨文化中，人们看到的正是这种一面恶搞、一面等候招安的心态。有评论家分析说，山寨文化应为网络恶搞文化的近义词，本义在于消解主流话语体系的权威，重新建构时代的文化精神。这位作者提供的信息却是，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韩江雪的真实想法是，有一天能够叩开央视百家讲坛的大门，而山寨版春晚的所有做法，更像是向央视春晚致敬。这样的山寨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性，不过是主流文化的一个劣质化倒影而已。

有人说，这样的山寨再不济，也能够解构权威、颠覆主流。这也正是当初有人赞美王朔的理由。然而，一个权威、主流如果已经到了可以被人们以恶搞方式解构、颠覆的时候，其实这种恶搞也就不过是怯懦者的自我娱乐而已。它早已在民众心目中，甚至是在自称体现权威、主流的人群自己心目中不再是权威、主流了。

这个时候，真正重要的是重建和建设一种健全的文化，而这，与解构、颠覆毫无关系，而需要理性的、负责任的、严肃的建设。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有一种错觉，以为惟有经过破坏，在原有大厦的废墟之上，才谈得上建设。因此，法国启蒙知识分子、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曾经尽情地嘲讽、毁坏传统、主流，巴黎和上海滩的文人都曾经成批量地生产出搞笑、反讽之类的作品。在现代文化的谱系中，山寨、恶搞文化自有其渊源，尤其在现代中国，文化领域中的流民精神、甚至流氓精神和山大王精神，可谓源远流长。

在这样的解构、颠覆之后，只剩下一地鸡毛。旧道德被破坏了，不见新道德生长出来。旧文化被毁灭了，不见新文化生长出来。托克维尔曾经警告治国者，千万不要试图用新宗教替换旧宗教，因为，替换过程中必然出现宗教的真空期，此时，人性缺乏任何约束。人的本能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会产生致命诱惑，短暂的真空期可能长期化、永久化，而使社会永远丧失重建的可能。

对托克维尔的这个教诲还可以补充说，从原则上说，建设不需以破坏为前提。文化的生长建设不需以破坏为前提。文化从根本上不同于建造房屋，它是拒绝破坏的。破坏如果演变成为一种精神习惯，反而使任何建设都成为不可能。相反，文化的生长更像是植物的自然生长，重要的是长出新枝，只要长出新枝，旧枝就会逐渐枯萎。中国文化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无数山寨潮的冲击后所面临的最大尴尬就是，无人知道新枝何在，甚至看不到什么发芽的迹象。此时的解构和颠覆就是毫无意义的精神娱乐而已。

今日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解构、颠覆,而是建设、重建,需要的不是流氓精神，而是新的文化绅士精神。如果说，旧文化已经显示出其可笑之处，那替代它们的也不应当是山寨文化，而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独立文化。

这独立文化主要是由民间创造、涵育的，但是，流民、流氓、山大王虽非精英，也不属于民间——他们在“山寨”。他们或许有反抗的努力，却没有自由精神。他们或许也有天才，但却不是指向真善美的创造。

在中国，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无聊对抗荒谬。似乎出了庙堂，只能去山寨。这可能是现代中国未能实现文化之创造性转换、重建的根源。恐怕该换一种思维方式了：在这两者之外，也许还有第三文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