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已成为国内富人圈中的敏感词汇。有媒体近日报道，盖茨和巴菲特将于本月底来到中国，拟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据称，在接到邀请后，很多受邀富豪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对此，两位世界级富豪不得不承诺，在晚宴上不会给中国富豪们带来捐献上的压力。

中国富豪在慈善事业上表现出的低调与迟疑，难免遭致舆论的质疑。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固然有国内富豪社会责任意识淡漠的隐疾，但创富“原罪”、财富代际传承传统以及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也在客观上导致了盖茨和巴菲特此番中国之行的尴尬。恰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效率突飞猛进的同时，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也亟待“纠偏”。

巴菲特曾坦言，剩下1%的财富就足够用，如果多花一点钱，既不会给我们增添快乐，也不会改善生活；相反，其余99%可以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产生巨大影响。这一言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财富增长对富人而言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远没有转移给穷人带来的收益多。正是在这样的博爱理念下，数月前盖茨和巴菲特成功劝说了40位本国亿万富翁承诺捐赠过半财产给慈善事业。

而中国近年来催生的大批富翁，又让两位世界级富豪燃起中国之行的希望之火。今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中国内地有64人上榜，居美国之后排名第二。与之相印证的是，《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豪达到87.5万位，其中资产超过亿元的富豪为5.5万位，资产超过10亿元的富豪有1900位，超过百亿元的富豪有140位。但遗憾的是，中国富豪们聚集财富的热情与其乐善好施的善心并不匹配。

不可否认，多数国内富豪在慈善事业上表现沉默，应当承担道义上的指责。按照中国的传统，“奋斗了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产业”的观念根深蒂固，财产的传承就成了延续家族“香火”的基础。在这种较为狭隘的观念下，富有者或许可以为奢侈品一掷千金，但却对慈善捐赠精打细算，甚至可能将其视为作秀、宣传、行政公关的一枚棋子。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外富豪对捐赠事业的态度天壤之别有其客观背景。客观而言，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历程先于我国，富有群体对财富意义思考的时间要远多于国内富豪。相形之下，国内慈善事业迟迟难以得到富豪们的垂青，更多是缘于后者不敢坦然面对自己的创富过程，害怕被贴上“原罪”的标签。从目前富豪们掘金的行业看，房地产、能源、IT等成为主要领域。其间，难免与蒙恩制度福利、公共资源私有化等灰色词汇有交集。以此推断，中国富翁们缺乏安全感，更恐惧其财富增值过程被公众深究，而捐赠本身就有“露富”的嫌疑。

当然，当前我国分配制度与慈善机制设计的滞后，也使慈善事业遇冷。一方面，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税收体制，对分配公平性的调节功效弱化，包括遗产税等财富“削峰填谷”的税收工具付之阙如。相形之下，西方国家的税收制度已成为慈善事业的“助推剂”，例如美国拟将现行50%的遗产税率上调至55%。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且善款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该企业就可享受减免10%税款的优惠。有鉴于此，美国富豪选择慈善事业，既能博得美名，还可能因相关善行而获得税收减免的实惠，可谓一桩“划算”的买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善款的来源与用途由专门的机构负责，脉络清晰。而国内却有“善门难开，善门难进”的制度瓶颈。

“慈善”事业的进程是社会文明的见证。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对富裕人士进行道德观教育，更需要做好基层社会保障、夯实税收制度、完善慈善机制等基础性工作，让帮困扶贫工作形成惯性，以此带动和谐社会的深入推进。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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