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期时期，有一些佛教派别并不专门研究经典，而是以一些经典为依据，侧重于修行实践。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禅定实践与戒律修持方面。
　　佛教史上对南北朝有“南义”、“北禅”之说，即指南方重义学(指佛教理论)，北方重禅法。南方的义学是在东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谈玄论空，正是南方义学的特点。北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在入主中原前，社会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后。进入中原后，虽然接受了中原传统儒学以进行统治，但毕竟修养不深，对南方的清谈之学，他们更不感兴趣。因而在利用佛教方面，他们就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佛教实践。建寺造像乃至开凿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佛教实践。中国的禅法始于后汉的安世高，他翻译的《安般守意经》中提出的念安般的方法，成为当时禅法的榜样。苻秦时道安也很热心禅法，但禅法的规矩一直没有齐备。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后，译出《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首楞严三昧经》等禅经，于是禅法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是北魏时期著名的禅师，他先到长安专门传授禅法，一时聚徒数百人，来到平城后受到孝文帝的礼敬和豪富们的资助。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为他修建的。
　　佛陀跋陀罗的禅法通过再传弟子僧稠而发扬光大。僧稠修习《涅槃经·圣行品》中所讲的“四念处法”，使精神保持专注内观，以此破除对身心世界的眷恋和欲望，达到离染清净的止观成就。
　　僧稠在北魏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的礼遇。进入北齐后，他又受文宣帝高洋的诏请，住进距邺城西南八十里的龙山云门寺。文宣帝非常崇信僧稠，以至决定将国库分为三份：一份作为国家经费，一份奉养皇室，一份供给佛法僧三宝之用。文宣帝下令有关官员把财物运到僧稠所住山中，打算在云门寺中设立一座大库，贮存这些财物，以供日常所需。僧稠认为修禅在于修心，财物只会引发人们的贪心，反而影响修禅。于是派人把这些财物送了回去。由于文宣帝的器重，僧稠名声如日中天，禅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
　　除了僧稠外，当时还涌现出菩提达摩、慧文、慧思等一大批以修习禅法而闻名的高僧，他们对以后的禅学乃至整个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菩提达摩是南印度人，于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然后北上到了金陵(今江苏南京)，见到了梁武帝，话不投机，又北上来到了北魏境内的嵩山，在五乳峰的一个石洞里(今名达摩洞)面壁九年，整天默坐冥思，修习禅定，当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据说他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发觉，可见他禅定功夫的精深。
　　当时北魏盛行佛法，寺院兴盛，高僧辈出，流派如林。达摩以其独特的禅法崛起于中原大地，独树一帜，大振雄风，名声远扬。他的禅法与当时流行的一些修禅方法不同，再加上他的名气，于是招来嫉妒与诽谤。有些修禅者常来找达摩说法论道，故意驳难，往往落败而逃。终于有人积怨至于不共戴天的地步，就在食物中放毒药谋害达摩。前五次都被达摩识破，但到了他们第六次下毒药谋害时，达摩由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完成了传法的任务，于是就安然服食，端居而逝。
　　达摩的禅法称为 “如来禅”。如来禅以《楞伽经》为主要理论基础，它入门接引的一大特色是“安心”，具体方法是“壁观”。借助疑心息虑，“心如墙壁”的入道方便，进而产生悟道的智慧。所谓“壁观”，即“面壁静观”，并不仅仅指面对墙壁而坐，而是指一种坚定不移的入禅的精神状态。静观指契证“无念心体”的境界。达摩根据《楞伽经》如来藏佛性思想，认为众生本来就有清净的佛性，只是被各种妄想意念所蒙蔽。只要克服妄念，内心安定，就可以使佛性显现出来，觉悟成佛。
　　达摩禅法提倡“教外别传”的“印心”和顿悟，与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禅法不大吻合，没有产生大影响。以后，达摩的禅法日益受到禅者的推崇，被尊奉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行为和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者才能充当僧人或居士，也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佛教徒。早在三国时，就有戒律传入内地，至南北朝时，各种律典戒本，更是大规模地集中传译进来，于是一些僧人专门从事戒律的研究和修行。小乘律典中《十诵律》和《四分律》的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曾经翻译《十诵律》，他的许多弟子都研究这部律典，而且后来还把它传到江南，使南方的《十诵律》研究兴盛起来。《四分律》比《十诵律》更易于理解，内容也更完整。因而对《四分律》的研究也流行起来了。慧光是北朝研究《四分律》最有成就的僧人，他的《四分律疏》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常常引据其中的解释。慧光本人也被后人看作是律宗的奠基者。
　　此外，许多关于大乘菩萨戒的律典如《梵网经》等也陆续译出，对南北朝各地的律学研究及后世的律宗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