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正义主要包括义、正、直、中等内容与意涵；正义是人性之理路，也是立人立国的基本原则，亦是建立社会秩序之理性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挖掘、提炼中国传统正义思想，当能为构建现代公平正义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本文拟对孔子的正义思想作一宏观的、粗浅的考察与分析。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正义主要包括义、正、直、中等内容与意涵。在孔子看来，正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也是立国的基本原则，亦是建立社会秩序之理性基础。

一义

　　“义”是孔子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中有两句话最能代表孔子对“义”的重视，以及他关于“义”的中心思想：一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二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两句话明显地指出了孔子把“义”看作是君子为人以及立身的根本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一个人之为人就在他是不是以“义”做其立身之原则及治事的标准。

　　在孔子的思想中，“义”是相对于“利”而言的。“利”是什么？孔子认为，“利”主要指一个私有的利益与好处，这种利益与好处来之于对外的财富，或一个人所占有的地位而获致的权力，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孔子并不否认富与贵是人欲望的对象，他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若得之有道，则执鞭之士亦可为之”。(《论语·里仁》)这里所讲的“道”，亦即指利之取舍的正当性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因此，孔子认为，一个人在追求富贵时，必须以“义”为基础和条件，“以义制利”，用“义”作为利之取舍的尺度和标准，“不义”、“害义”则不可“求”、不可“取”、不可“处”。那么，孔子为什么把义作为利之取舍的标准？在他看来，其一，“义”与“利”相比，义具有更高的价值，义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界定一个人存在价值的标准。其二，“利”是指个人一己之利益，为人欲之私，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而“义”是主体道德的理性原则，因此要实现人之所欲与理性生活相调和，即实现人与人共同和谐生活，需要“以义制利”。其三，“义”是人性所含，也是人之为人的依归。因此，求不求利，必须以义为标准。在这里需指出的是，孔子强调“义”，但并未把“义”与“利”视为完全相反之两事。“义”并不排除“利”的内涵，问题在此内涵的“利”是私或公，是一己或全体，是不应或应然。孔子所讲的“义”是公利、全体之利、也就是应然之利，亦即是对大体及应然之“利”的认识与裁断。

　　按照孔子的义利论，如果“利”指私利，“义”指公利。依此区分，我们可以把孔子关于“义”的思想概括为两个原则：第一，一个人应处处从公利着想，以限制私利之欲求，并以此作为判断私利之欲求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第二，一个人应当视私利不但为满足一己之欲求的需要，而且应把私利作为促进公利之一途径与工具。依此两原则，我们可以得到下列两种情况：一是私利与公利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舍私利而取公利，才是合义的、正当的、合理的。二是私利与公利不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私利取之无害，且有增进公利之间接意义，因而也是合义的、正当的、合理的。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义”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也是一个人肯定他人权益的理性态度。“义”因之意含一种对人我之际利益调节的尺度，也是一种对全体利益的理性肯定。因此，“义”的精义即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不以一己之私利为目的，而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并以此作为判断自己行为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

二正

　　正是孔子正义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上文已就孔子“义”的思想加以了分析，现就孔子“正”的思想再加以分析。孔子有关“正”的思想最重要的在“正身”与“正名”。“正身”与“正名”都与从事政事有关，二者都是治理国家，建立社会秩序之基础。

　　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品行决定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提出了“正身”的道德要求。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就是说，从事政事在使国家、社会进入“正道”，因此，从政必须有“正”的方向，“正”的理念以及“正”的方策，也就是要遵循“正道”。从政者不但要确定“正道”所在，而且自己要力行而推动之，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即正身以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秩序的社会，使整个社会步入“正道”。孔子所谓“正”或“正道”是什么？“正道”就是合乎人性之德与人性之理的路，也就是为善之道。何谓为善之道？在孔子看来，最重要的就是“仁道”。“仁”是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是各种善德的总括，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敬、宽容、信任、亲近、恩惠以及尽心尽力等，凡是一切与人为善，利人成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可归之于“仁”。可见，“正”与人之善与德有关，“正”也是人之德与善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是合乎仁与德的规范。“正身”即正己，正己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乎正道，也就是合乎仁与德的规范。因此，“正身”即要求加强道德修养，坚持正义，为善去恶。

　　孔子之“正”的思想，以人的修身为基础，重点在正人方面。但孔子也很重视制度正义，这层意思乃见之于孔子“正名”方面的主张。孔子主张为政要以“正名”为先。《论语·子路》中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之子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正名”是什么？“正名”就是指国家、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安守本分，名实相符，尽其应尽的职责，行其当行的职守。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所包含的主张。孔子认为，要维持社会秩序，就需要建立一套行为规范和制度，并按规范和制度行事。这些秩序、规范、制度统可命之为名，“正名”就是要使这些秩序、制度及规范历之于正，也就是使它们合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孔子看到了制度的正义性对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当然他这里所讲的礼乐制度是指封建礼制，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如果我们不管孔子“正名”之主观目的如何，那么，我们就不容忽视“正名”所代表的实现及达到社会秩序、人民安乐的正义精神。故“正名”亦构成说明正义的一项要素。

三直

　　与“正”、“义”相关的一个观念是“直”。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直”与“正”实际是相通的；“直”与“义”也是相连的。因而“直”亦是孔子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孔子首先肯定“直”是人之本性，是与生俱有的。他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这种与生俱有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种正直感，一种对正理的直觉。此种肯定到孟子就成为人性为善的根据。孔子还认为，不正直的人是为社会所不容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不正直的人能够免于祸害则是很侥幸的。这种肯定是对人性向善及为善的信心，更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制度的基础。在孔子看来，“直”也是与“义”相连的。“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更能在社会与人群中得到别人的爱戴，即所谓“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论语·颜渊》)，可见“正直”是人所归依的德行，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基于这个认识，孔子认为，任何国家和社会必须把“正直”当做立人及立政立制的标准，以求获得人民的接受，并使政治步入正轨。所以孔子说：“举直错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枉”是直的反面，亦就是“不直”，不直不足以服人，故一国的政事须选择正直的人来担任。直人领导政事，小则可使不直的人免于为乱，大则可化不直以为直。所以孔子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坚持直就是要求人们，尤其是为政者，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晋国大夫叔向主张处死循私枉法的弟弟叔鱼，孔子称赞叔向“不隐于亲”，“杀亲益荣”，是“可谓直矣”，“古之遗直”。在孔子看来，身为国家卿相，肩负以道治国的特殊责任。如果在政治法律活动中丢掉正义原则以循私利，那是不能原谅的。即使是亲戚也不能偏袒，而应当绳之以礼，处之以刑。叔向明于大体，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徇私情，对此，孔子极为赞赏。由于直是为政的准绳，是为民爱戴的德行，其与“仁”也就不远。有仁者之心，有知人之明，即可行正直之政。综上所述，孔子所谓“直”是人之善德，是取义之正道，也就是依义依理的行为。

四中

　　“中”是与“义”相通的，因此，“中”也是孔子正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义者宜也”。所谓“宜”就是合于时宜，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时中”。可见，“义”是合乎中道的。所谓中道，孔子说“允执其中”(《论语·尧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讲的“中”即是要求统治者在自己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关系。“两端”就是“过”与“不及”，“允执其中”也就是说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孔子在评论弟子时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显而易见，既无过，又无不及，就是中道，即为人处事要适度，做到平衡。孔子还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从这也可以看出，不狂不狷的“中行”就是中道。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中”是指不过分和不欠亏，也就是“无过与不及”。可见，“中道”包含了公平、公正、适当、平衡之意。《中庸》以人性为例也阐明了这一意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都有喜怒哀乐，当人的喜怒哀乐未发动时，人的情性就处于平静、平衡的状态，这就是“中”，故“中”就是指“平静”或“平衡”。当人的情性已发动，但适当、有节、不过度，即处于温顺、平和的状态，这就是“和”。此处所谓“中节”乃是指有分寸、适度、既无过也无不及。那么，什么是有分寸、适度？孔子认为，判断的标准就是“礼”。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崽，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慎、直、勇都是美德，但如果不以礼调节，使之适于中度，则会流于过或不足。礼的最大作用就是协调、中和。因此，中道就其实质来讲，它强调事物的平衡性、稳定性、和谐性，以及为人处事的公正性。

　　中道是道之至中至重者。孔子说：“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把中道提到了“至”的地位。《中庸》也说：“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人性之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达到中和，就能使天地融洽，万物生长发育，社会和谐有序。如前所述，义是合乎中道的，由于“中”是性之本体，故中道亦可视为“义”之本体，“和”是人的情性发动符合“中节”的状态，因而是“中”的实现，也可视为“义”的实现，故“义”即为本性之“中”的具体实现。可见，“中”是“义”之本体，“和”是“义”之为用。如果把这层意思用之于“义”的概念上，则可见“义”亦为令天地立位、令万物发育之大原则，大德性。由此可知，中道是建立社会秩序之基础，亦是孔子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宗法等级专制社会，并与这一社会制度相适应，因而不可能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历史的局限。但从上分析可知，孔子的正义理论也具有对任何社会实现正义都有益的合理因素，这些因素经过辩证分析，科学扬弃，仍不失其当代价值。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