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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故事:1904年中国花费12万美元修建中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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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美国圣路易斯州中国代表团合影

1878年

  巴黎不再欢迎瓷器

  1878年,巴黎再次举办世博会,中国海关代表团中又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郭嵩焘。作为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郭嵩焘早在巴黎世博举办前一年,就从上海坐上前往英国的轮船,成为大清驻英公使,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1878年巴黎世博会前,郭嵩焘被委任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组团前往法国参观,成为中国首位参加世博会开幕式的外交大使。

  1878年世博会上,还有一个中国人叫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他恰好被派往巴黎学习法律和政治。

  郭嵩焘和马建忠都是在这一时期,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连年对抗与合作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中国外交专家。

  1878年世博会,郭嵩焘相继往国内发回了一系列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称赞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劝说中国放弃天朝大国的想法,和其他国家均势共处。

  一切在往好的方向发展:1876年,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1878年,开平煤矿创立;1879年,中国搭起了第一条电报线。前后两届巴黎世博会举行期间,恰好是中国为现代化苦苦挣扎的十年。

  但李鸿章和他的同僚们还是低估了清政府保守势力的抵抗。

  在郭嵩焘出访欧洲后,他的同僚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同乡为他的巴黎之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终于,他向压力屈服,于1879 年辞职。

  年轻的外交官马建忠也没能幸免,他被朝中最知名的保守官员李慈铭指责为“卖国贼”和“小人”。

  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也是晚清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在世博会的首次出镜。那年他三十而立,想让自己企业的产品参展,换些外汇回来,但苦于是小道员,很难有大的作为。于是,他通过朋友认识了时任东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不久,德璀琳收到了盛宣怀的委托购物款。

  世博会结束时,盛宣怀送展的59件瓷器、3个木架、1箱绸缎、1艘乌木架竹船及铜钟、铜铃,除售出1件瓷器、3个木架外,全部退回。

  盛宣怀怎么也想不明白: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中国瓷器还是抢手货,怎么过了两年就无人问津。

  一幅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的中国馆照片似乎能解释一切。中国馆内依旧是瓷器、宝塔、玉器,参与世博会近三十年,世界各国的展品在变化,唯有这里一成不变。

  收藏家仝冰雪说:“如果你回头跟1876年的中国馆比较,或者跟1851年的中国馆相比,看不出太大区别。”

  1881年,因为保守势力的抵抗,120位留美幼童中断学业,被强令回国,他们的名字日后影响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矿冶专家吴仰曾、清政府驻美公使梁晟、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仔细回望,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的种种似乎在预示一些事情的微变。

  1889年

  “热气球取消了边界”

  中国人再次在世博会上留下记录,是11年后的1889年巴黎世博会。当年驻法参赞陈季同写了一本《巴黎印象记》,详细记录了这一年巴黎的景象。

  这一年,陈季同陪同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参观了巴黎世博会的标志物埃菲尔铁塔,游览了百货公司,走访了证券交易所,甚至坐上热气球。这一切,都让从未走出国门、不会说一句洋文的中国官员对西方景象赞叹不已。在《巴黎印象记》里,陈季同收录了一个在法参观的同胞寄给他的信:

  我看到家具、首饰、马车、巧克力和彬彬有礼向你暗送秋波的妇人。登埃菲尔铁塔,人们更愿意乘坐一个两层的笼子,在骇人的噪音中开到塔尖,速度之快,还来不及背三句《论语》。

  一个叫爱迪生的美国人将声音抓住,然后粘到一卷转动的蜡上,你只需要将这卷蜡寄给朋友,他们就能让它转动,声音立刻说话,无论重复多少遍都可以。

  在《巴黎印象记》中,陈季同对本届世博会有诸多卓有见识的评价:

  热气球取消了边界,科学将创造美好未来,世界亲如一家,从东方到西方,普天同庆。

  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隆重开幕:柯达相机,电的应用和世界上第一座摩天轮的启用向世界昭显了美国的国力。这一时期,洛克菲勒的石油和铁路,卡内基的钢铁为美国带来滚滚财富。

  中国的丝、茶依旧安静地陈列在中国馆里,但渐失荣光。近邻日本历经十年的明治维新,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劲敌,他们的绿茶夺取一半美国市场;“每马士丝”超过中国湖州的“辑里丝”成为最受欢迎的亚洲西丝。1893年世博会上,外国人评述:印度土产,民数均不如中国,但商务较中国三倍。

  芝加哥世博会结束第二年,甲午战争爆发。两个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一较高下。世界排位第八的中国海军被排位十六的日本海军击败。主将丁汝昌自杀。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也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让清政府破产,不得不靠举债为生。

  耻辱性的失败让各方人士愤慨激昂。1894年-1898年间,光绪亲政。大刀变法。1898年,当慈禧扑灭了维新变法,统治中国长达250年的满清政权不可救药地跌入深渊。

  历史的车轮并不会理会中国的停滞不前:1900年,巴黎世博会照常举行。中国已露出被西化的痕迹:上海照相业的耀华照相馆喜获“奖凭”。参与本届博览会的中国官绅评价:“博览会之关系甚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

  在中国参展商人从巴黎归国的途中,八国联军入侵京城。京城古玩界永珍斋老板顾永保听闻自己在东交民巷的家被洋人焚烧一空,悲愤不已,投海自尽。

  一张编号为2819,正面是参赛者照片,背面印有法文“贸易部,工业部,邮电通讯部1900年世博会”的参赛证和行李,作为顾永保的遗物被送回中国。

  第二年,李鸿章去世。史料记载:他双目犹炯炯不暝。

  1904年

  世博会上的皇室成员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即将召开世博会。中国对世博会的态度让美国人大为惊喜。传达邀请的世博会委员不仅在大清朝堂上广泛听取了意见,还得到了慈禧召见。慈禧在仔细询问了有关世博会的种种后,正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

  此时的慈禧饱受打击,1900年的侵华战争烧毁了举世无双的圆明园,在重掌政权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展新政。

  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正是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召开。中国政府第一次抛开海关,派溥伦贝子成立专职委员会前往圣路易斯,中国也成为这届世博会上第二个举行展馆奠基仪式的国家。

  1904年的这届世博会,中国花费12万美元修建的中国馆表达了对世博会的重视。这届世博会也是首次中国官员率商民参加的一届世博会。其派员品级之高,赴赛商人之多,经费之足,均前所未有。

  在美期间,一表人才的溥伦成为美国媒体追逐的焦点。

  1904年6月4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溥伦专访:他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振兴国脉的决心。《纽约时报》评价溥伦是清皇室中“最为民主的成员”。

  正在美国开展革命宣传的孙中山也恰好参观了本届世博会,他盛赞世博会为“新球开辟第一大会”。

  为让货品顺利抵达世博,从1903年起,中国各地的商人开始陆续往美国运货,他们一心指望通过远渡重洋赚回盆满钵满。

  但西方人和五十年的态度不再相同。中国商人抵美后,受到多达61款特殊条令的限制。他们被强制交纳500美元的保证金,保证不轻易离开世博会会场。这些特殊条款并不适用于其他与会各国。

  有记载:1904年7月间,赴美的广东咸泰公司为一批工人出具了总共10.5万美元的保证金,美国海关遂调动了40名士兵将他们押上火车,直接送至赛会现场。200名华人被安排在博览会的中国村居住,不仅派兵看守,每天早晚还要点名。

  中国代表团副监督黄开甲看到后痛心不已。他是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就读耶鲁大学。儿时对美国种种的美好回忆和当下的排华政策让他怒而反美,在当年的《北美评论》中,他痛斥美方的辱华行为。但这份严厉声明在孱弱的外交身份下,石沉大海。

  这届世博会上,游戏园中出现了一名侍茶的中国小脚妇女。这位小脚妇女与来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巨人、来自非洲的侏儒、来自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等被安排在一处,供游客观赏猎奇。

  这一切,深深刺激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

  在世界的展台上,当自动交换电话、无线电通讯设备成为大势所趋时,中国的获奖产品仍旧是北京的地毯,杭州的折扇。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归国后,各地竞相开展商会,研习商学,掀起一股举办商品赛会的热潮:1906年的成都商业劝公会,1906年的天津劝业展览会,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都是在一时期举行。

  据史料统计,自1904起,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远远高于1903年的100多家。民营公司创办的数量超过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总额。

  日本专家安原美佐雄认为:1905年前后,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国民兴业时代”。

  1905-1910

  最后飘荡的龙旗

  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上,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已无心准备,中国馆展品是烟枪、小脚女人……

  同年,清政府决定参加1906年在意大利米兰渔业的世博会,并任命商务部头等顾问张謇负责。

  张謇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在1894年摘取状元后,他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冒天下之大不韪,放弃仕途,投身商海,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喊——他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下海经商的。

  这一时期,张謇所代表的士商一度成为社会风潮。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评价:“像张謇这样的文人在甲午战争后,忽然投身现代实业,主要出于政治动机。”

  1906年,以渔业为主题的米兰世博会举行。彼时,张謇的事业进入全盛期,两年间,他创办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他的大生纱厂在1906年纯利润达49万两。

  在这届世博会上,张謇的大生企业提供不少展品:其中吕四盐场的盐、颐生酿造公司的颐生酒,颐生罐洁公司的罐装食品同获金奖。中国现代实业首获世界认可。

  也就是在1906年世博会后,张謇等一干崛起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洋务运动的器物之变拯救不了中国。“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不相容者……振兴实业关键在于立宪确定法治。”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慈禧终于下达成立“预备立宪诏书”,但没有能等到国家之新气象,慈禧就于1908年去世,光绪紧随其后。

  1910年,在张骞一手主持下,南京召开了“南洋劝业会”,这是晚清第一次全国性的博览会,共有22个行政省提供了展品,东南亚、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也有展品参展,这届世博会也对中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同年,布鲁斯尔世博会在比利时举行。著名文人张元济在参观完中国馆后,不无失望地描述:与我国一衣带水之日本展览会场,尽管只是日商私人前来参展,然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而大清国展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西方人士绝少光顾、驻足;偶然经过,总是走马观花,指指点点、摇头蹙额、不屑一顾,旋即转身离去。

  在现代收藏家仝冰雪的收藏中,有一张1910年世博会上中国馆的照片:冷清的中国馆上空飘荡着一面大清龙旗,这也是大清的旗帜最后一次出现在世博会上。

  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

  1915

  巴拿马的成功

  1915年,美国的巴拿马世博在旧金山举行。

  1915年的这届世博会,是为庆祝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早在1911年广发邀请函时,美国政府尚不确定动乱中的中国政府以何种面貌参与,他们唯一肯定的是,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必须参与这届盛会。

  于是,1913年美国政府承认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成为列强中最早承认中国民国的国家。同年,中国筹备巴拿马代表团正式成立,陈琪担任中国参展代表,美国人评价陈:“思想开通,对博览会事物颇为熟悉,具有丰富举办博览会的经验。”

  参展巴拿马世博会的中国货品,多是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获奖商家,这无疑为这届世博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1915年4月22日,中国馆开馆。一万人涌入馆内,争相目睹变革后的中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记载,中国展品分布在美术、教育、文艺、工业、农业、食品、矿物、运通、园艺等9个展馆。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是中国取得成绩最为辉煌的一届:共获1211项大奖,在全部31个参展独占鳌头。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颇具现代工业的中国产品在世博会上露面:

  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生产的白兰地,以西方产品的面貌获得金奖。这个酿酒厂是实业家张振勋在1890年成立。1888年,他在巴达维斯出席法国领事举行的一次宴会时,偶然听外国人说,山东烟台产的葡萄很好酿酒。两年后,张振勋注册成立张裕葡萄酒公司,聘请美国、日本工程师参与兴建厂房,进行机械生产,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张裕葡萄酒成为西方世界中的名牌酒种。

  在文艺馆中,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最受欢迎,在布鲁塞尔世博会游览的经历,让张元济痛定思痛。归国后,他每年出版各类图书801册,让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他曾多次谢绝出仕为官,一心专注创办编译所,翻译海外著作,发行小说。

  交通馆中,参赛品百余件,有铁路模型,招商局模型,最有特色的是黄河桥模型。

  采矿冶金馆中,陈列着中国的汉阳铁厂和制造钢铁的说明书。

  教育馆内,上海贫儿院获得的金牌分量格外沉重,这所创办于1908年的贫儿院组织了中国第一支担任指挥演奏的西式管弦乐,并获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枚音乐金奖。

  但1915年对中国人而言,绝算不上好年景: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北洋军四分五裂,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那为什么在千里外的巴拿马世博会上,中国人还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

  现在回望,1915年前后,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清政府洋务运动遗留下的国营企业基本瓦解,北洋军阀割据又形成中央集权真空,这给民营公司提供了一个绝对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一时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的中小企业成为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美国《洛杉矶时报》曾报道: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工厂涌现,生产中国货以代替流行的日货。

  另外,1915年正值一战爆发,战火弥漫欧洲,西方生产遭受严重打击,欧洲列强无暇参与世博会,外货需求增加。巴拿马博览会为中国的对外出口提供了一个绝好良机。

  巴拿马世博会结束后,纽约、旧金山等银行、贸易行纷纷组织代表来华考察,购买货源销往欧洲。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1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较之头年增加6000万美元,再加上,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程,中美间的物资运转更为便捷。

  在国内外环境的助佐下,中国能成为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的大赢家也不足为怪。但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1915年,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国际形势急转直下。

  1926年-1939年

  战火中的绝唱

  1926年,当美国再次在费城举办世博会时,中国的景象已面目全非:这一年,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摧毁了中国的工商业重镇上海,状元企业家张謇在无限落寞中去世,身后留下破产的企业,各地工人罢工运动叠起;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更深层的变革来自意识形态,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传统的东方古国已完全西化。在徐中约所著的《中国近现代》中写道:1920年的中国已名副其实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1926年的世博会前,欧洲各国进入一战后的经济恢复。中国民国政府却因连年战乱,没有经费参加,所以由官员组织、民商自费参加。在中国矿业馆内,中国为博览会所征的样品“仅为零碎之煤铁数块”。

  1925年-1926年间,中国在世界的较量中,颓势尽显:在生丝的出口上被日本全面赶超,在茶叶市场也被印度茶排挤。

  1926年世博会上,中国参展商品中值得骄傲的是天津永利制碱厂的“红三角”牌纯碱和上海天厨味精厂。

  前者是由近代著名实业家范旭东于1918年创办的企业生产。此前,中国碱市场由西方人控制。范旭东花费八年时间,投入200万元,终于在1926年费城世博会前夕,生产出洁白上好的合格碱。当范旭东捧出合格碱时,永利全厂欢腾。他眼噙热泪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变大了。”

  上海的天厨味精厂由化工专家吴蕴初创办。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味精市场完全被日本垄断。天厨味精厂研制出的味精打出了纯国货的旗号。在1926年获得费城世博会金奖后,吴蕴初把日本味精挤出中国市场。

  范旭东和吴蕴初都是这一时段在中国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爱国企业家中的一员,他们的坚守和坚持也是中国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华展开竞争的商战缩影。

  1932年,美国决定于次年在芝加哥举办一届名为“一个世纪的进步”的世博会。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了邀请。同年,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此前的1929年,美国人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后,在罗斯福新政下的带领下,用了四年时间,重新崛起。1933年世博会前,美国家庭已经每户拥有一辆汽车,电冰箱、电扇、洗衣机、烤箱、收音机等家用电器迅速普及。

  1933年,正当中国筹备世博会工作进行之时,行政院以国难日深、经费困难为由,突然宣布中止参加。这件事背后隐藏玄机:国民党内部派系分明,当年,身为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兼任芝加哥世博会代表团总代表,他隶属汪精卫派系;蒋介石和民国财务部长宋子文听闻后立刻取消经费,停止参展,目的是为打击汪精卫。

  这时,离芝加哥世博会开幕仅仅只剩两个月,上海港口堆满了从各省运来的展品。上海总商会在3月2日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不以国家名义参赛,请全国总商会协调,组织中国民间参赛代表团赴美。三天后,全国总商会会长王晓籁等15名理事启程,这是一个纯由民间组织的中国代表团。

  芝加哥世博会上,当中国总代表张祥麟将大幅湘绣赠与罗斯福总统时,整个与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沉浸在自豪中:他们包含激情,踌躇满志,他们已经意识到,民营阶层也可以影响中国变革,一如这次世博会,他们用自身力量化解危机。

  他们尚不知道。回国后,等待他们的是何种结局,一场来自权利层的阴谋彻底摧毁了一切。

  1933世博会后,中国经济陷入空前萧条。新上任财政部长孔祥熙施行“国进民退”,把民营企业家完全排出决策层。在商业领域,倒闭风像瘟疫一样席卷全国。仅上海一地,1934年,就有254家企业倒闭。1935年,数字增长到469家。

  法国学者白吉尔评价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说:“大量事实表明,国民党政府对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相当冷漠,南京政府竟然不愿为濒临绝境的民营企业家提供任何支持。

  危机关头,财政部长孔祥熙运作国有资本侵吞了大量民营企业。到1935年,国民政府已完成金融垄断,以孔祥熙为特权的官僚成为社会第一等级。

  1937年,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上海失守,蒋介石扔下南京,在重庆成立临时政府。曾在1926费城世博会上为中国人带来无限荣耀的范旭东的化工厂全部沦入敌手。

  随即,武汉失守,作为中国轻工业的命脉,1915年在巴拿马世博会上展出的汉阳铁厂岌岌可危。爱国人士把厂里的大型器械堆转移到码头,等待航空公司转运。拯救钢铁是为这个国家保留住仅存的一口元气。

  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参加了最后一届世博会后,二战爆发。

  1982年后

  从小沼气重新开始

  1939的这届世博会,二战爆发,世博会中断21年,于1958年重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

  这21年间,中国也翻天覆地。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的大门再次缓缓关上。很长时间以来,代表“中国”的,是台湾。

  1956年新中国在获悉布鲁塞尔世博会的消息后,有关部门曾试着同苏联商会联系,结果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一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再也没有主动跟国际展览局联系,也没有参加其批注注册的任何一届世博会。

  岳祖德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原总裁,从1982年代表中国参与过历届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办,拥有28年世博会考察与筹办经历,被业界誉为“中国世博元老”。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也陆续参加过一些区域性的展览会,多是东欧国家。没有参加世博会,是苦于没有外交渠道。”

  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从某种意义而言,新中国终于拥有了合理的身份参与世博会。

  1958年-1982的20年间,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掷千金在世博会上制造狂欢时,当可口可乐与迪士尼走向世界时,当人类的一小步迈上月球时,当人类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思索“科技和文明”时,中国又一次被挡在了世界大门外。这片土地的人民正在经历的是新中国的艰难复兴,冷战的封锁,数十年的政治动荡。

  1981年末,美国世博会组委会主席罗伯茨带着里根总统的邀约来到中国,此时,距离世博会只有半年。

  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的主题为“能源”。国务院在接到邀请后,把邀请信转到当时国务院下属的能源委员会。能源委员会呈报:这届世博会上各国都要展示能源的高新技术,而我们能够展出的就只有农村小沼气,于是向国务院建议由农业部门办。

  农业部门经研究,觉得若参加世博会只展出农村的小沼气,无法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还应展出其他领域的展品,所以又提议交给中国贸促会。

  几经转手下,中国贸促会最终负责筹办世博会,这个部门也成为之后中国筹办世博会的主要机构。

  1981年,和美国世博会组委会主席罗伯茨同行的访者中,有一位很特别:美国纽约华侨联合会主席应行久。

  自上海沦陷后,应行久离开祖国,前往美国。除继续经营礼品实业外,他成为了华人中最早把目光瞄准世博会的人。上个世纪60年代西雅图世博会始,应行久开始在世博会上开设中国餐馆和礼品店。

  岳祖德回忆:“应行久这个人很神通广大。在政治立场上,他是一个两面人,之前跟台湾一直有生意来往,在大陆也属于统战对象。但他的政治背景又很雄厚,和当年的国家领导人荣毅仁、万里都是老朋友。”

  在北京,应行久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进行过长谈,他说:“过去台湾在美国田纳西州影响非常大,很多人知道台湾,却不知道中国大陆,中国应该借机这次世博会展示自己。”

  岳祖德评价,“他的从中游说让中国政府更加坚定参与世博会的决心。”

  1982年5月1日,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一条溪谷旁的山坡上,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开幕了。全世界人民迎来了一个世博会上消失已久的东方国度。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世博会。

  这一天,世博会组委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中国的参加是世博会筹备工作进展的里程碑。”《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迷住了博览会观众》的文章。

  中国馆前,人头涌动,很多人在馆外等候4个小时才能入馆。“当时下雨,观众淋着雨,然后雨停了,衣服干了才能排到。”岳祖德回忆说。

  诺克斯维尔是一届以“能源”为主题的世博会,中国馆内展示了农村沼气,和西方的核电能源,风电等新能源差距甚远。“但美国人很喜欢我们的沼气,觉得规模小,实用。现在想想,农村沼气不正符合当下提倡的低碳经济吗?”岳祖德笑谈。

  在中国确定出席世博会前,双方就经费问题还曾出现过小插曲:中国贸促会提议,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各项费用开支较大,美方能否在展品运输、展团在美国境内的交通运输费、展馆租金等方面给予优惠。

  于是在1982年世博会上,美方支付了中国展品全程往返运输费、中国展团在美国境内的交通费,并减少了展馆租金。

  “我们当年刚刚改革开放,确实穷。但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中国必须参加。从外交层面考虑,如若新中国参加,是中美近半个世纪断交后的一个里程碑。这就正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们也会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优惠政策一样。”岳祖德说。

  世博会对中美贸易影响巨大:从1972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新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到1986年,中美贸易增至8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1982年至今,重新加入世博会的中国努力追赶世界步伐。

  2010年上海,中国成为第一个举办世博会的发展中国家。

  百年前,曾控制中国世博会半个世纪之久的清政府海关总税务长赫德在弥留之际,给继任者留下一份信嘱咐:中国人是善良的,心胸宽大的,能很好的一起共事。不要催促他们,要一步一步来,你就会觉得前进很容易,目标最终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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