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
梁启超故居 邝然摄

　　电视片《回望梁启超》一共5集，我一直耐着性子守到最后，才发现它在轰轰烈烈地表述完戊戌变法、再造共和与巴黎和会之后，竟如此虎头蛇尾，只马马虎虎用了几段趣闻轶事，稍微搪塞了一下梁启超的后期——而这偏巧就是他来到清华国学院的那段岁月。真可惜，主持片子的老朋友怎么没想到拿着话筒来访问我，不然我会对着镜头告诉他：梁启超的后期是何等辉煌，而且还有可能更加辉煌！

　　创作于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朝向后期发展的转捩点。事实上，正是在这本书中，借助于他刚刚拓展的世界眼光，梁启超才在价值观念上，明确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充满分析地看到，就连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

　　让我们打开这本书，看看梁启超笔下的西方思潮——

　　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社会思潮何独不然？近代的欧洲，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不消说了。就专以新思想而论，因为解放的结果，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进发出来，都带几分矛盾性。如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矛盾，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矛盾，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从本原上说来，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得近代思潮总纲领了，却是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便是大大一个矛盾。分析起来，哲学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会上竞存和博爱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计上自由和保护的矛盾，种种学说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速，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正是本着这种多元杂糅的、非本质主义的、充满内在冲突的西方观，梁启超自觉进入了其生命的后期。发人深省的是，借助于长年办报所获得的西学通识，和亲身游历而打下的第一手经验，恐怕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当时寒冷与饥饿的巴黎更适于他的这种思考，以至于蓦然回望，突然对自幼谙熟的本土价值体系，有了充满惊喜的重新发现。而由此一来，他内在的思想动机，也就自然要突破单纯为了民族国家而“寻富求强”的目标，而上升到了一种面向世界的、承担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交互文化使命——“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

　　让我们仔细寻思一下，看看对于他的这种转变，可以想象到多少种原因。

　　第一，正如刚刚已经述及的，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他对欧洲的现场游历，特别是由此而发现的欧洲乃至西方的失落。大家不难想象，那正是一次大战之余，正是产生了西方丑艺术的社会语境。所以我们可以从充满悲观的现代派的兴起，看到当时世纪末的心境。

　　正是借助于这种危机感，梁启超才得以检讨了中国刚刚建立的西方学，所以他虽然没有明讲，却已经醒悟到严复对西方的介绍，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政治现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从前欧洲人民，呻吟于专制干涉之下。于是有一群学者，提倡自由放任主义，说道政府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闲事，听各个人自由发展，社会自然向上。这种理论，能说他没有根据吗？就过去事实而言，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这还罢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Max Stirner)(今译马克斯·斯蒂纳——笔者注)卞戛加(Soren Kiergegand)(今译基尔凯郭尔——笔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第二，他的这种转变，又可以归因于他对巴黎和会的痛切参与。大家知道，其实就连五四风潮本身，也都是源于他从巴黎的一通呼吁。正因为这样，他肯定是再明显不过地看到了西方在理论言说与现实考量之间的差距，遂对此不能不他原本想要倒向的西方文化，产生某种间距感。

　　在揭露巴黎和会骗局的同时，梁启超提醒国内要充分注意到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他指出：“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

　　当保镖，可是做梦哩。”1920年3月5日，梁启超一行返抵上海。针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梁启超下船后即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他认为，就公理而言，日本的强权外交“虽胜利而实失败”，而中国“虽失败而实胜利”。中国应该有自信心，要自强。不久，他亲自致信徐世昌，请他释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青年学生。

　　第三，他的这种转变，还可以归因于世界都市的某种氛围。事实上，任何人到了巴黎或者纽约，都会看到一个多元混杂的文化，所以也就会重新考量本土的文化。在那里，就算你不了解某种远在天边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或者刚果文化，你也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它的生存权，以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何况当时正处在战后，人们正都对东方文化存有普遍的好感。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第四，梁启超的这种转变，还可以归因于他对科学的重新定位。

　　科学无限扩张而成为支配人生的力量。而建基于科学的新人生观将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梁氏指出，这种偏于物质的人生观之唯一目的即是“抢面包吃”，因而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意味和人类的价值。他进而指出：“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第五，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又可以归因于某种交互文化哲学的理由。

　　仔细阅读《欧游心影录》就会发现，梁启超向故国文化的这种回望，并不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只是反映了一种依恋故国文化的狂热情感；恰恰相反，那是基于一种相当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学，或者说，是基于一种建构在诸神之争基础上的、很有学术前途的冷静理性。让我们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笔者注)，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

　　第六，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当然也可以归因于其少小时代的传统教育，被从一个跨文化的国际舞台上突然唤醒。

　　张荫麟曾说：“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薰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

　　第七，梁启超的这种转变，更可以归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逐渐脱毒，以及整个社会在脱离了儒家话语之后反而遭遇的退化。

　　梁启超开始反省起当年风行的天演论。与此相联系，梁启超对于其进化观也作了重大修正。他认为，物质文明从古代的渔猎耕稼发展到现代的工艺技术诚然变化伟巨，然而这很难说就是“进化”。评价物质文明“进化”与否，要视其于人类有否好处和能否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在他看来，现代人类虽能享受电灯、轮船之利，但其生活较之点油灯、坐帆船的古代人类的生活，并不见得有何优越之处。而且物质文明“根柢脆薄”，流转易逝，本无何历史价值。因而他得出结论：“自然系”的人类活动(物质生活)。不具有“进化”性质，“进化”只属于“文化系”的人类活动(精神生活)。梁氏显然放弃了早年启蒙主义的“进化”观念，他对“进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于理性主义的“工具理性”精神，而是采用了“价值理性”的尺度。

　　第八，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也许最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还要追溯到早就潜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

　　事实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国周游所示，身为儒者就必然要进行政治活动，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有太过强烈的关怀。即使这种政治活动未必成功，它对于砥砺和开拓这位儒者的精神，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进一步，又正如孔子后来的选择与成就所示，儒家又随时可能从政治活动中抽身回来，通过退而结网和著书立说，把自己业已逐渐成长起来的精神状态，刻画和表达出来，从而成就后世所谓的名山事业。须知，这两个阶段不仅不是彼此矛盾和相互耽误，而且相互激发和缺一不可，成为首尾相接的人生阶段。

　　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但遗憾的是，偏偏在这样的问题上，

　　不光国外作者很难做到同情理解，就连以往的国内作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和传统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难做到平心而论——他们出于各自的课题意识和讨论范围，要么把梁启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就把他视为生就的学术研究家。而从这种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预期出发，他们也就很难看出梁启超的后期选择，对其整个生平而言，产生过怎样的意义再诠释。

因此，类似下面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这还是梁启超在清华的学生呢。徐铸成在《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写道——

　　梁任公先生那时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上也渐入颓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两页，一是戊戌的百日维新，一是护国之役，他当时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若干年后，我读了还觉得铿锵有力。以后，虽然在段祺瑞当国时代曾一度做财政总长，俨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实际上，段祺瑞只是一时利用进步党的所谓“人才内阁”作为他的垫脚石，而任公成了他的“猫脚爪”，火中取栗后，就被抛弃了。“五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实际已结束，只剩下《时事新报》、《晨报》作为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些改良主义的政论文章而已。在那一时期，他在白话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声光。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梁启超这3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之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

　　桑兵最近在清华的讲演，也是持这种态度，说他来清华只是因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学校里为研究系培养后续力量。

　　而由此一来，他们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败来论英雄，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的举动，看做完全是逃遁和败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或者反过来，仅仅以学问家的成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动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学步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

　　毫无疑问，这种太过狭隘和机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现代分工的割裂。由于传统文化语境的隐退，如今人们很少还能意识到，事实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倒是一个断裂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体，而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这种已被社会分工过分狭隘化了的现代学术人。

　　当然，梁启超的回归学术，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发成因，比如大战之后彷徨颓唐的国际环境，和军阀割据社会退化的国内环境，然而所有这一切，更是基于梁启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着这种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觉地在模仿着孔子的人格风范和人生历程。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对于孔子事业的追随，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突出的表征，来表现他对于文化本根的再体认。

　　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梁后来很多重要选择的关键，否则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这种体认中，他跟康有为的师生关系，有了实质性的修复。然而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当年正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个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执弟子礼，他后来又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公开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扬镳。由此，梁启超后来的种种主动修好举动，以及他跟老师之间的如冰释然，绝不能被解释为来自一种外交手腕，或者一种周到的礼数，那种虚伪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梁启超的个性。

　　再如，正是凭着这种刚刚达到的思想高度，他才会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会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华说：“在本世纪初，梁启超是第一位试图将时代观念和民族观念交叉透视文化现象的人……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任公认为，文化的进步得益于交流，异质文化相互接触，乃能促其进步。他说：‘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已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他还说：‘思想宜勿求统一，经一番混杂，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与那些一意迷执西化的人不同。他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为条件。如果撇开本土文化之根，则外来文化失去移植的依托；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则移植外来文化将成为逾淮之橘。对外来文化吸收的结果如何，‘视其根器所凭借之深浅厚薄以为断’。这就是任公屡屡强调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之优秀传统的原因。他相信，中国人虽不如人处甚多，然而‘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国‘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

　　只有本着这种来自国际的本土关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启超后期的一个主要转向，也就是说，才能理解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满激情地来到清华园里，所为何业，所乐何事。

　　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化史中的人物来说，就像任何一个谙熟儒学的人物一样，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到孔子丰富生涯的暗示，去尽享一个开门授徒与著书立说的晚年。而写作《欧游心影录》这样一个契机，也就预示着他要进入生命的后期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其实大家对于此书的正面意义，了解得还很不够！

　　正因为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话语场来发表、整理和激发这些发现，而这就是清华国学院对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

　　梁启超在《教育家的自家园地》中写：

　　诲人又是多么快活啊。自己手种一丛花卉。看着他发芽。看着他长叶。看着他含蕾。看着他开花。天天生态不同。多加一分培养工夫。便立刻有一分效验呈现。教学生正是这样。学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大。你想教他怎么样。自然会怎么样。只要指一条路给他。他自然会往前跑。他跑的速率。常常出你意外。他们天真烂漫。你有多少情分到他。他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只有加多。断无减少……别的事业。拿东西给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损失。教学生绝不含有这种性质。正是老子说的。‘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越发把东西给人给得多。自己得的好处越发大。这种便宜够当。算是被教育家占尽了。

　　与此同时，刚刚兴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也惟其因为梁启超的到来，才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名声。其他导师当然也各有专学，然而在研究院创办之初，它首先借重的，还是来自梁任公的重大感召力，因为他那支健笔的影响，当年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无远弗届。此外，尽管他此前的为官经历，并不能算是成功，然而他正因为此种经历，一旦转化为学者，其能享有的资源、人脉与名望，却又不是其他学者可以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是无出其右的。

　　而梁启超的讲学活动，也实在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梁实秋说——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在《听梁任公讲演》中，梁实秋尚有如下记述：“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熊佛西也说——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进一步讲，梁启超跟清华国学院诸弟子关系，也确实显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种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春风之中的师表形象。而这样一种既不失威严又相当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正是中国式的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

　　而推开来说，这样的一种校园氛围，正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华国学院之所以像神话那般成功的真实秘诀。换句话说，它是以最适合教导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播和化育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正是在这种师道尊严的修养要求中，我们也必然会看到，梁启超同样为自己列出了相当宏富的写作计划，而且有些计划已经开始在落实。

　　其实，到1949年他才76岁呢！所以不难试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华国学院一直能提供给梁启超那样的著述与讲学条件，那么有谁敢说——以他的学识，以他的条件，以他的精力，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聪颖，以他的下笔速度，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我们终归可以想象，以往他的写作媒体与对象，往往多为报章，而且要求速成；然而现在到了清华国学院这个最高学府，左有王国维，右有陈寅恪，其交谈对象已大大改变，所以其思路的缜密度和论证量，都会越来越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想象，其研究成果虽会绵绵而出，却总会与其西学视野相互结合，总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关怀，总会依托他内心的中国文化本根，总会出自他对中国文化的涵泳与体会，总会日益显得厚重、绵密和学术化……

　　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普遍忘记了，其实中国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于通人而非专家，完人而非学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当时的人看待梁启超，和现在的人回看梁启超，会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实上，只有像他那样的通人与完人，基于他当时所占据的辈分和口气，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笔写下大气磅礴、首尾贯通的文化史巨作，而这种巨著的阙如，是到现在我们都引以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医的失误——而且这庸医的权力又是来自西方科学的话语霸权——使得所有这些可能性，居然都没有成为现实！

　　反过来试想，如果孔子当年竟也只享年56岁，所以只是来得及 惶惶地奔走于各国之间，而没有来得及删诗书、定礼乐和开门授徒，那么我们还能看到那个被说成倘无此人便会“万古长如夜”的夫子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在这里只是短暂地经历了一个未竟的后期——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一个最富浮士德意义的事业悲剧！

　　正因为这样，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的突然弃世，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他还活着，清华国学院也有可能还会继续办下去，那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只说梁启超个人在学术上，还有一个未竟的后期，那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他在开门授徒和教书育人方面，同样有一个未竟的后期——甚至可以说，那中间所潜伏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而且，梁启超所展示的那种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们一以贯之地继承，因为从今开始重建的清华国学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伟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