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禅修对苏轼词境之影响
　　□ 周君敏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6年第04期
　　《人间词话》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可知境界乃诗词之本。北宋一代大文豪苏轼之词便胜在其境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夐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苏词境界之高于同时代词人，乃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竟是何道理？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轼）尝谓辙曰：‘吾视今之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这里，苏辙指出，在黄州之前，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与自己还是不相伯仲，但黄州之后，苏辙便“瞠然不能及”了。由此可见，黄州时期在苏轼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苏轼一生共作词360多首，而仅在黄州不到五年时间，即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的，近80首，约占东坡词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境界方面，其词更是跳出了世俗生活的框囿，有了一个巨大飞跃。前人论述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曰贬谪生活对其人格情性的历练，二曰佛老思想对其精神境界的浸染。本文则试从禅修方面来试论其对苏词境界的影响。
　　黄州禅修
　　由于家学渊源，苏轼早在幼年时期便已接触佛教。他的故乡四川自唐以来，佛教就甚为发达。其父苏洵曾结交蜀地出身的名僧云门宗圆通居纳和宝月大师惟简，僧传把他列为居纳法嗣。其母程氏也笃信佛教，其弟苏辙也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家学渊源对苏轼的佛学修养有着很大影响。由是则“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对禅宗修学情有独钟。苏轼深知，学问德业，必须在于操持行履，笃实履践，尤其学禅宗，更是如此，决非轻掉骄狂，便可妄求易得。他将清言佛学义理之人比如说龙肉，而将自己笃实履践佛理比作食猪肉，“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答毕仲举》）。在贬谪黄州的五年时间，苏轼便开始了专修禅法。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在贬谪黄州的初期，“惟佛经以遁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儵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这种“反观”、“默坐”、“省察”，就是禅宗中的禅定修行求证的方法。
　　在中唐和两宋，禅宗修学在士大夫中间较为盛行。禅宗是佛教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相结合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禅宗认为心性本自清净，万法均由心生，提倡破相离缘，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并且注重身心修学的实证。禅修也称思维修，修则有让思虑定止寂静、远离烦恼、慈悦轻安、智慧明达之效，用则“有能如实虑知所对之境”之妙用。禅修是佛学中修证心性渐趋宁静，以回归心性本来的方法。“蒲团蟠两膝，竹几阁双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身心两不见，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枯杨不飞花，膏泽回衰朽。谓我此为觉，物至了不受。谓我今方梦，此心初不垢。非梦亦非觉，请问希夷叟。”（《谪居三适之二午窗坐睡》）苏轼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他谪居时期禅修的方法及体悟。
　　禅宗认为人之所以不能了解宇宙和人生，只因为人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所以通过静坐以便反观内省，将自己内外感知的每一起心动念，观察得清清楚楚，“观心除爱，自粗急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除”（《与子由弟》）；使心境渐渐地呈现一片空白，“非梦亦非觉”，这时就会觉得自己因感知而起的所有的意识思维，都如一片浮光流影，像雁过长空，风来水面，了无踪迹可得，正如苏轼所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才知平生所思所为的，都只是一片浮尘光影而已，根本无法把捉，根本是无根可依，由此体认得此心中的一切云为，都是只像梦幻般的浮沉起伏在世间而已。“足明忧喜浮幻，举非真实，因此颇知卫生之经，平日妄念杂好，扫地尽矣”（《与蔡景繁》），进而便产生“形体外物，何足计较”（《与石幼安》），“若终日汲汲随物上下者，虽享耄期之寿，忽然如白驹之过隙尔”（《与陈大夫》）的感悟。
　　苏轼与亲朋的尺牍书信中曾多次提及他在黄州时期的禅修。“去岁冬至，斋居四十九日，息命归根，似有所得。旦夕复夏至，当复闭关却扫”（《与陈大夫》）；“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答秦太虚》）；“冬至后，便杜门谢客，斋居小室，气味深美”（《与蔡景繁》）“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与宝月大师》）。不仅如此，他还将禅修看作人生第一要事，“禅理气术，比来加进否？世间关身事，特有此耳。”（《与刘贡父》），由此可见苏轼对禅修之重视。
　　黄州时期,苏轼还同参寥、圆通禅师、宝月大师等高僧大德们有着密切往来，“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与参寥书》）在往来酬唱的诗文中，也表达了自己想与之共同参禅悟道的心愿，“未脱罪籍，身非我有，无缘顶谒山门，异日圣恩或许归田，当毕此意也”（《与圆通禅师》）；“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这些对苏轼的禅修亦有一定的影响。
　　在黄州，苏轼“读释老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又加上对禅学的亲身修证，有了“一念清净，染污自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体悟，“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答秦太虚》）。这时苏轼的思想乃至艺术境界便自然为苏辙等人所遥遥不可及了。他以超然出世的精神和审美的态度来观照人生，“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与子由弟》），形成了旷达乐观的独特人生观，同时他也将这种独特的禅悟体验，融入其诗歌作品中，创造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界。
　　苏词的禅悟意境
　　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二者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恰恰在“悟”上。禅悟重在即境应机，随缘而悟；诗词创作则有意与境会，随机而拈。二者“悟”的共同之处便是应机而感，有感而发。这种诗禅一致的看法，也屡见于苏轼的诗文中，如《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中：“暂借好诗消永夜，每至佳处辄参禅”；《与李去言书》中：“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禅悟的实质是要通过自我调心，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上的超脱、安宁。而诗词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创作源泉上特别注重心灵的领悟和感受，在表达境界上则常常是物我一致，情志与外境互相融合，也就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外部境界感发，因此二者在感悟心物关系的境界上不无有异曲同工之妙。诗自渗入禅理而愈显灵性，禅自有了诗意而尤显深幽。通过诗词，禅悟原本的那种神秘感、形而上倾向，就被公开化、通俗化。诗人、词人在禅悟的影响下，通过对人事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反省，往往会在诗词中抒发人生如梦、随缘自适的感触，展现随顺任远、超脱自如的生活态度，营造出一种空灵、清淡、恬静、和谐的独特意境，从而构建了一个令后人永远神往的诗禅、词禅合鸣的美妙艺术境界。
　　通观苏轼的词作，“词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苏词之独特意境显然是与禅悟的渗透、滋润紧密相关，表达了词人独特的禅悟体验，表现为无喜无忧境、空灵澄澈境、如梦超然境等禅悟境界。
　　（一）无喜无忧境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留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宝月流辉，澄潭布影。水无蘸月之意，月无分照之心。水月两忘，方可称断。”所以禅宗认为，心能够如明镜止水般涵容万事万物。事情来了，以完全自然的态度来顺应；事情过去了，心境便恢复到原来的空灵。吕温《戏赠灵澈上人》：“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禅者既有芳春兴又不滞于芳春兴，禅心一似清湛的池水，映现着世上万事万物的影子，但受影的同时，仍然保持澄明平静，“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心随万境而灵动，在灵动中保任它的幽玄真妙，在妙心中映现万象，而不加注任何东西，这便是“幽”。这样，才能心随境转，又超乎其境，“随流”之时仍不失本心的灵明，自得超越忧喜的安详与宁谧。存在而超越，充实而空灵，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
　　这种禅悟境界，使得苏轼能够在审视世间万物时，保持灵静心态，身心一无挂碍，神游物外，从而达到“无喜亦无忧”、“随缘自适”。如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本篇作于元丰五年(1082)，这时苏轼贬居黄州已近两年。这首词展现了苏轼通过禅修、禅悟而达到的思想境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打”显出雨势之猛之急，暴雨骤降，行路之人该如何面对？“莫听”，是指听而不听，不必介意萦怀。因为只有心无波澜，方能“吟啸且徐行”。“何妨”二字写出内心不为物扰的潇洒与磊落。“竹杖芒鞋轻胜马”，正因为丝毫不起慌乱杂念，才有如此境界。如果说这几句还是生活中实际经历的话，那么“一蓑烟雨任平生”就使这词超出现实而有了象喻整个人生的意味：当人生中面临种种挫折与困苦之时，惟有保持住真我，得失忧乐均能安之若素，既不以风雨为忧，也不以晚晴为慰，一切变化对他说来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无差别境界，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泰然处世。词下阕的开端又回到现实中。“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别起一角度来写旅途的感受。春寒料峭，吹人酒醒。“微冷”之际，抬头一望，太阳正迎面照在我的身上。虽然日已西斜，但天毕竟是晴了。自然界的风雨阴晴瞬息万变，可是于我有何影响？词人接着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分明既有风雨，又有阴晴，此处为何又说“也无风雨也无晴”？显然，苏轼所说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是感知层面的，而是禅悟层面的。即是说，无论晴也好，雨也罢，胸中自有超然之境界，外界风雨又与我何妨！所谓“一念清净”、“身心皆空”即是。有此心态，苏轼方能超越苦难的世俗人生，于苦境中展现真趣，在逆境中自得解脱，将凄苦化为禅悦，把抵牾融为和谐。故在黄州，则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在惠州，则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在儋州，则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只要“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
　　苏轼另有一首也是谪居黄州时所作的《西江月》词，词曰:“照野渳渳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春夜料峭，醉不得归，人马露宿于郊野，在他人本是凄苦难耐之事，但苏轼在这首词中表现的，却截然不同。春夜月下的景致是那么的迷人，抒情主人公的情怀又是那么的超然自适。因为在苏轼看来，“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内山川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
　　苏轼类似的词再比如《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有“溪山好处便为家”之句，《满江红·董毅夫名钺》有“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之句，《定风波·海南归》有“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之句，《浣溪沙》(倾盖相看胜白头)有“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之句，《行香子》有“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等，皆写出了他人生修养中超然旷达、不为外物所累的一面，也显示了他词中无喜无忧的禅悟境界。
　　（二）空灵澄澈境
　　禅宗把山水自然看作是佛性的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自然界的一切莫不呈现着活泼的天机。苏轼也说过“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赠东林总长老》），“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参镣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正因万物皆是佛性的显现，所以禅宗提倡一种不容情尘计较，而直契事物本来面目的禅悟观照。这种透过距离，以纯然不计利害的眼光来静观事物客观特性的方式是特殊的观物方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事物才单纯地为我们所观赏，“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
　　作为一个禅者，苏轼就能够不起利害，不起意欲，而以纯粹无杂的审美眼光来观赏对象。他在写给僧人道潜的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清。”（《送参廖师》）诗人作诗与僧人参禅一样，须澄心净虑，空诸所有，使身心处于一种虚静的状态，去谛视万般物象，了悟群生百态，这样才能涵养出良好的创作心态，才能有上乘的创作表现。苏轼那种不滞不粘的艺术风格就是在这种禅修悟境下形成的。刘熙载称“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所以东坡词也可作如是观。
　　前人曾评价说：“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方，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无一语著人间烟火，此自大罗天上一种”。诸如“仙”、“灵”、“出世”、无“烟火”气等审美感觉，即是从东坡词空灵澄澈的意境中获得的。刘熙载尝言“词以不犯本位为高”，所谓“不犯本位”，即语言表达游离于表现主题，词中不直接涉及创作主体的情感倾向，而是通过接受者的反复体味，才对词的表现主题豁然有悟。这种叙事方式就带有“空灵”的特点，形成一种幽静淡雅、韵味悠扬的境界。
　　如其《鹧鸪天》云：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首词上阕的叙述视角很有特色。层林明山乃远眺所得，而竹墙草塘则是身边之景；仰观可见翻空之白鸟，俯察则得细细之幽香。远景、近景、动态、静态、视觉、听觉、嗅觉，配合得恰到好处，自然而不板滞。上下四方，一时俱来；整个自然，皆在心中。但此时之心，分明已有了些许如《坛经》所谓“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之“虚空”之心的味道。下阕“村舍”三句写词人此时情状，夕阳下，他杖藜于村舍古城之外，信步徐行，仿佛已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合无间，完全沉醉其中。在这种静谧、悠缓的主旋律中，词末“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句，又写出了词人夏日喜得微凉的一种愉悦心情。但这一切都以淡笔出之，隐微朦胧，似有还无，因而使得这词颇具远韵，回味悠长。
　　苏轼词中表达类似审美趣味的语句还有很多，比如：“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南歌子》）；“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蝶恋花》）等。前代词人在词中也多有描写自然景物者。但往往是将景物作为陪衬个人情思的工具，或以之状写昔日之繁华，如晏几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之类是也；或用来抒发仕宦的穷途落寞，如柳永《八声甘洲》“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之类是也，未免皆着有过多的“有我”色彩。比较而言，苏轼这类词则更多表现出一种超然澹远，清澄宁和之美。它体现出人和自然的冥合与圆融，而又不乏跃动的生命，似有灵气游于其间，同样也可以引发读者多方面之深层次的联想。相对于以往之词境而言，这自然是一种极为重大的拓展。
　　（三）如梦超然境
　　佛教世界观的缘起论认为，大千世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缘来则成，缘尽即散，其本质是虚幻不实的。佛教经典对此多以梦喻示。较著名者，如《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维摩经·方便品》云：“是身如梦，为虚妄见。”《大般若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境自性都无所有。”这种人生无常的认识在苏轼的词中也有体现，并表现为一种如梦超然的境界。
　　苏轼年轻时，抱负远大，“奋厉有当世志”，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是其恪守不移的行为准则，但他在官场上数度起落，“崎岖世味尝应遍”（《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仕途上的遭遇变故使他体会到了世事的无常。而黄州时期的禅修，进而引导着他对整个人生、整个尘世、甚至整个宇宙进行梦醒后的谛观，于是幡然大悟：“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同前韵再和孙志举》）、“富贵本先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参寥泉铭》）。这种了悟后的人生感受，在苏词中即表现为他常常写到“人生如梦”的慨叹：
　　“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醉蓬莱》）
　　“一梦江湖费五年，归来风物故依然。”（《浣溪纱》）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
　　“梦”本是词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自文人填词以来，即不断有词人歌咏，比如温庭筠《菩萨蛮》云：“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冯延巳《鹊踏枝》云““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李璟《摊破浣溪沙》云：“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煜《望江南》云：“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欧阳修《玉楼春》云：“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但综观前代词人所写的这些“梦”，其主题却较为相近，同属一类情感范畴。一般多被用来抒写对繁华消歇、盛时难再现的失落、怀念、惆怅之情，或对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某种事物的憧憬和向往等情感。而苏轼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生感悟，是一种面对人生荣辱得失的超然。苏轼《行香子》曾云：“君臣一梦，今古空名。”《渔家傲》亦曾云“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表达的也就是这样的感悟。正是有了这份淡然和超脱，在了悟“人生如梦”之后，苏轼还能从容自若地“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有些词虽未直接以“梦”言其人生感受，但也透露了一种“人生如寄”、“劳生有限”的感叹。如《点绛唇》：“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尚想横汾，兰菊纷相伴。楼船远，白云尽乱，空有年年雁。”佛家《圆觉经》云:“妄认四大为自身，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如彼病目见空中花。”病目中的空中花本是虚幻无常的。苏轼在此拿它来比喻江村平野，就带有了空空味道。下阕写汉武帝横渡汾水的壮举，以“空有年年雁”作结，也表达了一种世事无常的感受。又如《满庭芳》上阕：“蜗角虚名，蝇头小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他在超然旷达地看待人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尘世名利的鄙弃，大有禅宗棒喝醒世人迷梦之意。
　　以上三种境界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有人生如梦之感受，便使得词人在观照万物时，能保持心灵的空灵与自由，同时面对人生风雨、荣辱得失也就能达到一种物我相忘、超然平和的境界了。总之，由于黄州的五年禅修，苏轼的词作与禅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使得其词在境界上超越了之前乃至同时代的词人，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感悟之美。
　　（周君敏，浙江省温岭市职业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