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虽然和印度、尼泊尔相邻，但由于地理形势，交通不便，佛教的传入并不及时。
　　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当地风行的是所谓“苯教”，亦称“本教”、“苯波教”、“黑教”。苯教开始在后藏阿里一带流行，后来渐渐自西向东散播，它崇奉天地、山林、河流等自然万物之精灵，是“泛神”的宗教。
　　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一般认为大约在七世纪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时，就从唐朝带回了佛教。
　　吐蕃王朝是由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热巴坚诸赞普的家族联盟为基础的，842年（即唐会昌二年）反对佛教的赞普朗达玛被僧人刺杀后，联盟解体，吐蕃王朝瓦解。一般论述把佛教传入到朗达磨灭法这段时间称作藏传佛教的“前弘期”。
　　朗达玛家族势盛之时，苯教势力扩大，佛经上称这一段时期为“黑暗期”。
　　在十至十一世纪之际，佛教在西藏又有流行的趋势，所谓“后弘期”就要开始。
　　西藏的西部及西南部和印度、尼泊尔接壤，但在唐代以前，从上述两地传入西藏的佛教艺术遗迹却很难得一见，只能从文献资料上作些推测罢了。
　　据西方佛学和藏学研究者的意见，早在公元前74年的时候，迦腻色迦王在迦湿弥罗结集佛典后向东方弘法，即越过葱岭进入新疆南部的于阗国。直到唐玄奘西行，在于阗国还曾目睹当地“于阗毗沙门天之神庙，尚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
　　这里所说的“毗沙门”，不但是于阗国的保护神，而且也是后来西藏佛教密宗的主要崇拜对象。于阗种族在血统上“混杂土耳其及西藏种族之血统，尤以西藏族为最多”（翟理士《人类学会杂志》，1903年）。于阗地区出土的文书，如戈壁滩石块上的刻划文字，据有关学者考证，就是古藏文字，斯坦因在于阗尼维墟地（今民丰县）发现的佉楼虱底文，也被考定是古藏文。由此可以推想，由于藏族和于阗地区民族的血缘关系，互相之间的交流和往来是肯定存在的，在迦腻色迦王东向弘法进入于阗国之后，多多少少也会流向西藏地区。同样地，从尼泊尔加德满都西部山口进入西藏聂拉木（唐代此处有章求拔国，与中原交通），然后沿山间道路至拉孜，顺雅鲁藏布江到日喀则、拉萨。佛教雕塑艺术从西部入藏，在早期也应以此二条途径为主。只是因为当地苯教的固有势力，佛教的影响也就有限，遗迹也就无从寻觅了。
　　在西藏的东南面是云南，而云南在公元四世纪时就传入了佛教密宗，不过，这个密宗在云南又掺和了当地巫教的神祇观念。所以不能完全否认云南方向的传入可能。到六世纪的时候，洱海地区的密宗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更是不争的事实了。
　　到了十至十一世纪，从于阗地区南下，进入西藏阿里的佛教逐步扩展到安多、多康一带，佛教经师如仁钦桑波、马尔巴纷纷赴印度求经，至十二世纪时，第一批寺院如萨迦寺、止贡寺、达陇寺等陆续营建完成。
　　佛教影响在日益扩大，很多贵族成为僧侣，十二世纪中叶后，元蒙势力使已经成为僧侣的贵族感受到只有和最有影响力的寺院结合，才可能生存。和寺院的结合不是为了抗争，而是通过宗教影响来获得社会更广泛的承认。自此，教徒们有了逐步取代贵族的机缘，而西藏的佛教也很快和政权合流。
　　十二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藏传佛教有三派：即萨迦派、止贡派和蔡巴派，萨迦派保留有维如巴特有的密法；止贡派是玛尔巴传入藏地后噶举派的一个分支；蔡巴则是由松赞干布时的名相噶尔后裔所统领，到成吉思汗时代，势力是最盛的。
　　在1245年，萨迦寺住持萨班的两位侄子八思巴和恰那留住在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军事驻地热振寺和杰拉康寺。
　　萨班在1274年也来晋见阔端，阔端这一次大概和萨班谈了许多自己学习佛教的心得，所以被这位住持认为是：“这位汗王是一位菩萨，他对佛法怀有极大信心，特别信奉三宝。”可见，元蒙贵族正是通过西藏的经师来信仰崇拜佛教的。
　　在萨班努力下，西藏佛教势力日益扩充，忽必烈没有接受已经汉化的佛教，而特别信任噶举派宗师噶玛拔希。噶玛拔希之后的八思巴也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地位日升，藏密依然成为蒙古族信奉的主要宗教。
　　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地区，自元代以来，寺院住持要保持绝对的行政权，都要取得中国皇帝的允许。明代皇帝往往用赐封名号的形式表示这种允许。
　　明初宗喀巴创新迦当教派，即“黄教”，起先影响有限，但宗喀巴晋见明成祖，获得“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就取得了扩展影响的条件，此后，他的弟子也被明宣宗封为“大慈法王”。
　　宗喀巴是达赖和班禅的经师，其弟子根端珠巴的三世化身锁南坚错，即达赖三世，又是明代封为“顺义王”的俺答汗请求朝廷准许入蒙的经师。这位达赖三世先被俺答汗请到青海弘法的时候，他自己也是通过俺答汗求得明廷封号，亲自写信给当时权臣张居正，表示自己欲得敕封的心愿。
　　藏传佛教到宗喀巴时代可说已经相当兴旺，西藏原有苯教的种种神祇和仪规也都很快地转化为藏密的一部分，使藏传佛教艺术在题材和形式表现上自具特色。
　　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雕塑和绘画大抵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应用环境，一种在寺院庙宇中，一种存留在野外及信徒家居场所。
　　在前者，如1409年建立的甘丹寺，1416年建立的哲蚌寺，1419年建立的色拉寺，1447年建立的札什伦布寺，1437年建立的昌都寺等，都是黄教的著名寺院，在崇奉本尊教义的规范下，释迦佛、观音、绿度母、白度母、不动明王都是常见的雕塑、绘画题材。其中“度母”，也叫“救度母”、“多罗姆”，是救苦救难本尊，和汉传佛教中的“观音”相类似。汉传观音有三十三种不同，有七十二化身，“度母”则以其颜色的不同而表示其化身的区别，“白度母”、“绿度母”最为常见。
　　藏传佛教寺院中有一批专门从事艺术创作的喇嘛，作为职业画师、雕塑艺师（拉日巴），他们在艺术实践中自有一套程式。相对来说，更多的在民间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些佛教艺术形象，和摩崖荒岭、苍天白云的大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更显现出整个藏密的神秘博大的艺术氛围。
　　这些散布在大自然里的雕刻艺术品的作者是无数不知名的民间艺师，他们在雕刻佛像或“唵嘛呢叭□吽”六字真言的时候，或在围绕着经幡焚香环拜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已经带有“苯教”的敬神因素。
　　在形式上，按照材料的不同，藏传佛教雕刻有三种，一种是石刻，一种是结合铸造工艺的金属雕刻，一种是附属于建筑等木制品的木雕。
　　这里主要说一下石刻造像。
　　石刻大致又有两种：一是依山傍崖的摩崖或巨石石刻；一是在片状石块上的雕刻。如朱拉日巴巨石像、拉萨北山巨石、仁布摩崖石刻、堆龙德庆摩崖石刻、尼木摩崖千佛等。石片上的雕刻则比比皆是。
　　石刻手法主要有线刻和浮雕两种。
　　线刻在较平整的石面上进行，表面处理很少。所谓阴刻线条是用小凿子逐步敲打而成。如《金刚喜像》在一块天然绿砂石上，是相拥喜极的金刚像，形像全部以凿出的阴线条表现，也许正因为线条不是一刀刻就，才使造像具有独特的凝重厚实感。
　　有的阴刻作品中把主要形像留出，铲去或凿去形像周围的石面，使形像平面高出周围石面，形像本身的结构则用阴刻线条表现。这种手法和汉画像石中的“减地阴刻”一类完全相同。
　　由于形像平面突出在底面之上，画面层次感明确，起到烘托形像的艺术作用，这种特点在诸如《四大种神》、《森札罗汉》、《大成就者》、《拓花天女》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这种“减地阴刻”的手法若进一步加工，即沿形像边缘阴线条作有弧面的铲凿，逐层加深，于是出现浮雕的艺术样式，大至巨石、摩崖，小至一、二十公分高的石片，浮雕的佛像相当普及。
　　石刻形像有佛、菩萨、护法天神、供养人等，大都是单个或二、三个形像成一组，“佛传故事”、“本生故事”、“经变故事”似乎不是石刻造像的主流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