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一共四大片。吴粤湘赣紧相连。客家还有平和晋，闽话要分北和南。”这段话可以用来概述中国方言分布。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不同的方言。如今，中国南方地区是世界上方言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也持续地存在着“官话”，令北方地区的方言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相对而言，中国南方的语言变化少，差异大，北方的语言差异小，变化却很快。这些都是怎么造成的？中国古汉语和方言的流变到底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今天，还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发展阶段

　　汉语变迁“四步走”

　　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变化，并不是到近现代才出现的。在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汉人扬雄的《方言》中就对此有着记载，比如其中写道，“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这里的“凡语”就是当时的“普通话”。

　　作为表达工具，汉语一直在发生变化。而“古汉语”这个概念也是很笼统的。“元代的汉语也是古汉语，但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就截然不同，更别说和先秦相比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王弘治说，“从晚唐到元明是近古（近代）汉语，但分歧也很复杂，比如元曲中的口语就不完全接近红楼梦的口语。”

　　目前，汉语语言学家普遍将汉语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东晋以前）为上古期，先秦时期古人们使用的语言如《诗经》就是上古汉语；公元四世纪到晚唐为中古期，其中隋唐有切韵，语音方面的研究比较透彻；从五代以后到十九世纪是近代汉语。宋代的理学语录、元曲、明清小说都可以算入近代汉语；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所以“五四”以来的汉语便是现代汉语。

　　分化过程

　　人口迁徙导致语言流变

　　考证古汉语的演变，也是考证方言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变化。地缘与语言的关系尤为密切，纵观中国各地方言的流变，大多数时候都和人口的迁移有关。

　　随着人口的流动，古汉语被带到了中国南方各地，出现了古汉语的各地分化现象。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表示，大体而言，最早分化的是闽语和粤语，“我们现在直观的感受也是闽语最难懂，它可能从汉朝就分化出来，虽然粤语可能还要早，从先秦就开始分化，但福建地区多山，交通比广东更不发达，所以差别和中原语音最大”。

　　以南粤为例，最早对其人口迁入的猜测可能可以推断到“秦使下岭南”阶段。今天的粤方言区在古代是百越杂居之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华夏民族开始向南粤迁移，将今天黄河流域的语言带到了今日的广东。唐代，虽然岭南依然被视为“贬黜之地”，但依然有大批汉人南迁到这里。

　　客家话的出现则稍晚一些。它从东晋开始分化，然后则是吴语，但吴语中依然有着根本不像汉字的成分，可能是江南地区早期少数民族语言。吴越地区的早期居民也不是华夏民族。东晋时，北方的大批贵族、流民南下。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江南地区又接受了一大批避乱的移民。“语言跟着人走，就像基因一样。”王弘治说。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过程，其大的趋势更是北人不断南移，这就使得古老的中原音韵反而在遥远的南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地理位置和时间远近决定了分化程度，四川虽然也偏僻，但因为直到近代汉人才迁入，其语言即使特点鲜明，北方人却还听得懂，因此被列入北方话体系。

　　政治中心的偶尔南移，也给一些南方方言造成了些奇异的特点。“北宋南渡对南方的影响很大，全国各地很多方言都受到了影响。”王弘治说，最典型的是杭州话。南宋定都杭州，带来了汴梁的语音特点。所以今天的杭州话和其它吴语都不太一样，如第二人称用“你”，并存在“儿化”现象。

　　交通运输和军事中心的转移也会对方言产生影响。天津话和临近地区的方言就不太一样，有些与南方方言相似的特点。这可能是因为，明代建立卫所制度，天津成为“天津卫”，大量从南方征来的士兵来到天津，给当地本已北方话化的方言带来了一些南方，或者说中古汉语的特点。“人口迁徙是长期复杂的过程，有的时候会出现高潮，使得语言也像地质一样，有不同的层次，一层层地叠加。”汪平说。

　　交流融合

　　外族语言影响汉语

　　如果有人说唐代的语言和粤语是一样的，也并不科学。虽然粤语中保留了较多的古老成分，但今天粤语的语言形态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言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它不仅自身随时间和地域特点发生了很多变化，也在和其它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发生了融合和变化。

　　粤方言区很早是百越杂居的地方，在汉人南迁的过程中，百越人的方言自然地融入到了汉语之中。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民族杂居对粤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今天的粤语中有很多非汉语的现象，都是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语言的影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各地方言的演变中，比如客家话就可能受到了畲族语言的强烈影响，而北方话则可能受到了阿尔泰语、满语、蒙语的影响，民族交流和融合对古汉语演变的影响是十分大的。

　　当地地理环境因素也会促使语言变化。因纽特人语言中关于“雪”的词汇，就是语言学界的一则传奇。1911年，语言学家博厄斯（FranzBoas）在因纽特人的语言中发现了4个表示雪的词，随后，另一位语言学家沃夫（benjaminleewhorf）将这个数字提升为7。今天，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因纽特人表示雪的词应该有12个。这当然与因纽特人身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人，因为极少见冰雪，所以其语言、方言中此类词汇就较少，使用起来也较混乱。粤语中却常常混淆“雪”、“冰”，比如“冰棍”是“雪条”，“冰激凌”是“雪糕”，“冰箱”是“雪柜”。

　　粤方言的演变还可以看出对外交流过程中借词和译词的影响。广东开放较早，也有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华裔，这都带来了大量的外来语词，比如“泵”、“吉他”、“邮票”……

　　文明发展

　　经济活动促使语言变化

　　“越是文明的中心地区，语言变化就快；反之，越是远离文明的中心，语言变化就慢。”王弘治说。华北是汉语的发源地，但北方的汉语无论在语音、语法还是词汇等方面都发展最快，这与政治、经济中心长期建立在北方有关。

　　相反，远古的“中原旧韵”却可以在远离中原的南部保存。地缘差异甚至也可以解释晋语的独特性。山西地理环境独特，山河天险成为了这个地方天然的屏障，但同时也阻隔了它和外界的交流。晋语或许就因此保留了中古时期的特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语言是一种过程，方言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城市，变化速度会加快。上海话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最初，上海话和吴语代表方言苏州话接近。但自民国初年开始，上海发展为经济重镇，从浙江宁波等地迁来的其他吴语区人也成了改变上海话面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话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过去30年中，上海又经历了一次大发展，上海话同样发生巨变。“今天上海的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和老一辈人说的上海话很不一样。”王弘治说，“现在的上海方言甚至可以分出四个层次：老派、中派,新派,最新派。”同样的情况也在其它大城市。即使是在北京，持传统口音的人群同样在减少，而新北京话则在迅速发生变化。

　　随着文明和人口在各地域的集中，一些方言在消失，另一些方言则在迅速发生变化。“对我们来说，方言是无价之宝，但它的变化却是历史的趋势，政府不能过度保护某种方言，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话也不能以取消和打压方言为前提。”任教于暨南大学的语言学博士侯兴泉说。

　　目前，汪平等语言学家们正在参与一个全国性的项目，收集各地方言语音，以供今后的学者研究。“普通话推广是必要的，但方言也需要尊重，我们不能违反语言变化的自然规律，但是也有必要对语言进行保护，哪怕是放到博物馆里保护。”

　　谁来做古汉语的活化石？

　　现代人没哪个曾经听过“古人”说话，特别是古人的语音，因为汉语没有注音的特点，我们也很难找到史料来推断古汉语。可实际上，语言学家们却总是能告诉你这个字古代怎么读，那个字古代怎么读。汉语语言学家是怎么寻找古汉语的踪迹的呢？方言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从学术意义上而言，方言的确是古语考证的一个“活化石”。中国南北各地的诸种方言中，古汉语的“基因”都无处不在。

　　方法：现有史料配合异域方音

　　古人是怎么说话的？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却有一些手段可以接近“最终答案”。一种方法是根据现存史料来判断。有一些文字记载了古人说话是什么样的。通过最早的甲骨文，学者可以接触到3000年前的汉语。后来汉语独特的“读音字典”出现了，那就是韵书和韵图。这是古人对汉语音韵进行分类的专门著作，如《切韵》、《集韵》、《广韵》等。古代汉语没有音标系统，他们使用反切的方法来标示汉语的读音，比如“东”这个字可以注为“德红切”，表示“东”字的读音由“德”和“红”拼成。古人还会将同韵的字排在一起，形成一个“韵目”。把汉字的发音都绘制在一套表格中的时候，就成了“韵图”，读图者可以根据声母、韵母来寻找需要查看的字。传统的韵书、韵图十分重要，语言学家不仅可以寻找到古汉语发音的秘密，也可以拿今天的语言和其对比。不过，韵书出现在六朝之后，韵图出现在晚唐之后，而且对口语的记载并不多。

　　另一个重要方法叫“异域方音”。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汉语极大地影响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语言，如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隋唐时期，这些语言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读音。比如，《广韵》里记载的“于”和“余”，“英”和“应”，“益”和“亿”，都有着不同的发音。今天，这些差别在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中都已消失，却依然保留在越南语中。通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法，可以了解到古时汉语的读音。

　　古汉语同样受到了外来语“借词”的影响，唐代之前译“印度”作“身毒”或“天竺”，我们就可以据此了解到当时竺、毒二字读音接近。同样，“佛”（buddha）最初译为“浮屠”和“浮图”，稍后译为“佛图”和“佛陀”，可知汉时的“屠”和“图”念da，入唐后不再念da，而改用另一个当时念da的“陀”字。

　　不过，如果没有现在活生生的方言证据，这两个方法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拿借词比较来说，无论是普通话还是越南、日本、朝鲜话在读音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只有和汉语方言结合起来进行“今古对比”，才能真正找到古代的语音。

　　“语言学跟生物学很像，语言的分化就像生物的分化一样，有着亲疏远近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语言学博士王弘治说。人们无法知道古语的真正面貌，但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研究比较，对古语做出假设。在语言学界，这叫做“构拟”，就像可以通过化石还原远古生物一样，语言学家们也可以通过方言“重构”已经消失的语言。

　　方言汉语大致分7区

　　在中国版图上，从哈尔滨到昆明，可以画出一条长达3000米的直线。直线的以西、以北，有一片面积广大的北方方言区。在这个区域内，至少可以分出四个大区，八个分区（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但出生在此方言区内不同地方的人，基本通话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北方话内部语法基本一致，词汇方面差别也大同小异，这块地方占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容纳中国人口的70%。因此，北方话成了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长期以来，北方话都作为官话存在。在这条直线的以东、以南，情况一下子就变复杂了，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别很大。

　　近600年来，汉语发展出了7个主要的地域方言：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后六种方言主要集中于中国东南地区，它们都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成分。“现在假设，南方方言保留隋唐旧音更多一些。”王弘治说。

　　中古时期的古汉语有入声，入声读音短促。在普通话中，入声已经完全消失，但在粤语、吴语、闽南语中却仍然完整地保存着，比如“十”，普通话念shi，粤语念sap，闽南语念sip，音节仍然保留着急促闭塞的顿挫感。

　　粤语是南方方言中和古汉语尤其是中古汉语较为接近的方言。比如，它单音节词很多，类似古汉语的表达，而普通话中有很多词带“子”字，粤语中“子”为结尾的就很少，“鞋”就是鞋子，“箱”就是箱子。侯兴泉举例说，先秦时，“跑”叫“走”，“走”叫“行”，在今天粤语方言中，“走”依然是“行”。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也举例说，宋词如《满江红》里有很多短促的入声，如果借鉴粤语来念的话，就可以体会出它的独特的风格来。

　　南方方言它们都像古汉语

　　不过，并非只有粤语才是古汉语“活化石”，在中国南方很多方言中都留存着古汉语的基因。“就像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后代，有的鼻子像老祖宗，有的耳朵像，只有把这些特点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描绘出老祖宗的大概的样子。”汪平说。

　　广东话虽然入声保留最完整，但在吴语中，古代的浊声则保留最完整。吴语和闽语中的词汇大多数也是类似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如“眼睛”，闽方言中叫“目”，“站”吴方言叫“立”。一些古代诗词，普通话念起来不押韵，但用吴语却能很好押韵。汪平举例说：“远上寒山石径斜，枫叶红于二月花，普通话里‘斜’和‘花’并不押韵，但苏州话‘斜’念‘霞’，就可以押韵了。”

　　闽语中有些白读成分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没有经历中古时期的语音演变。它保留着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一个很大区别，不带唇齿声母f，比如“分”字，闽南话中并不念“feng”，而是念“pun”。此外，闽南方言中还完整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韵尾和赛声韵尾。

　　同一个音类，北京话中是送气音，在吴语中却是如古代一样读浊音，这个情况可以和韵书韵图相印证。有一些在官话中已经消失的古词，在吴语中还完好保存，比如“不”字，在吴语中还读成“勿”，“洗”读成“汏”或“净”，“继母”读成“晚娘”，“二十”读成“廿”，“多少”念“几许”……吴语中还保留着很多古百越语的成分。

　　在湘语中，还完整保留了古浊音系统，比如f和hu相混，元音鼻化现象很普遍。客家话中同样保留了很多古音，其中没有浊声母如dz、v等，只有塞擦音ts、s等，所以会把“知”念成“低”，把“值得”念成“抵得”，还没有r的发音，所以把“你”念成“汝”，把“乳”念成“能”。客家话中更有着在句后大量保留“也”的后缀习惯。古汉语有着动词重叠的构词方式，这在今天的客家语中依然能看到。

　　南方不同的方言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载了不同的时期。“吴语是带着早期的读音，粤语则带着下一个时代的读音，通过横向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历史的先后。”侯兴泉说。

　　北方方言北京话同样很古老

　　哪怕是特点相对统一，变化较快的北方话，也有很多古老的方言。春秋时期，孔子各地传教，说的是一种“雅言”，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官话，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说的“雅言”，是一种当时在传播知识时使用的通用语，其基于洛阳音，这是因为当时洛阳是中原地区的核心。不过，王弘治表示，从周公姬旦建立成周之后，洛阳一直被认为是天下之中的都市。洛阳方言就一直一脉相承而来，在中国历史上一度被看成是标准的“读书音”。但当时的“洛阳音”和其他地方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史料缺乏，尚勿定论。

　　北京话也是很古老的，但老北京话的起源到底是哪儿，学界目前还存有很多分歧。有一些学者认为北京话的底层是满语，但更多的学者更赞成北京话来自东北的观点。从时间线上看，很多学者认为北京话的语音跟元代时候中原音韵差不多，甚至有人认为北京话的起源可以推到更早的辽金时代。目前，北大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学者们正在通过对东北地区实地的考察，探寻老北京话的根。

　　北方话中，晋语是较为独特的一支方言。它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因素，比如，它像江淮地区一样还保留了入声，此外，还有一些古代的词汇语法成分。侯兴泉表示，对于山西话的研究，还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它与北方话不一样，应该独立为一种大方言。但他认为，尽管山西话还保留着很多古老的成分，但并没有古老到可以独立的地步。

　　即使是普通话，也有古音的影子。汪平介绍，普通话里，“今”和“经”分别是前鼻音和后鼻音，今天长江流域地区这两个音已经不分了，但普通话里还保留着古代的特点。“每个地方的人都为自己的方言骄傲，但我们必须有全面的观点，每种方言都是古老的，没有哪种方言是更好的。”汪平说。

　　“每一种方言中，都有着古代汉语的影子。”王弘治说。在演化生物学的体系中，所有生物都有着一个共同祖先，可以通过演化树展现物种分化的过程。同样的情况或许也发生在语言上。

　　语言的“演化论”

　　一说起“演化”，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生物的起源与变化。不过，《物种起源》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学者对语言起源和演化问题的兴趣。传统的语言学派无法接受这种新观点。1866年，巴黎语言学协会甚至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不过，语言学家们从19世纪便开始借用演化思路创造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历史比较法。语言也有着自己的“基因”，有“分化”，可以画出“谱系”。不过要了解的是，语言和生物的演化关系复杂，既有相似点，又有着很大的区别。相比其他语言，汉语系统更为庞杂。

　　语言也能分“谱系”

　　传统上，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的流变往往主要借鉴韵书、韵图等工具，在当代，一种西方传进的方法论影响了整个汉语语言和方言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历史语言比较法。

　　历史语言比较法自19世纪便在西方语言学界出现，它借鉴了生物学中生物进化分类的方法，认为语言类似动物的分化，有着亲疏远近的关系，通过不同语言证据的对应，可以找到它们的谱系关系。

　　“各种语言中爸爸、妈妈的读音都很相似，但这是语言中很偶然的现象。历史比较法认为，大部分的同系语言中，都有着非偶然，非系统的对应。”王弘治解释说，比如英语里的father和mother，其中的th在德语里都念成d，这并非偶然，而是在一个语音系统中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历史语言比较学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语音对应关系寻找不同语言的同源词，继而寻找分化之前的母语。这个过程类似遗传考古学中通过基因来寻找物种祖先。目前，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已经可以在词源关系比较简单的印欧语系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并基本假设认定，原始印欧语的来源单一，即黑海、里海之间的地区。

　　这种方法还可以成为人种分化的证据。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度人的主体人种与欧洲人有种属上的亲缘关系。后来，英国学者对梵文做了深入研究，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才发现梵文和古代欧洲语言有同源关系，这才对印度人种的起源有了新的看法，也出现了“印欧语系”的概念。

　　还原不代表真实

　　汉语研究中同样可以用比较法。王弘治举例说广东话一般化为9个声调，其调类分化如果与吴语的声母清浊等因素一起考虑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广东话中虽然消失了部分的浊音声母，但上海话中浊声母的字，在广东话中却都是声调中的阳调，两种方言中声母的轻重和声调的变化发生了对应关系。”

　　不过，用纯粹的西方比较语言法来研究汉语方言，却会出现问题。欧洲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较为简单。但汉语发展过程曲折，语言互相交融方式和欧洲也不同，导致语音层次较为复杂。此外，汉语中还有大量的文白异读现象。因此，建立在声化模型上的历史比较法就会遇到障碍。

　　目前，大多数的汉语语言学家们认为，应该把历史比较法和中古时代的韵书、韵图结合起来再对古语进行构拟。台湾方言学者张光宇提出，历史语言比较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欧洲“原版”，一个是“北美版”，另一个是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代表的“北欧版”。“高本汉的研究方法虽然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是有开创之功的，它给汉语研究订了一个基本的方向。”王弘治说。

　　“维特根斯坦说，凡是无法说出的，就保持沉默。远古时期语言的面貌，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资料，加上逻辑推理，在各种证据之间寻找平衡。只是‘重构’，而非一模一样的‘复原’。”王弘治说。

　　传递不一定是纵向的

　　虽然古汉语的演变受历史人文因素影响很大，但如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在特定的区域或人群内部，汉语的所有方言都会自身发生演变。

　　语言或方言在人群中的传递如同“传话游戏”，一句话往往在传递数次之后变得面目全非。“这种演化最直接的体现就在年龄层次上，一开始是比较微小的变化，对整个语言的全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影响，但这个萌芽一旦被语言使用者固化下来之后就会逐渐放大，直到形成截然不同的发音。”王弘治举例说，在普通话中“对”应当念“dui”，但在北京尤其是北京南城地区，在表示认同、肯定的意思时，年轻人把元音发得开口度很大，类似于duai。“一开始人们都注意不到，但再这么发展下去，这个字可能就会念成‘duai’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正好处于过程中，所以还感觉不到变化。”

　　语言的自身演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语言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物种的基因传递途径单一，但儿童学习语言却并不只是靠父母。他们的同学们或许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也会看电视上网，处于社会群体中，因此他们的语言学习也受到了横向影响。

　　社会语言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对语言内部受到种族、社会、性别等各因素影响下发生的分化和演变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每一个语言社群都会各自改造自己的语言系统。人的心理可能也会导致语言的演变，很多语言学老师都会提到，人的惰性是导致语言变化的一大原因。国外也有语言学家指出，人的惰性要求人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尽量减少力量的损耗，倾向于采用熟悉、省力、多功能的表达形式。“人在说法中可能是存在一个省力原则，比如人们会倾向于把重音念成轻音，但同时，语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又不断地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本来想省力的结果可能更复杂。”汪平说，而如果完全按照省力原则来判断语言的走向的话，可能最终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果，那就是所有语言都会往同一个语音系统变化，“那样也太简单了，是不可能发生的。”

　　两种演化，差别很大

　　语言和生物的演变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因素，所以不能完全用生物学的方式来套。但一些统计学方面的研究认为语言可能的确存在选择的能力，最近，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了一项挑战主流假设的新研究。他们发现，如同生物体可以在各自的生态位上发展出同样的进化策略，语言也会适用学习和使用它们的社会环境。研究者通过统计分析认为，越是常见和流行的语言，越是有简单的结构以维持生存。

　　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认为，语言接触造成的典型结果就是语法的简化。“拉丁语到英语的发展是越来越简化。”汪平说，在汉语中，上古时期的语音比较简单，到了隋唐又多起来了，非常复杂。现代汉语中，随着复杂社会关系也出现了很多复杂的现象，比如构词更加复杂。“语言发展不是一条线的简单趋势。但总的来说，语言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本专题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本专题感谢：

　　汪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导）

　　王弘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

　　侯兴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刘云（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汉语史稿》，《汉语方言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