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雷铎用国学演绎——邓小平“不争论”、胡锦涛“和谐社会”、“八荣八耻”论、温家宝“和而不同”论生态平衡、消除战争等全球性问题，都可以在国学中找到对策

　　由文学到国学：思想的转进

　　张培忠：国学研究，即中华民族传统学术研究，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有渐成显学之势。您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对国学研究也情有独钟，而且硕果累累。听说您即将出版一套10本的国学小丛书，能具体谈一谈这套丛书吗？

　　雷铎：《雷铎国学小丛书》一共10本。头两本《禅宗智慧书》和《易经智慧书》已经出版，今年下半年还有两本：《风水智慧书》、《相学智慧书》。除此之外，计划内的还有老庄、孔孟与程朱、中医与养生、鬼谷子与兵法、相学和行为学等等。

　　张培忠：上个世纪70年代末，您主要进行诗的创作，还到《诗刊》当过编辑；80年代，创作小说和报告文学。90年代，您在文学创作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却突然转向国学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跨度的转型？

　　雷铎：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小时候家里有国学的余绪，如对《四书》、《五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广为涉猎，打下了基础。后来在文学创作时，发现我的强项是比较杂。小说是纯文学，报告文学是文学性加上社会性、思想性，国学研究则更理论化也更直接。这种转变从知识结构上就像由蝌蚪向青蛙的转变。原因之二是从很小开始读鲁迅的文章，受鲁迅的影响。我们这代人不管怎么讲，社会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这期间我碰到几位非常好的老师。比如，80年代认识一位易学家，叫刘漱泉，他曾为我的《十分钟周易》作序。他与英国大汉学家李约瑟通过很多信，李约瑟评价他说，离开您和您的同事的努力，我们这些在中国以外的学者就寸步难行。还有一位是卢叔度，是中大的教授，他是《中国方术大辞典》的主编，《十分钟周易》就是他审定的。我还很幸运地认识了饶宗颐先生。饶先生是国学的一代大师，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很多宽泛的问题，从学术到人生，从宗教到民俗，从中国文化到世界文化，他是那种片言只语就能使人恍然大悟的大师。

　　更准确说，是这些老师推着我走向国学研究，从不自觉的文学视野扩展到比较自觉的国学视野。

　　每个民族都有其根，中华民族的根在国学

　　张培忠：1912年7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在“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之开会词”的演讲中提出：停止祭祀孔子，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之下，国学走向式微。曾几何时，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国学热又在悄然兴起。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有何看法？

　　雷铎：国学热起来是早晚的事情，而在我看来，这种热来得有点晚了。每个民族都有其根。中华民族的根在国学。过去我们对老祖宗关注太少。不管你引进多少西洋补药，最终还是你自己的基因在起作用。比如说易经，鲁迅有句话，中国文化的根底大抵在道教。其实周易代表中国儒释的思想总根，道教用易经的太极图作为自己的符号，儒家则把易经作为六经之首。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看见韩国国旗上的太极图和八卦，还以为中国的易经是从韩国"进口"的呢。其实是韩国人"借用"了我们的太极图和易经八卦中的四卦去做他们的国旗，危言耸听一点说，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太极图和八卦就被别人申报为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了。

　　张培忠：是，这个事情令人悲哀，也值得深思。有一种观点认为，易经是“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

　　雷铎：对。还比如说，易经思想所指导下所产生的风水学，中国在地球上是一个生存环境不够好的国家，但中华民族一直顽强生存，而且没有像其他民族文化那样衰落下去，主要就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把所谓风水看作一种生存智慧。如陕北的窑洞，那里黄土飞扬，很不适合生存，但陕北人学习了地鼠的生存智慧，在黄土地上打一个洞就能生存，而且生存得不错，冬暖夏凉。

　　张培忠：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您认为它是国学的要旨吗？

　　雷铎：对，例如老子说过的，大音稀声，大智若拙，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究的就是一种中庸。孔孟讲“中”是不偏不倚，“中而用之”“过犹不及”，不要过激，中庸的思想也是禅宗思想，又如平常心是道，就是不走极端。像文革是一种极端的革命。比如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师”，不争而得，不搞单边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就很热，甚至变成商用兵学，这都是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的智慧。邓小平就是很善于用这个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大政治家，提倡“不争论”，看似和稀泥，其实是很高的智慧。

　　张培忠：是否可以说，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是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您如何从现实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雷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思想是势在必行。从十年动乱到邓小平恢复中华民族的元气，是一种和平崛起，这里边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外不讲战争，和平发展；二是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和谐相处。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水到渠成。就好像地里有种子，一下雨就会发芽。中华民族原先就有智慧种子。中华文明就像铁树，早晚要开花，它一直在等那个气候。所谓天人感应，就是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从做一个自身和谐的人，到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这全是中国智慧。

　　全球视野下的国学新内涵

　　张培忠：国学研究不仅仅是重读经典，或者简单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着眼于经世致用。那么，国学研究如何当代化，如何服务现实、推动现实的进步？

　　雷铎：如果给国学作一个简单的分类，有“大国学”，它包括“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术”。“国道”主要是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精萃；“国学”是诸子百家；“国艺”主要是中国书画、音乐，等等；“国术”，包含武术、医术、中医中药、民间技艺之类，即现在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大国学”来说，各层次都有可取之处。如儒道佛三者，儒是基本核心，当代用得着，世界也用得着。例如“和而不同”，温家宝总理在美国访问演讲时就引用了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如“无为而治”，香港的管理就是“积极的不干预主义”，这是十分著名的管理模式，充满道家思想观念。又如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其实就是主张一种多边宽容的和谐。不以好胜心去强争是非得失，美国的单边主义，或者中东的复仇主义，用和而不同和平常心来解决就能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就国学而言，诸子百家里，至少是有十家八家是有世界影响的，如孙子兵法对世界军事思想的影响、墨子的非攻和平的思想对和平主义的影响，法家严刑峻法对西方宪政的影响，鬼谷子的外交思想，据说基辛格奉为案头至宝，因为鬼谷子两个学生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即纵横家思想，在基辛格为尼克松制订全球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想资源。

　　张培忠：大而言之，所谓国学，应该包括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您的这种四分法很有新意，就我的理解，您所说的国道、国学应属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国术、国艺应属于形而下的技术层面。

　　雷铎：对。比如艺这一块，像中国画，其实对世界当代美术产生过影响。当照相机发明后，西方画家无路可走，写实到了极端而无路可走，他们从向西方开放的日本的浮世绘，发现“原来画可以画得不像”，不是写形，而是写意。其实浮世绘的父本就在中国。浮世绘是什么？极端一点说，是日本艺术家借用了中国画的“写意”观念和木板画技术，用到当时日本京都的妓女或艺妓的版画广告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影响了西方当代绘画的那个“浮世绘”。中国的美学观念、写意观念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彩绘艺术，中国秦代的彩塑兵马俑，即便当时也走在世界的前列，两千多年前就有那么多宏伟高超的雕塑巨阵。

　　从国技层面来说，像中国功夫即中国武术，早已名声在外，甚至成为好莱坞影片中的特殊品种，即中国武打或中国功夫。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医术、中医中药，在西方医学“分而治之”“分割主义”走到极端之后，就发现中医的系统思想、平衡理论以及预防为主的“卫生”思想，即所谓“大医治未病”的思想，也为业已走向极端的西方医学思想，开拓一条豁然开朗的新思路。

　　张培忠：您的国学四分法，包含了某种科学分析的因素，实际上已经把国学置身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

　　雷铎：从全球视角来观照，也发现其中很多东西是历久弥新的。比如在人类共同遇到的问题，生态平衡的问题，人对地球的过度索取，所遇到的能源枯竭与生态失衡，它可以从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风水理论中去找到疗救的药方。又比如，当代世界面临的这种弱肉强食，干戈四起，可以从中国的儒家的和谐、墨家的非攻思想里头找到疗救的药方。我们的国学、国道、国技、国艺都有很多值得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重新审视和重新读解的文化母题。

　　传播国学还是要从娃娃抓起

　　张培忠：您在研究国学上有何心得？在方法论中有何办法？

　　雷铎：国学太庞大，太庞杂，不是一两个人、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使命，它需要很多人很多代人做系统工程和接力赛的工作。

　　具体来说，需要几方面来重视它。一是领导者、决策者的重视。例如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就是决策者对国学的一种非常明智的承接。其次是从不同的界别，比如理论界、教育界，不同门类的相关部门都有一个研究和利用的问题。从“娃娃抓起”，小孩的读经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虽然有时不免泥沙俱下，但只要老师与家长，做好这种淘沙见金的工作，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比我们这一代具有先天的国学营养。因为我们在精神的发育时严重缺钙，而我们的下一代是从小补起从根补起。第三。还有一些技术性措施。中国国学历来是与时俱进的。比如传播媒介上，最初使用竹简，发展到用丝记录，再发展到用泥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那么当代由西方首先发明和推动的电脑和网络技术，我们也完全可以利用来研究、整理、开发国学。因为国学的这种博大精深、庞杂斑驳，它的整理完全靠人力的话，就会耗时耗力，如果我们能利用电脑和网络科技、信息技术，国学作为一种信息，作为一种知识和智慧，对现代科技的利用也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辅助作用。

　　张培忠：利用新技术对国学的研究与传播，您常常走在前面。在广东作家中，您最早使用电脑；上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连续两次开讲《风水学与中国生态智慧》，您也是南中国第一人。看来您喜欢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也重视形而下的运用，是吗？

　　雷铎：国学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传播问题。用一句不恰当的话，叫做研究于书房之中，传播于万里之外，比如我在网上的专栏，就有很多在海外的网友，都很有兴趣地参与。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开讲《风水学与中国生态智慧》后，连文莱这样的赤道国家都收看到了，找上门来，邀请我到文莱出访，就国学做一点普及和解说工作。所以有时这一类现代传播的影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去年我在文莱访问十天，当地的四家华文报纸，连续十天刊登了40多篇的跟踪报道。可以看得出，现代媒介的影响可谓广远。

　　“知荣明耻”，做一个有觉悟的人

　　张培忠：今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您能否从国学角度谈谈它的意义及对世道人心的影响？

　　雷铎：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没有止境的。古人有两句话：“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正气与完人是至大无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修养如果有一种“荣”的目标、高尚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前面引人向上。从“耻”的角度来说，知耻是中国古人在修养方面又一个伟大的思想，所谓“知耻近乎勇”。比如说贪污腐化的问题，仅靠纪委和反贪局来解决问题，远远不够，还应该让每一个公务员养成一种知耻养廉的人生观，才能真正具有从根子上和人与生俱来的谋利的本能相对抗的道德武器。这里再引申一下就变成宗教问题。比如说，在我们没有打倒宗教之前，多数人都相信“三尺之上有神明”，所以他必须慎独，即心里想“人看不见，鬼神看得见”。但人一旦不相信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的时候，可能就有“天不怕地不怕，做任何坏事都不怕”的这种反面的大无畏思想。这可能也是对所谓“59岁现象”的一种思想和哲学上的解释。如果从正面说，宗教和信仰对于一个安定的社会和时代它是必需的，也就是在打天下夺取天下时，需要一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武器，需要打倒迷信乃至宗教信仰，但是当你建立一个和平社会时，它就需要一种秩序、一种信仰、一种信心和信念。世界的几种主要宗教像基督教、佛教等其实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在知荣明耻的背后是做一个有觉悟的人。其实觉悟两个字产生于佛教，所谓“佛陀”就是“觉悟者”。

　　“百年悲欢”论国学

　　张培忠：有人用“百年悲欢”来概括国学在近现代中国的遭遇，联系近年来国学热的是是非非与潮起潮落，请您谈谈对国学总的评价及今后的期望。

　　雷铎：第一，从人类、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看，人类文化本身是多元化的，任何一种文化，只要是承传千年以上的文化，它强大的生命力背后肯定有它很多合理的因素。所以中华文化作为人类四大古代文明最有生命力的一种，肯定有其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利用。第二，就时代而论，世界从两极世界，即两个超级大国过渡到多元世界，由对抗走向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那么中国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后，从1978年到现在，经历了28年种种阵痛后，已经迎来和平崛起的很好的外部氛围。我们的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五四”之后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引进、对马列主义的引进、对现代科技的引进，这一方面在后“五四”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做了许多工作，引进了许多咖啡和洋酒。与此同时，中国人80多年来几乎忘却了茅台和茶的好处。其实，二者不可偏废，中华和平崛起肯定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肯定不是美国精神，更不可能是韩国精神、日本精神，而是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可以简单地叫它“国学”。第三，国学古老而庞杂，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淘沙见金和用利废弊的工作。第四，我们可能需要从一正一反做两件事情，正的方面是发动机，反的方面是调速器、刹车和安全气囊。发动机就是多做一些对国学的精髓的继承和弘扬的工作，来推动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刹车和气囊就是对其中的不合理和有害因素的扬弃，制止一些不健康的投机行为。时不我待，我们这一代人承上而启下，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雷铎 广东潮州人。1950年出生，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广东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其中《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子民们》，《从悬崖到坦途》获得全国大奖并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国学研究以《周易》、《老子》和禅宗《五灯会元》为根基。国学著作《十分钟周易》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易经热潮开先河专著之一，海内外有多种版本。

　　张培忠 广东饶平人，1965年出生。机关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文学评论集《批评的实验》和报告文学集《人比月光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