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发源于古希伯莱文化的基督教经典，而悲剧是从古希腊艺术中生发而来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前者的指向是基督教信仰，后者的指向则是人类的审美活动。但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之间也可以有多方面的沟通，比如《圣经》里的许多故事都被艺术家们改造制作成了经典艺术作品；而基督教也从诞生早期就开始利用制作精美的圣像帮助信徒们理解基督教教义，体验上帝的玄妙难言。具体到作为宗教经典的《圣经》，虽然其本身并非文学作品，但却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在《圣经》的信仰表达中随处可见跌宕起伏的叙述、鲜活细腻的描写、热烈真挚的抒情性，使得在宽广的文化视域里，旨在引领信徒走向至乐天堂的《圣经》得以与展现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美发生关联。

一、悲剧美与《圣经》的联系

悲剧是一种古老的戏剧样式，一种在各种艺术领域中得到多样化呈现的审美形态。悲剧强调它所带来的情感体验的特殊性，和它对人类心灵和生存苦难的一种深刻体验和感悟，这种在深层意蕴上的对种种人生不幸之普遍性的揭示，把悲剧精神扩展到了艺术领域之外。本文把悲剧这个范畴限定在审美形态的范围内。而悲剧美主要在以戏剧为典型形态的各种艺术门类中得到呈现，也会在我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其他非艺术形态的审美现象时显现出来。《圣经》的悲剧美主要就是从审美角度而言的。

悲剧美是立足于文学叙事的一种审美形态，换句话说悲剧美只能在一个故事中得到最充分的呈现。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也能够具有悲剧美，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以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为背景，并且要尽可能选取这个故事中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的那个情节瞬间来表现，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静态艺术的叙事功能。从叙事角度讲，悲剧美一般由四方面的因素构成：人的不幸遭遇、悲剧主人公的抗争行为、否定性的结局以及潜在的精神超越。而《圣经》作为一个叙事性作品，与悲剧美的这四个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首先，悲剧美的表现是以人类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为主要内容的，现实生活中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艰难困苦是悲剧美的最佳情境，悲剧正是通过对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图景的展现来激发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切关怀。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真实发生的悲惨事件一般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人们不可能在实质性的伤害中获得快乐，而且实际发生的悲惨事件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自行呈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蕴。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只有通过一定的转化和提升才能创造出给人带来精神愉悦的悲剧美，它需要审美主体通过铺张的想象和严谨的构思对已经转化为精神意象的现实不幸进一步加以理想化改造，对其做出更高的精神规定，从而使其提升为真正的悲剧艺术。这种创造出来的悲剧美就不仅是可感受的，更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可以让更多的人反复体验并获得快乐的了。正如海伦·加德纳所言，悲剧不仅仅“是一系列令人悲伤的偶然事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最强烈地感受到终极的神秘。”从这个意义看，《圣经》里充满了对人类悲苦生活的描述，它与悲剧美的关注点是相同的。而且《圣经》里的许多故事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艺术作品，但也绝对不是偶然性的悲惨事件，它们经过了明显的理想化处理，并被赋予了明确的宗教意义。而恰恰是由于在信仰理念统摄下意蕴指向的单一性，《圣经》里的悲剧故事的阐释空间相对于真正的悲剧艺术要小得多。

从悲剧美构成的第二个要素看，人类面对苦难的不妥协态度是悲剧美得以光芒四射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悲剧英雄面对强大敌对势力的积极反抗还是小人物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中无奈的挣扎，悲剧人物都不能面对厄运无动于衷。即便是鲁迅的《祝福》里整天低眉顺眼的祥林嫂也会通过尽其所有的捐门槛行动试图避免在死后被两个丈夫分割的可怕命运。悲剧人物对不幸遭遇做出的行为反应从性质上讲既可以是大义凛然的正义行动，比如普罗米修斯；也可以是不择手段的罪恶行径，比如麦克白；当然更可能是在正义和邪恶、无私与自私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而难以严格定性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性质不同的悲剧行动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为扭转生存困境而做出了不懈努力。所以悲剧行动的价值不在于其是非对错，而在于其性格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悲剧人物对待不幸遭遇的反抗态度。对悲剧美来说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逆来顺受。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悲剧美就在人的斗争行为和生存苦难的激烈对抗中迸发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圣经》在展现人类悲苦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生活苦难的种种抗争行为。《旧约》就着重记叙了人类出于改变生存境遇的愿望而不断冒犯上帝的罪行及其所遭到的惩罚；而《新约》则不遗余力地赞美耶稣基督为把人类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而无私献身的壮举。上帝引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就是一次反抗奴役的大规模行动。《圣经》所呈现的人类面对各种压迫和苦难的不妥协态度是符合悲剧美的基本要求的。只是悲剧美主要从叙事中人类的反抗态度本身显现出来，而《圣经》故事则以上帝为标尺，更加关注抗争行为对上帝的或悖逆或维护的性质。

悲剧美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叙事的否定性的结局，悲剧人物对厄运的抗争必须以失败告终才能见出悲剧美。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所乐见的绝处逢生、浪子回头等事件的转机，对悲剧美的表现来说是毁灭性的。如果罗米欧与朱丽叶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的结局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快乐将完全消解沉重的否定性结局所能带给审美主体的高强度的心灵震撼。在悲剧叙事中，斗争行为的失败在所难免，而《圣经》中的许多故事也正是以主人公献出生命或者承受重大损失为结局的，比如《旧约》里就有力士参孙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圣经》在原罪观基础上对人世间原本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在展现人类面对苦难的斗争行为的同时也指出这些努力在人间范围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即便是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牺牲而带来的救赎希望也是指向末日审判的，而不能在此世实现。基督教信仰的全部目的就是引领人们摆脱人间的悲苦，进入至乐的天国。《圣经》呈现了人类一切罪恶或者正义的抗争行为在人间范围内必然失败的结局，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是《圣经》故事的否定性结局是以天堂为背景的，因而它在审美主体心灵上制造的震撼效果要明显弱于悲剧艺术缺乏信仰支撑的失败结果所造成的复杂情感体验。

最后从精神超越的层面看，悲剧感不等于悲痛。我们欣赏悲剧，会因怜悯而哀伤，因恐惧而战栗，但这些情感都是指向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实际伤害的非现实的悲剧情境的。这些否定性的情感最终都会在我们的意志努力下转化为更加深沉的快乐。正如悲剧是对现实悲惨事件的理想化，悲剧感也是悲痛感的升华。悲剧美不仅仅是对生活不幸的反映，它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悲苦绝望的超越。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悲剧创造了一个真、善、美遭到全然否定的情境，又在否定中唤醒了审美主体对真、善、美更加强烈的肯定和渴望。在这个假定性的苦难情境里，悲剧的美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之内体验了对一切人生难题的超越。而在《圣经》里，悲苦的人间遭到了断然否定，但这也并没有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圣经》用立足彼岸的天堂把人们引向对苦难人间的精神超越。正如耶稣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圣经》里的悲剧故事总是引领人们在体味令人沮丧的现实不幸的同时获得来自天堂的精神慰藉，从而与悲剧的美感相契合。但是《圣经》所倡导的精神超越是指向彼岸、指向上帝的，而真正的悲剧艺术中的精神超越更多是指向此世、指向人自身的。《圣经》最终展现的是上帝的伟大，而不是人的伟大。

总之，《圣经》尽管不是悲剧艺术作品，但确实涵盖了悲剧美的四个要素，尽管与之又有所差异。对于悲剧美来说，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审美情境中可以有所侧重。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从犹太教继承而来的《旧约》和具有革新性质的《新约》在悲剧美的呈现上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以“创世说”为起点的《旧约》沿着“罪”这条基本线索，展现了人类对生存苦难的体认和抗争，着重渲染了悲剧美的前两个要素；而以“道成肉身”事件为主体的《新约》围绕着中心教义“爱”，召唤着人们超越人间罪恶和苦难的愿望和信心，侧重点在悲剧美的后两个要素上。

二、《旧约》里的悲剧美——在“罪”里抗争

《旧约·创世记》里关于亚当和夏娃不肯安享上帝设定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凭着个人意愿探索未知，从而犯了原罪被罚出伊甸园的故事告诉我们，从自由意志觉醒的那一天起，人类的历史才算真正开始，而所谓的原罪也就是自由意志之罪。在作为万恶之源的原罪的背景下，人类的生存本身就是受罚，生存的主要内容则是与各种艰难困苦进行无休止的抗争。而在我们看来，人类之罪与上帝之罚的激烈对抗正是悲剧美的前两个要素在《旧约》中的显现。在这种对抗中作为原罪的自由意志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人类始祖的原罪，人的一切不幸遭遇都作为来自上帝的惩罚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自由意志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决定了人生在世不可能因为厄运就听天由命。如果说原罪的存在使厄运不可避免，那么人类出于自由意志反抗厄运的行为也必然是不可动摇的。原罪的悖论在人类生存困境的必然性和抗争行为的必然性之间制造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旧约》里的许多故事都爆发出强大的悲剧力量。其中《约伯记》把原罪背景下的悲剧美体现得最为充分。

约伯是《圣经》里无辜受苦者的代表，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就莫名其妙地陷入家破人亡、身患恶疾的巨大灾难。作为一个背负着原罪的存在，约伯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根本就无须解释。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不断劝说他不要对上帝的安排有任何抱怨。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人，约伯始终相信自己没有过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折磨：“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他不肯放弃向上帝质疑的权利，认为“正直的人可以与他辩论”。约伯不屈不挠的抗议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就连上帝最终也承认了其冒犯行为的合理性，而谴责他的朋友们愚妄的屈从。那些“勉强奉行你的旨意，傻头傻脑地遵行你的律令，麻木不仁地服从你的吩咐”的人已经丧失了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生命的高贵，而约伯得到上帝的悦纳恰恰因为他保持了人的本色。《约伯记》最终以约伯向亲自出面与之辩论的上帝表示顺从，而上帝也赐予他更加富足安逸的生活作为结局。这个看上去一团和气的结尾差一点就让整个故事的悲剧力量化为乌有。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隐蔽的否定性结局。约伯最终的缄默只是承认了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无能为力，而并没有在自己是否正直的问题上有丝毫屈服。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约伯对自己的厌恶不是因为承认自己有错，而是看清了人在上帝面前的渺小无助。而上帝最后对约伯公然冒犯行为的开恩原宥，就像上帝最初对他的无辜进行惩罚一样不可捉摸。它否定了人们通过德行来向上帝邀宠的愿望。重新获得幸福的约伯却因此永远地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对不可把握的上帝满怀敬畏了。《约伯记》的结局在平静之中摧毁了人类所坚持的善有善报的公义原则，约伯的蒙恩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人们对正直的人也会遭遇不幸这个残酷现实的恐惧不安。在原罪的前提下，《约伯记》展现了人类无处逃避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们面对无常的命运勇敢质疑的行动，它越是否定依靠正义行为摆脱困境的可能性，越能激发起我们内心深处对解救之路的探索和对正义的积极辩护，而悲剧的美感就在人们解答生存困惑的强烈愿望中应运而生了。

除了对原罪的强调，《旧约》也着力呈现了人们悖逆上帝的各种具体罪行。其实具体的罪行和原罪是不可分割的。人类之所以背负原罪恰恰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初始罪行。而远离伊甸园的人类更是把来自祖先的自由意志延续下去了。人总不能不假思索地听任摆布，哪怕是幸福的安排；人总是做自己渴望做的事，即便是要头破血流。《圣经·旧约》在“罪”的土壤里浇灌出悲剧美的花朵，这是基督教文化对悲剧美呈现的独特方式，但我们必须承认“罪”并非是对悲剧美的唯一解释。《旧约》使人们的目光锁定在作为上帝惩罚的生存苦难和人类出于自由意志的抗争行为之间的冲突上，在这种冲突中，《旧约》强调了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因而对精神超越的追求不够自觉。《旧约》在悲剧美呈现上的这一特点不是偶然的。作为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而来的宗教经典，《旧约》扎根于犹太人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过程中不断斗争又不断失败的苦难历史，因而表现出对生存困境的特别敏感和对依靠人力获得幸福之可能性的特别绝望，并以此展现出犹太人对上帝的敬畏和期待。

三、《新约》里的悲剧美——在“爱”里超越

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从民族性宗教到普世性宗教，从对民族苦难的关切上升到对人类普遍未来的关怀，基督教的这些革命性的转换都是在《圣经·新约》里完成的。以《旧约》所描绘的满目疮痍、罪恶滔天的人类世界为前提，《新约》从人的犯罪和上帝的惩罚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跳了出来，致力于为人类提供一条看得见的救赎之路。正如《旧约》立足伊甸园的故事确立了罪的观念，以自由意志为核心，在苦难和抗争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里彰显出悲剧之美，《新约》则围绕上帝“道成肉身”的故事，把“爱”作为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重要力量隆重推出。通过降生为人的神子耶稣基督的牺牲与复活，悲剧美的后两个要素在《新约》里得到了特别强调。

整部《新约》都是围绕耶稣短暂而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展开的。“四福音书”是《新约》的主体部分，它们从不同视角叙述了耶稣诞生、受难、复活的全过程。而这个完整的过程本身就是“道成肉身”。用美国神学家奥尔森的话说，“道成肉身”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的整个存在。”通过“道成肉身”，上帝的神性与人性结合而成为耶稣其人，《旧约》里常常以惩罚者的身份出现的上帝变成了仁慈的天父，主动向罪不可恕的人类伸出了拯救之手。《新约》把《旧约》对造物主绝对权威的宣讲变成了对救世主深沉博大的爱的播撒。耶稣通过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人间，上帝之道肉身化为可触可感的“奴仆的形象”。耶稣背着十字架艰难地走向死亡，用自己无辜的生命来替世人赎罪；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获得拯救的希望和信心撒向人间。从完全的给予到坚定的抛舍再到伟大的超越，“道成肉身”把上帝的大爱一步一步推向顶峰。而这种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表现为强烈的拯救意识。拯救意识的存在使耶稣所经历的一切痛苦都不再像约伯的遭遇那样没有意义，而是本身就具有超越力量的悲剧美的构成因素。所以“道成肉身”的故事把悲剧的超越之美贯彻了始终，而在这个过程里，耶稣的牺牲和复活相对于耶稣本身所具有的神人二性，构成了“道成肉身”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双重结局，从而使悲剧美中的否定与超越得到了独一无二的呈现。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作为人子的耶稣在有限生存之内的人间结局，它把悲剧美的否定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而耶稣的复活升天则是作为神子的耶稣基督超越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的永恒归宿，把悲剧中潜在的精神超越明朗化了。

耶稣受难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富有悲剧美的事件。耶稣一出生就注定要被钉上十字架，他之所以得到生命就是为了要献出它。耶稣作为全能之神的儿子却以罪犯的身份通过最屈辱的方式走向死亡。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比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救世主更加失败的了。雅斯贝尔斯就认为“基督是失败的最深刻象征”，可是他同时又指出耶稣的失败“决不是悲剧的”，因为“是在失败中，他得以领悟、有所成就，并且功德圆满”。雅斯贝尔斯因为耶稣之死是自愿的献身而且死有所值，就认为它是缺乏悲剧感的快乐的牺牲。可实际上对于作为人的耶稣来说，受难的命运终究是沉重不堪的。基督教认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不矛盾地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是对于肉眼凡胎的人类来说，神性是隐蔽的，不可把握的。我们要领悟上帝（或者说耶稣的神性）只能通过耶稣为人的一面来实现。或者说只有通过可以言说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靠近不可言说的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越是苦弱无助，上帝通过自我降低来拯救人类的爱才能越强烈地被人所感受到，“在道成肉身之中，上帝的全能在存在上只能通过苦弱无能体现出来，而且充满了无以名状的约束”，耶稣的人性对于上帝之爱的显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为人子的耶稣背负着自己献身的命运就像俄狄浦斯王背负着可怕的灾难性预言一样痛苦难言。著名的客西马尼祷告就是一段浸透着深深悲剧情绪的耶稣的自白。当时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伏地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求生的强烈愿望与他所肩负的献身使命之间深刻的矛盾在这几句话中凸现出来。为人子的耶稣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忍受着对人间眷恋的煎熬。他愿意平凡地活着而不想承受这伟大的灾难。虽然耶稣立刻就转念坚定了赴死的决心，可这一瞬间已经足以击碎所谓的“圆满”。如果耶稣只是神而不是人，那么肉体的摧残和死亡就无足轻重，他的牺牲就不成为牺牲，上帝之爱也就无从谈起。十字架对于作为人的耶稣始终都是沉重的。他绝对不是满怀“功德圆满”的喜悦走上牺牲之路的。十字架事件的悲剧美不在于耶稣舍弃了生命，而在于他牺牲了自己所热爱的生命。耶稣足够悲苦，上帝之爱才足够伟大。如果没有对生命的珍惜，耶稣的献身才是缺乏悲剧感的。对于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子耶稣来说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一个标准的否定性结局。复活已经是超越死亡的事情，它并不能改变耶稣在尘世之内是一个失败者的事实。但由于耶稣自身所具有的强烈的为人类献身的使命感以及指向天国的拯救意识，耶稣的失败在否定了人类在现世得救的一切可能的同时更坚决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天堂。

与受难事件相对浓厚的悲剧色彩相比，耶稣的复活常常是人们否定“道成肉身”包含悲剧意味的主要理由。耶稣在死后复活和升天的情节彻底改变了死亡的含义，把人生的终点变成了永生的起点，把世人对现世利益的追求变成了对身后得救的企盼。朱光潜说“悲剧往往是以疑问和探求告终”，雅斯贝尔斯也认为悲剧“是问询，而非接受”，似乎悲剧美的精髓就在于把疑问大声呼喊出来却又难以做出决断。而耶稣复活所包含的拯救意义因为回答了这种无法回答的问题，“被拯救的机会残损了身陷困境无以逃遁的悲剧感”，一直是学者们反对耶稣的故事具有悲剧美的根本所在。实际上，悲剧美的呈现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绝望，耶稣复活所宣扬的上帝的拯救也并非我们想当然的那么肯定，两者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沟通。首先悲剧总能使精神得到升华而非使之受到压抑。“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悲剧中的失败和毁灭最终带给我们的不是沮丧和绝望，反而是生的意志的强烈反弹和爆发。悲剧的美感是超越在整个悲剧之上的。历史性生存中的失败和毁灭总是不可逆的但也是极其有限的，它们作为悲剧的核心内容而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激发起世人对非历史性的永恒的热切要求。正如巴尔塔萨所言：“悲剧中破碎的东西，是以一个对牢不可破的整体的信仰为前提的”，超越了有限的生死成败的拯救意识是支撑悲剧美的最关键的那根基柱。所以，耶稣的复活并不能否定耶稣之死的悲剧性。因为悲剧是对在死之内的有限生存而言的。“我们最终被给予的东西超越了耶稣的历史存在，类似于艺术超越了它的物质表现”。复活对死后永生的肯定不仅不会消解有限生存的悲剧，反而正是悲剧超越之美的自然延伸和呈现。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拯救信息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悲剧性境遇充分体认基础之上进而又超越了有限生存的。人活在世上的确是无以逃遁。耶稣给人指出了一条得救的道路，但这条路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灵魂的避难所。“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拯救发生在人间之外，可以期待却不能把握。人们在生存之内所能做的是通过勇敢地直面生存的苦难和像耶稣一样的爱人如己来赢取得救的信心。表面上看是耶稣在人间的故事之结局的复活事件，其实已经超越了为人的耶稣的有限生存，复活后的耶稣重新回到了道成肉身之前的永恒当中，他从人间获得的人性也随之神化了。耶稣的永生成为基督徒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把悲剧艺术在审美主体心灵中激发出来的精神超越的理想形象化了。这个形象化的理想在遥远的彼岸与尘世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身交相辉映，使悲剧美潜在的超越之维在基督教信仰的框架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

总之，《圣经》本身并非悲剧，但当我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它时，就会发现悲剧美构成的几个方面都在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圣经》故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但是由于这些故事是出于信仰目的而写作的，不是艺术家严谨艺术构思的产物，所以在对悲剧美的呈现上往往是不够充分的。然而这种不充分的悲剧美并不妨碍《圣经》阅读者们通过自由的想象和真诚的思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最充分的悲剧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