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辞书出版社将要出版《张居正讲评论语》这本书, 我听后稍感诧异。因为在我对张居正的研究中，无论是他自己的书信奏疏, 还是《明通鉴》、《三编发明》这样的史书，均不见对此书的记载。询问编辑，告之所据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海内孤本，心下更为称奇。即请求编辑将书稿寄来一阅。读其讲评章句，乃张居正语气无疑，典型的蒙童读本。这个蒙童不是别人，正是明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翊钧。

一

朱翊钧于1572年即皇帝位，时年十岁，启用他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十八岁时就曾担任过嘉靖皇帝儿子裕王的老师。这个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垕(hòu)。1566年, 嘉靖皇帝驾崩, 朱载垕嗣登大位, 于当年就拔擢（zhuó）张居正为内阁辅臣，张居正时年四十二岁。两年后朱载垕又安排张居正担任太子朱翊钧的讲师。就这样张居正成为隆庆、万历父子两位皇帝的老师。

张居正四十八岁主政内阁。用他自己的话说，彼时“主少国疑”，张居正同时担负起主政与帝师的双重责任。

关于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振衰起隳（huī）的历史功绩, 史家多有定评。我在这里仅就张居正帝王师的身份作一点评述。

明代的帝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皇帝经筵的讲臣, 多从翰林院中的词臣挑选。还有就是东宫的讲师, 负责太子学习的专门机构叫詹事府。大凡太子登基, 都会拔擢自己的老师到内阁担任辅臣。明代的首辅中, 不少人都是太子老师的出身。因此，当太子的老师比当皇帝的老师，似乎政治前程更大。

张居正是在隆庆、万历两位皇帝登基之前，担任他们的讲臣，所以，他先后得到父子二位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所不同的是，他只是隆庆皇帝的讲臣之一。当时隆庆皇帝有五位老师，分别是高拱、李春芳、赵贞吉、殷士瞻与张居正。主讲官是高拱。所以, 隆庆皇帝登基之后，这五个人都相继入阁，但隆庆皇帝最为倚重的还是高拱，故让高拱当了首辅。

万历皇帝为太子时，只有四岁，他六岁出阁读书，张居正成了他的主讲官，这为他日后出掌内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能够当上帝王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古人有言“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这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但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的读书人却少之又少。明代选择帝王师, 虽然有非常苛刻的条件，但己当上帝王师的，从其作为来看，大部分都很平庸。极为恶劣和出类拔萃的，都比较少。究其原因，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帝王师的条件制订有误。帝师首要的条件是学问渊博，其次是品行端正。单从字面上看，这两条绝对正确。若要认真探讨，就会发现，在明朝，所谓学问渊博，就是对孔孟的儒家学说，做足寻章摘句阐微辩意的功夫。若培养学者，此类学问尚无不可，但培养君王，用这一套，便觉隔靴搔痒。

在读书人看来，帝王师高不可攀，但他除了“师”的身份，还有一个“臣”的身份。皇帝虽然是学生但更重要的是“师”的主子。老师跪着进讲，而学生却坐着听。单从这一点来看，所谓帝王师，也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仆人而已。因此老师进讲时, 大都战战兢兢, 除了按当年洪武皇帝钦订的孔孟之道来讲述，自己哪敢将经邦济世的学问掺杂进去呢？

二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成功的。李贽誉他为“宰相之杰”，一点也不过分。作为帝师，张居正也是称职的。

　　隆庆皇帝是1572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晏驾。半个月后，即六月十日万历皇帝登基。六天后，高拱的首辅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接任。八月六日，刚把祭祀大社、大稷的典礼举行完毕，张居正就以揭帖进奏“请以是月中旬，择日御文华殿讲读”。同时向小皇上建议：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接见大臣讨论国事，其余的日子则到文华殿参加日讲。他还亲自为小皇帝选择了马自强、许国、申时行、于慎行、余有丁等六位讲臣（这六人后来都先后入阁成为辅臣）。

　　当年的十二月下旬，张居正又向小皇上进献《帝鉴图说》。这本书是以连环画的形式，精选八十一则可以仿效的历代帝王治国之善举、三十六则引以为戒的祸国之恶行，讲述兴衰存亡的道理。每则故事配图画一幅。张居正主编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在进疏中，他言道：

　　前史所载兴亡治乱之迹，如出一辙。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

　　此时的皇帝才十岁，张居正不让他死啃孔孟，而是让他熟悉历代帝王之得失。可见，从一开始，张居正就想培养一代明主而非培养一位秀才。窃以为，非有大忧患者，不会有这种大功德的举措。

《明通鉴》中，关于张居正如何做帝师的记载，有如下几则：二月，癸丑，御经筵，从张居正等请也。

　　一日，讲毕，上问：“建文帝果出亡否？”居正曰：“国史不载，但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录诗进。居正曰：“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云。

　　三月，丙申，诏举将才。

　　时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于是乃诏内外官各举其人以备任使。

　　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万历元年，神宗皇帝当时只有十岁。前则故事道出小皇帝的好奇心，想打听建文帝的下落。张居正及时阻止了他的企图，因为他毕竟是成祖朱棣的十一世孙，正是他的祖先，当年发动“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叔侄争权虽是家事，但皇位从此落到朱棣这一脉系，毕竟来路有些不正。这件事在民间一直存有非议，许多人对建文帝抱有同情。朱翊钧少不省事，才打探这件事情。张居正若附和或者怂恿小皇帝为建文帝正名，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轻则摇撼政局，重则动摇国是。因此张居正才有以上一番言语。尽管当时就有人对张居正没有借此机会为建文帝表白幽怨隐恨表示不满，但从稳定政局角度考虑，张居正采取的方法无可指责。

　　后一则故事更是表明张居正以史为鉴，向小皇帝灌输“富国强兵”的思想。让小皇帝由古及今，认清当朝“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的弊政，并由此做出推举将才的决定。

　　事实证明，张居正的教导卓有成效。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一，天空出现日全食。在古代，大凡出现灾异，君王便认为是上天示警，便要立即检讨自己的过错。因此，就在这一天，小皇帝为对天象表示敬畏，在宫中制作了一块牙牌，上面写了十二件事：“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

　　当小皇帝将这块牙牌拿给张居正看时，张居正非常高兴，趁机教导说：“此数事者，虽因天变自警，其实修身治天下之道理全在于此，皇上可终身奉行。”接着又说，“懂得这些道理并不困难，但要身体力行就不那么容易。从今以后，皇上所作所为，凡有与所写不一致之处，应允许左右执牌以谏。”

此时，十三岁的皇帝朱翊钧，与其说是一个好皇帝，还不如说是一个好学生。他对张居正十分尊崇，冬天经筵，他亲送银炉给师相暖手，夏天调制羹汤给师相品尝。张居正主政内阁十年，朱翊钧从未喊过他的名字，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元辅张先生”。此等殊荣，当朝大臣均羡慕不已。

　　朱翊钧长大后，张居正对他的严格教育也未停止。万历九年二月，张居正组织一帮儒臣编写的《列朝宝训》《实录》成书，他再次呈给皇上。

　　两书共分四十类：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儆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裁贡献，慎赏赉，敦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戎狄。

　　从这四十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这部《列朝宝训》讲的仍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帝鉴图说》是童蒙读本，而这部书则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学了。此时朱翊钧已年届十九，且已结婚三年，属于成年人了。张居正为他制订了更为庞大的学习计划。遗憾的是，此时的朱翊钧，已失却少年的纯真。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的贪婪与刻薄，父亲穆宗皇帝沉湎酒色等恶劣品质，已在他身上逐渐露出端倪。

三

关于张居正的学问根基，一般都推为法家。但他对孔孟的儒家学说，的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主张死读四书五经，而积极引导小皇帝参悟经书背后的内容，契合孔子发言时的心境与语境。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给湖广提督学道金学曾写过一封信。摘录如下：

　　夫以孔子之圣，平生所志，惟在东周，生今反古，深用为戒。老不得行其道，犹修《春秋》以存周典，此岂以周之法独善于前代哉？盖为天下之礼宜尔也。今世俗皆称“愿学孔子”，乃不务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过。而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此岂圣人所谓“为下不倍”哉，恶在其遵孔氏也！

　　不谷素无学术，谬膺重任，思所以鼓驽钝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犹未二三也。窃以为今之教士，与士之为学，皆如不谷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后有得于遵也之义，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这封信的大致意思是，学孔若仅拘泥于字句，则非遵孔，而是抑孔、损孔。西哲有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袭其意用之，则一切学问皆是当世的学问。张居正特别强调“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复古学风。

　　给金学曾写信不久，张居正又给南京国子监司业屠平石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治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行之，故与七十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

　　在这里，张居正进一步肯定孔子因地献策、因材施教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研讨学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官之前，此时学习就以“修己治人”为主。为官之后，其研修学问则应以“称职免咎”为主了。前为励志，后为致用。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与七十门徒探求学问，坐而论道，是因为他周游列国而谋不到经邦济世的差事。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治学观崇尚务实而厌恶空谈。经他爬梳的孔孟儒学，立足于“用”而非稽古钩沉。

　　总而言之，作为帝师，张居正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开阔政治视野，于历史典籍中发掘治国的文化资源。客观地讲，他是一个好老师。

四

在中国历史中，帝师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有时候，帝师很好皇帝却平庸；有时候，皇帝渴慕知识而帝师不能传授经邦济世的韬略。像诸葛亮之于刘备，魏征之于李世民，刘伯温之于朱元璋，都属于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如云从龙，如风从虎。

　　设想一下，如果让张居正碰上刘邦，或让他碰上李世民，那将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历史气象！但是，历史不接受任何假设。他所有的“富民强兵”的智慧与呕心沥血的栽培，只换回一个以勤勉开始以昏庸告终的皇帝。数百年之后，仍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