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卢海山
　　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南北朝、隋及唐初，主要是北方的地论学和南方的摄论学；第二个时期为唐贞观十九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来，系统地翻译了唯识学的经典以及唯识宗的形成。这两个时期的唯识学：既有前后的继承性，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要系统地了解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那么对于地论学、摄论学的历史考察，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初期唯识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从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般若经以来，直到姚秦时期鸠摩罗什系统翻译龙树、提婆的《中论》、《百论》等经论止，般若性空学，一直在中国佛教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般若性空学的长期传译、研习，为中国佛教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般若性空学只破不立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人们对般若实相的进一步了解；一切皆空的偏激观点，又在无情地撤毁它所奠定的基础。中国佛学发展到罗什、僧肇时期，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中国佛学必须在般若学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才能迎来较大的发展。
　　(一)《涅槃经》的传译
　　在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前，中国僧人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等人从长安出发，到天竺求取佛经。法显在中天竺，得到《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方等泥洹经》等，在师子国，又得到《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经》等。法显从师子国附商船从海路回国，晋义熙九年来到建业，义熙十四年(418年)在道场寺与印度禅师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6卷本《大泥洹经》(即《大涅檠经》。《大涅檠经》的译出，对中国佛学影响甚大，为中国佛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涌现出一大批弘扬、研究《涅槃经》的义学僧，被称为涅檠圣的竺道生，提出了许多孤明先发的论点，如“顿悟成佛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义”等。从此，涅檠佛性说就成为中国佛学的主要思潮，得到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在北凉统治下的中国西北，也形成了一个传译《涅檠经》的佛教中心。中天竺人昙无谶，从西域展转来到姑臧，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的支持下，从玄始三年(414年)至玄始十年(421年)先后译出了《大涅檠经》的前分和中分，共40卷。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凉译《大涅檠经》传至江南，引起较大的影响。439年，北魏政权攻灭北凉，北凉的佛教中心解体，其中有的人逃往西域，另一部分僧人逃到江南，大批僧人成为北魏的俘虏来到代北，《涅檠经》也随之带到代北。
　　《涅檠经》提倡人人皆有佛性，一阐提人也包括其中，其直显佛性的思维方式与般若类经典有很大区别。《涅檠经》的传译和研习，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为唯识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楞伽经》等经典的译出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从师子国泛海来到广州，被迎入京师建业。他得到了名僧慧严、慧观及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崇敬，在祗洹寺等地集义学僧译出《杂阿含经》《法鼓经》、《胜鬘经》、《楞伽经》、《相续解脱经》等众多经典。其中《楞伽经》、《相续解脱经》(即《解深密经》中的一部分)，与唯识学思想直接有关，并且是唯识宗所遵从的六部经中的两部。这两部经都是用唯识学的理论来组织学说的。可以说，求那跋陀罗是首先将唯识学传译到中国的。
　　另外，在求那跋陀罗之前到中国来的佛驮跋陀罗，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在建业道场寺译出了60卷《华严经》。《华严经》在理论上将说明世界、人生本原的十二因缘说统归到“唯是一心作”上，因此，《华严经》的传译对于唯识学理论的传播具有先导作用。北凉昙无谶除翻译《大涅檠经》等经典外，还翻译了《菩萨地持经》，这部经相当于《瑜伽师地论》中的《菩萨地》。
　　以上这些僧人，都是直接来自印度本土，他们活动的时代都早于或同于无著、世亲的时代，在他们的翻译中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前瑜伽．行派的理论内容，他们成为在中国传播早期唯识学的先声。
　　二、唯识学经典的大规模传译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掀起了第一个大规模翻译唯识学经典的高潮，在北朝，形成了以菩提流支等人为中心的翻译集体；在南朝，形成了以真谛等人的翻译集体。
　　(一)菩提流支等人的的译经活动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于北魏永平(508～512年)初年，经西域来到洛阳。北魏宜武帝下勒引劳，供拟殷华。当时洛阳有七百梵僧，勒令菩提流支为译经领袖。据《续高僧传》载，菩提流支自永平初到洛阳至东魏孝静帝天平(534～537年)年间，20余年间，共翻译经论39部，127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经，及《胜思维》、《大宝积》、《法华》、《涅檠》等论(参见《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翻译的经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十地经论》。勒那摩提，中天竺人，正始五年(508年)来到洛阳，与菩提流支合作翻译了《十地经论》，又翻译了《究竟一乘宝性论》、《宝积经论》、《法华经沦》等六部经典，计24卷。佛陀扇多，北天竺人，从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9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经论11部，计11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摄大乘论》2卷，普泰元年(531年)译出。瞿昙般若流支，南天竺人，从元象初年至兴和末年(542年)，在邺城译出经论14部，计85卷，其中重要的有《正法念处经》、《回诤论》、《业成就论》和《唯识无境界论》。(以上参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又有毗目智仙，在邺城译出五部经典。
　　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其明显的特点，是所译大部分经论都是无著、世亲等人的论著。无著约生活在公元400～470年，世亲约生活在420～500年。(参见吕激《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84页)在世亲去世后不到十年，唯识学就迅速传译到中国，这在古代学说传播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菩提流支等人直接来自印度，减少了西域的流传转译环节，可以说他们所译的经论，保持了唯识学的原始面貌。它既不象罗什所译龙树学那样，是从西域转译的。也不象玄奘所译的唯识学那样，是经过唯识后学发展了的理论。
　　菩提流支等人译经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得到了北魏、东魏统治阶级的支持。据《续高僧传》载，菩提流支奉敕翻译《十地经论》时，“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续高僧传》卷一)宣武帝亲自任笔受，可见《十地经论》的翻译，受到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崔光在《十地经论序》中说：“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流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一千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由此可知，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活动，也得到了北魏儒士的支持。崔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参加了《十地经论》的翻译，而且担任了《顺中论》、《三具足经论》、《法华经论》的笔受工作，他一直是北魏译经的有力支持者。(参见《大唐内典录》卷四)据《魏书·崔光传》载：他“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愈甚”，“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好为二经义疏30余卷。”除崔光外，北朝时期还有不少儒土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启示我们，在研究佛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仅限于两家理论的简单比较，而是要深入到实践层次上。在实践层次上，儒士们既可以对君忠，对父孝，又可以礼佛念经，二者并不存在矛盾，佛教反而是对个人心理、思想境界的一种补充。
　　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活动，由于得到了北朝统治者和官僚、儒士的支持，为唯识学的传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这是唯识学在北朝得到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真谛等人的译经活动
　　真谛，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群藏广部，罔不措怀”，“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续高僧传》卷1)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随梁使从扶南国来到中国南海，太清二年(548年)来到梁都建业，被安置在宝云殿供养。真谛准备“传翻经教”，“更出新文”(同上)，恰遇梁末侯景之乱，他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转展富春、豫章、始兴、全陵、南康、晋安等地。在这动乱时期，真谛虽然“栖遑靡托”，却仍是“随方翻译”，因“道缺情离，本意不申”(同上)，他几次都想乘船返还西国，最后来到广州，受到剌史欧阳颜父子的资助，才得以安定下来。在中国僧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等人的协助下，真谛翻译了大量经典。太建(569年)正月，真谛因病而逝。真谛在中国漂泊了20余年，在众多的来华译经僧中，真谛的经历是最悲惨的。
　　真谛从梁武帝末年到陈宣帝即位23年间，所翻译的经论记传，共64部，278卷。(参见《续高僧传》卷1)真谛翻译的主要是印
　　·498·度瑜伽行派的论著，如《摄大乘论》、《唯识论》、《十七地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释》及《俱舍论》、《执异部论》等。同时，真谛还撰写了许多论疏。
　　真谛是继菩提流支等人之后，将瑜伽行派经典传人中国的著名译经大师，然而他在中国南朝却遭到极其悲惨的命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真谛到中国后，恰遇梁末侯景之乱及梁陈之际的战乱，他的译经活动没有能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其次，真谛的译经没有受到南朝僧徒的重视，与南朝所流行的时尚有关。“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续高僧传·法泰传》卷一)梁武帝时，对《成实论》的研究成为时尚，出现了一批成实论师，他们混淆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界限。梁武帝末年，才有所纠正，开始重视《三论》。到了陈朝，三论学逐渐取得主流地位，成为当时的显学。纵观梁陈两代佛学，仍属中观学之余流，佛学仍与玄学密切结合，缺乏创新精神，在思维方式上与瑜伽行派有许多汗格。真谛所译的经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广泛流传，就是必然的了。第三，真谛所传的思想与梁陈时期的意识形态可能有矛盾。“时宗、恺诸僧，欲延(真谛)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续高僧传》卷1)这里既暴露了那些身居显位僧侣的狭隘心理，又说明真谛所传“无尘唯识”的理论，是“言乖治术，有蔽国风”的，即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或者是相左的，致使统治阶级有意地通过国家命令限制真谛译经的广泛流传。这一点，吕澂先生早就注意到了。(参看《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此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一)北方地论学派
　　菩提流支等人所译的诸多经论中，有许多经论并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如佛陀扇多译的《摄大乘论》，瞿昙般若流支译的《唯识无境界论》等，可能是由于文本简略，给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不能适应北朝佛学实践性的特点。在众多的论著中，只有《十地经论》等少数经典，得到广泛传习、研究，并形成了以《十地经论》为中心的佛学高潮，造就了一大批擅长该论的义学僧，形成了对北方佛学影响最大的学派，即地论学派。
　　《十地经论》为什么能在北朝佛学中居于主导地位?”首先，该论与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前面讲过，在翻译《十地经论》时，北魏宣武帝在译经的第一天，亲自担任笔受。可见该论的翻译，在当时是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的。其次，《十地经论》适应了北朝佛学实践性的特点，论中讲述的菩萨修行的十个层次，为北朝僧侣提供了具体修行的方法、步骤和目的，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第三，《十地经论》义理繁富，是大乘佛学的基础和纲领。崔先在《十地经论序》中对该论评介说：“《十地经》者，盖是神觉之玄苑，灵慧之妙宅，亿善之基舆，万度之纲统。包群藏之秘，义冠众典之奥，积渐心行，穷仁学之源；崇广住德，极道慧之府。”可见，《十地经论》在北朝受到重视，不是偶然的。
　　这里，我们只拟对地论学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作此粗略的考察。
　　1．地论学北道派
　　在《十地经论》的翻译过程中，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由于各自的师习不同，已有分歧，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北道派与南道派。
　　北道派的主要人物是道宠。菩提流支翻译《十地经论》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道宠“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道宠“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成匠学士，堪可传道者，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续高僧传》卷7)
　　据《续高僧传》说，道宠原名张宾，在高齐元魏之际，曾是国学大儒雄安生的著名弟子。他与雄氏门下另一弟子李范并驾齐驱，有很高的声望。年将壮室时，他率领学徒千余人，路过赵州元氏县堰角寺，向寺僧索水，被一沙弥难问，立即认识到佛法难思，便解散学徒，出家为僧。道宠在邺都讲经时，魏收、邢子才、杨休之都在座听讲，三人原曾作过道宠的弟子，便奏闻朝廷，因道宠德溢时命，“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同上)
　　地论学北道派，其初也曾极盛一时，但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便逐渐衰落了。
　　2．地论学南道派
　　中天竺僧勒那摩提，是南道派的开创者，他博通经论，尤明禅法，在佛教义理方面，他与菩提流支等人合作翻译了《十地经论》等经典。同时，他传授禅法，是北朝禅法的开创者之一。据《续高僧传》说：“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土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续高僧传》卷7)北齐著名禅师僧稠就是勒那的门下。在勒那身上，禅师、义学、戒律三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北朝佛学，多数地论师都精明律学，禅视又与地论学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地论师的领袖，无疑应是慧光。他13岁随父到洛阳，拜著名禅师佛陀为师，(佛陀与佛陀扇多是二人)学习经论，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当时人们称他为圣沙弥。此后，他又学习律部经典，原来，《四分律》在中国流通不广，只有道覆等少数律师对《四分律》进行研究，道覆著有6卷《四分律疏》，仅只是科文而已，至于提举宏宗，却词理精玄，并撰《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删定《羯磨戒本》。这些著作，对中国律宗的创立都影响很大，因此，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把慧光归入《明律篇》，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慧光在佛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十地经论》的弘扬。据道宣说，佛陀禅师任少林寺主时，勒那摩提首先翻译《十地经论》，以后又与菩提流支合作翻译。慧光“时预沽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净，取舍由悟，纲领存焉。”(《续高僧传》明律上)关于《十地经论》在中国的翻译过程，文献记载颇有出入，仍是一历史悬案。从慧光的传记看，慧光也参加了《十地经论》的翻译工作，以后又会通了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的要歧，进行了取舍，自此以后，“《地论》流传，命章开释”。(同上)慧光除撰有《十地经论疏》外，对当时流行的经典《华严》、《涅檠》、《维摩》、《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同上)并注释《胜鬟》、《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著有《玄宗论》、《大乘义律章》等多种著作。
　　在慧光的著述中，有《涅檠经疏》。在北朝佛学中，《涅檠经》及《十地经论》，是最受佛徒重视的，尤其是地论学者，无一不重视《涅檠经》。涅檠佛性义与地论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乎不能将涅檠学单独抽取出来，另行成立涅檠学者，否则就会破坏北朝佛学的完整性。
　　另外，在慧光著述的文风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道宣对慧光著作的评价是，“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文旨清肃，见重时世”(《续高僧传》明律上)有人认为“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是北朝佛学的特点，是继承了汉魏佛学的传统。从道宣对慧光著作的评价看，恐怕不完全如此。即使北朝佛学真有“穷其枝叶”的特点，也不是继承了魏佛学的传统，而是由于法相唯识学辨析名相的特点所决定的。法相唯识学是一种新的佛学思想，与南朝玄学式的佛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慧光在北魏高齐之际，参与了国家对僧徒的管理工作，“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人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续高僧传》明律上)北魏、北齐时期，全国僧侣有数百万众，其中不乏有学问的高僧，但也夹杂着许多为逃避徭役、赋税的农民，甚至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混迹于僧侣之中，因此，对僧徒的有效管理，就成为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僧官也就成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要官员。慧光在任僧官期间，卓有成效。慧光以后，地论学派的僧徒出任国僧都、国统以及各州僧官的大有人在。如慧光的著名弟子法上，就担任国统四十余年，在北齐朝野很有影响。北朝佛学的实践性，不仅仅是表现在禅法上，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更显示出地论学派的社会实践意义。
　　慧光对北朝佛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培养了许多弟子，“时光诸学士，翘颖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人室惟九。有儒生凭变，光乃将人数中。”(《续高僧传》明律上)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究竟包括哪些人，现在已弄不清楚了，不过慧光门下比较知名的，有法上、道凭、昙遵、僧范、惠顾、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隐、洪理、道云、道晖、凭变等人。
　　慧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道宣将他与历史上著名高僧道安相提并论，认为“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草风，广位声教，则慧光抑其次矣。”(同上)可知慧光不论在当时或以后，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地论学经过慧光的弘扬，及其门下众弟子的推动，就如日中天了，成为北朝佛学的主流。
　　以上对慧光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地论学有以下特点：其一，地论学与禅关系密切，慧光的老师佛陀、勒那摩提都是著名禅师；其二，地论学与涅檠学合而为一；其三，地论学师多明律学；无闻于世。慧光受具足戒后，又博听律部，随文奉行，讲解僧祗律，其四，地论学师出任僧官者很多，参与了国家对僧侣的管理工作。
　　慧光以后，地论学传承不绝，一直到唐初武德末年，《十地经论》才不再有人讲述。慧光以后的地学派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述了。
　　(二)南方摄论学派及其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1、南方摄论学派
　　真谛在广州等地，翻译了大量唯识学典籍，“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续高僧传》卷一)智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谛云：‘吾早值子，缀缉经论，蛙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指《摄大乘论》和《俱合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同上)智恺为僧徒们讲授《俱舍论》，讲到《业品疏》第九卷，构疾而卒。智恺的去世，对真谛震惊很大，“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同上)《摄大乘论》是唯识学的重要论著，真谛翻译该论用力最多，《摄论》的译出及弘传，真谛来华传法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真谛生前，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摄论学被限制在岭南地区，但在真谛周围聚集了一批学问很高的僧徒，他们共传香火，誓弘《摄论》，永无断绝。实际上，以真谛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弘扬《摄论》为宗旨的佛教宗派。
　　真谛去世(569年)后，其弟子们带着所译新经，北上长江流域，进行广泛的弘法活动。法泰，是真谛译经的重要助手，笔受文义近20年，前后所出经论50余部，并述义记。法泰虽然博通教旨，但却偏重行业。真谛去世后，泰北还建业，带头新翻经论，创开义旨。由于《摄大乘论》、《俱舍论》文词该富，理义凝玄，思越恒情，甚少能其趣。加之当时三论学盛行，虽然法泰多次弘演唯识奥旨，但却道俗无人听受。只有北方地论学者靖嵩，因北周武帝灭法，逃到金陵，投身法泰门下，学习唯识学经论。又将摄论学传到江北彭城地区。(参见《续高僧传》卷一《法泰传》)
　　真谛门下的菩萨戒弟子曹毗，是智恺叔父之子，少年时期就随智恺来到真谛处，学习《摄论》，真谛去世后，曹毗请建兴寺僧正明勇法师续讲《摄论》，成名学士有50余人。曹毗晚年住于江都，在白塔等寺宣讲《摄论》，禅定寺的僧荣，日严寺的法侃等人都在他门下受学。曹毗在江都很有影响。(同上)
　　慧旷、僧宗二人，在真谛去世后，来到庐山，弘扬《摄论》，“法化隆盛”。以后，慧旷又到湘、郢等州弘道多年。陈末隋初，慧旷回到家乡襄阳，在遍觉道场、兴国寺以及丹阳栖霞寺等地弘扬摄论学。(参见《续高僧传》卷10) ．
　　智敫，于陈末隋初仍活动于广州地区。曾做过广、循二州僧正。以后，在循州道场寺讲《摄论》10余遍，门下有25人精通了唯识学，较知有瞰山玑等。
　　道尼，在真谛去世后，来到九江，兴讲《摄论》，开皇十年(590年)被召人京师，开悟弘多。自道尼到长安弘扬《摄论》后，江南地区就不再有《摄论》讲主了，即使有人讲授，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了。(参见《续高僧传》卷1)
　　真谛去世后，其弟子们不负重托，北上长江流域，弘扬摄论学，主要分布在建业、江都、九江、庐山、湘、郢、襄阳等地。以后摄论学又北上黄河流域，主要集中在彭城、长安等地，并传到了四川。这样，摄论学就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在隋及唐初形成影响极大的佛学思潮。
　　2、摄论学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摄论学向中原地区的传播与扩展，主要是由北方南下的地论学师完成的，代表人物是昙迁和靖嵩等人。摄论学与地论学的融合，是隋唐时期南北佛学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
　　道宣认为，“摄论北土开创”，自昙迁为始。(《续高僧传》卷18)昙迁，博陵饶阳人，13岁从舅氏权会学习《礼》、《传》、《诗》、《尚》、《庄》、《老》等书，以后留心《庄》、《易》，归意佛经。21岁，从定州贾和寺昙静律师出家。此后，来到北齐邺都，历诸讲肆，专攻大乘佛理，就慧光弟子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他辞谢荣利，隐居于林虑山黄花谷净国寺，精研《华严》、《十地》、《维摩》、《楞加》、《地持》、《起信》等经论，咸究其深赜，并寻访《唯识论》。北周武帝平北齐，毁灭佛法。昙迁与僧侣结伴逃往金陵。后来，他在桂州刺史蒋君家中获得“《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虽先讲唯识，薄究通宗，至于思构幽微，有所流滞，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续高僧传》卷18)可知，地论学发展到后期，已开始注意理论上的缜密深微，摄论学正好补充了地论学理论上的不足之处，所以昙迁得到《摄大乘论》后如获全如意珠了。隋朝初兴，昙迁就从建业来到江北彭城，“始弘《摄论》，又讲《楞伽》、《起信》、《如实》等论，相继不绝。《摄论》j匕土创开，自此为始。”(同上)以后，昙迁就在彭城、广陵两地讲扬《摄论》。开皇七年(587年)，下诏征昙迁入京师，于大兴善寺安置供养。长安僧众“以《摄论》初辟，投诚祈请，即为敷弘，受业千数。沙门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同上)昙迁撰有10卷(摄论疏》，每年都要讲两遍，“每举法轮，诸讲停务，皆倾渴奔注，有若不足。”(同上)摄论学在隋初造成的社会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靖嵩，涿郡固安人，15岁出家，受具足戒后，南游漳辇。有大(太)学寺智融法师，是北齐国统法上的神足，解贯众师，道光二藏，常讲《涅檠及《地论》。靖嵩设诚归之，攻研数载，又从云(道云)、晖(道晖)两位律师学习戒律，并从道猷、法诞二大论主面授《成实论》和《杂阿毗昙心论》，旁探《婆沙》、《迦延》、《舍利佛》等小乘论典。可见靖嵩所学非常广泛。北周武帝毁灭佛法，靖嵩等三百余僧逃到江左。靖嵩在建业，受命讲解小乘经论，讲论之余，从法泰谘决唯识义理，数年之中，便精通了《摄论》和《俱舍论》，并对《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40余部唯识论典，皆综其纲要，剖会区分。隋灭陈后，靖嵩等二百多僧侣，来到江北徐州，盛开讲肆，隋文帝封禅泰山，关中义学僧随驾路经徐州时，都在靖嵩处，优膺受业，由此靖嵩的门徒雄盛。他所撰《摄论疏》等，便大行于世。(以上参见《续高僧传》卷10)
　　在摄论学向中原地区传播过程中，除昙迁、靖嵩外，还有净愿(《续高僧传》卷10)、慧海(《续高僧传》卷11)、法侃(同上) 道尼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除道尼外，他们都是北方地论学者，避难来到江南，学习真谛所传唯识学后，再回到江北进行弘传的。
　　中国初期唯识学，先由菩提流支等人传人北朝，形成了最大的佛教学派地论学派，影响了整个北朝佛学。北方地论学带有较强的实践性，佛教义理上不够缜密深微。其后，在中国南方，以真谛为中心形成了摄论学派。在隋初，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统一，这两个学派实现了合流，得以相互补充，成为隋唐之际中国最重要的佛学思潮，并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