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品格，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道，以圣王之道为标准，衡量现实社会各层面形形色色的冲突，提出化解社会冲突的主张和措施，并在非儒中表现其主张的合理性，从一个层面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兼爱精神。爱是出自肺腑的最真挚的情感，爱是一种纯洁无私的奉献，是人间最宝贵的价值。墨子兼爱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珠子。墨子从圣王之道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发，审察社会、国家、人生的种种弊端、冲突和危机，追究其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冲突和危机的终极原因是不相爱。兼爱与不相爱是社会治乱、人民众寡、国家富贫的决定因素和终极根源。这使爱具有了根源性和普遍性的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无私精神。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是别人的父母兄弟，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自身还是别人，都一视同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无亲疏、无差等的兼爱，不是自私自利的爱，是平均平等的爱。这种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的爱。但在当时存有“亲亲”、“尊尊”的社会结构中，要推行墨子的兼相爱于社会，是不可能的。孟子的一句批判墨子“无父”的话语，被认为与禽兽无异，是有罪过的。但墨子的兼爱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仁义精神。“兼即仁矣，义矣”。这虽出于非兼者言，然墨子的言行，处处行仁义。“兼”什么仁矣义矣？兼是兼爱交利。兼爱交利便是仁和义。“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爱人利人的仁义道德交往行为，既顺天意、得天赏，又是君子遵道利民，本察仁义的道德使命。墨子贵义重利，之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儒家对义的追求，它所蕴含、所达到的往往并非以功利为目的,而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具有超功利的内涵。墨家却利涵义中,利是兼相爱行为的准则，是“爱利万民”，从上中下以利天鬼人的价值，这种天下之利，是一种大利、公利，而非自利、私利。因此，大利、公利即是义，所以爱利兼举。

兼爱精神就是天人顺应精神。人知天而顺天，天知人而爱人。“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天兼爱百姓，关怀民众,惩罚杀无辜者，赐福行义积善者，企望百姓改过从善，这是天对人的一种善良的意愿，同时天把能否顺应天的这种意愿开放给民众，由民众自己来选择，给予民众自己决定自己抉择的权利。

在这里天意与民众从善的选择是相知顺应的，但必须区别“杀”与“诛”“攻”与“诛”的关系，杀的惩罚是指杀无辜，并非指杀桀纣等罪人。“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为什么他们应得天之罚，是因为他们“从事别，不从事兼”。所谓“别”，一是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二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的三不利，是谓“天贼”；三是聚敛天下之丑名，非仁非义，憎人贼人。别相恶的反天之意，得天之罚，是合理表现，是诛，而非杀，杀无辜是不合理表现。在这里顺天意,实乃顺民意，天人互相顺应，以构建顺天应人的其命维新的国家。杀与诛，攻与诛的区别，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兼爱精神的深刻意蕴。

第二,非攻精神。非攻是一种古代和平主义精神，是兼爱精神在攻伐事件上的表现，是仁与义的表现形式。非攻是基于对各诸侯国间命运的关怀，民众生命的关爱，财产、城镇、文物等的关惜，所以非攻与兼爱联系在一起。攻伐有义与不义之分，亦即兼与别之分，爱人利人为义，害人杀人为不义。

公输般为楚国造成云梯,准备攻伐宋国。墨子知道后便起身到楚国去，他裂裳裹足地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国都郢，终于见到了公输般。他对公输般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想请你去杀掉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说：我给你十金。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说：“那很好”。“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无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宋国没有罪过而攻伐宋，是不智不仁；知道不智不仁，而不争不得，是不忠不强；义不杀少而杀多，是不知不类。接着，公输般带墨子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今有一个人，不要马车，却想去偷别人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居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去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什么人呢？楚王说：那是生了偷窃疾了。墨子说：楚国方五千里，宋只有五百里，这就象马车与破车；楚有云梦、江汉，有丰富的麋鹿鱼鳖物产，为天下之富，宋国连雉兔鲫鱼都没有，这就象米肉与糠屑饭；楚有长松、文梓、楠木、豫章，宋连大树都没有，这就象锦绣与短毡袄。这样看来与那个生了偷窃病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就是说攻宋是非义的行为。楚王说:善哉!不过公输般为我造了云梯,总得去攻宋。墨子与公输般以试云梯攻城的功效。墨子把几十片木片分成两份，一份给公输般，一份留给自己，作为攻守的工具；解下皮带，弯作弧形为城，两人一攻一守，一进一架，共九回，为九种攻守的方法，公输般歇手。后改为墨子为攻方，公输般为守方，攻守了三回，墨子的木片就进了城。公输般攻守都不赢，打消了楚王攻宋的念头，化解了一场国破人亡的、不义的攻伐。

攻伐的义与不义，是攻伐的道德标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非攻便是爱人利人之道，使人、国家、社会获得富裕、和平、幸福生活的想望。

第三，节俭精神。节俭表现为节约社会、国家物资、消耗、人力等费用、资源的行为，行为又受思想观念的支配。墨子的节俭思想观念，是出于对社会的腐败糜烂的忧患，浪费无度的痛惜，他继承和发扬夏禹不怕艰苦，终日乾乾、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以夏禹为榜样。禹亲自劳动疏通河流，水里来泥里去，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人腿肚子无肉，小腿上无毛，骤雨淋，强风梳发，为利天下，极为辛苦。后来的墨者，都遵禹道，以羊皮粗布做衣，穿木屐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为原则，不这样就不称为墨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墨子节俭精神体现其各种主张和行为之中。

墨子认为，圣王治理国家和天下，都是“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衣裘、宫室、甲盾、舟车求其实用，而不要豪华。圣王之所以王天下，其关键就在于他们“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爱民利民，谨忠谨厚，这是夏禹的精神，也是节俭的出发点，只有如此，才能忠信相连，真正做到节俭。圣王制定节用之法：凡天下群百工，各使从事其所能，以能奉给民众日用所需即可。饮食之法：能满足人的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的需要就可以了。不要极五味的、芬香等调料做的美食美味，不要远国的珍怪异物食品。衣服之法：冬衣暖和，夏服轻清就可以了。严格控制加费用而不增加民利的行为。

墨子批判厚葬久丧，废除“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贵贱上下等级的差分，一律“棺三寸”，“衣三领”。死者既已葬，即“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一律从事衣食之财的生产，以不失死生之利。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艰苦奋斗的动力，墨子的节俭精神及其理念,塑造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终日乾乾，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品德。即使在当今，对于人们也有警戒价值。

第四，救世精神。墨子以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救苦救难的悲愿，以救世为宗旨，赴汤蹈火，不辞生死。他的思想、情操、品行，即使是激烈辟墨的孟子，也称扬他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利天下主义者，他以利天下的救世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兼爱精神、非攻精神、节俭精神、救世精神等是墨家之道的核心价值、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体现了墨家之道之德的强大精神力量，凸显了道儒墨对于当时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的不同理解和表述。正是道儒墨的差分，才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智慧闪光的哲学理论思维的元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