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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海明与峨眉地区的禅学

明末清初，兴盛于江浙一带的禅宗逐渐影响于巴蜀地区，使那里沉寂了数百年的禅学重新兴起，并波及贵州、云南等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滇黔佛教的结构变化。开创这一局面的，始于圆悟的弟子破山海明。他与峨眉山地区的佛教也有着密切关系。

一、还乡曲与峨眉月

海明（1597—1666）字破山，四川顺庆府大竹县人，俗姓蹇，十九岁在本郡佛恩寺随大持律师出家。第二年大持律师逝世，转到延福寺从慧然法师习《楞严经》。由于认为跟随慧然学习“不能决疑”证悟，便离开四川，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黄梅破头山，研习禅宗语录三年，并效法元初高峰原妙的修禅方式，以习禅七日为限，获得证悟。

从天启二年到五年（1622—1625），海明游历江浙一带禅林，先后求教于憨山德清、曹洞宗的无异元来、湛然圆澄、临济宗的雪峤圆信、密云圆悟等著名禅师。其间，圆澄曾为他授具足戒，并请其任维那。天启六年（1626），再度到金粟山见圆悟，任维那一职。崇祯元年（1628），圆悟“书曹溪正脉来源一纸，并信金”交付海明，承认了他的嗣法资格。至此，海明通过在江南各地游学十年，接触了临济和曹洞两宗的多位禅林领袖人物，并获得了临济宗的传法资格。这不仅为他日后返蜀传禅奠定了学问基础，而且使他具有了聚集禅众的显赫传承优势。

崇祯二年（1629），海明应请住持嘉禾东塔广福禅寺，开始了他的弘教传禅生涯。数年之中，虽然“远近观光，罔不悦服，道风遂大振于江南”，但他并不满足，“又欲唱道于故乡”。崇祯六年（1633）返巴蜀，应请住持梁山县（四川梁平）万峰山太平禅寺。此后他一直在巴蜀地区传禅，前后住持大小寺院十四处，以梁山时间最长。关于他的言行，其弟子印正等编有《破山禅师语录》二十卷。

海明返蜀被当时的禅众视为一件大事。参禅僧人曾问：“始别三巴去，终归桑梓来，还乡曲作么生唱？”这里的“还乡曲”，喻海明在巴蜀所要传播的禅学具体内容，这是跟随他学习的禅僧需要了解的。海明在巴蜀辗转各地传禅三十余年，无论在佛教界还是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巴蜀地区。所谓“师之名上自朝廷，下及委巷，近而中夏，远而外国，罔不闻之。”他在梁山双桂禅寺时，“朝参暮请之众盈万指而有余”。在七十岁生日时，“道俗集庆者万有余指”。

海明在巴蜀弘教传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佛学发展趋向，促成了禅宗的又一次复兴。当时有人指出：

盖西川自宋圆悟、大随而后，少室纲宗久矣绝响，人皆习为讲诵。师一提最上极则之事，远近瞻风，心怀畏爱，道望又于是乎大著矣。

两宋之际，圆悟克勤曾数度住持成都昭觉寺，联系颂古评唱公案，吸引了不少僧俗信徒，并影响全国，开创了巴蜀禅宗又一个辉煌时期。在此之后，巴蜀佛教界没有再出现那样有影响的禅师。明末清初，僧众以研究讲习传统佛教经典为主，即“人皆习为讲诵”。由于海明扭转了“讲习”的风气，使禅学重光，所以当时人们把海明比作克勤的再世。当时海明的新禅学既为僧众接受，也吸引了官僚士大夫。“有志道流，收入炉锤之内。锦官年来尽罢讲席，知有教外别传，正法眼藏，不立文字之旨也。”僧人从重经教转向重参禅，官僚士大夫从支持讲经转向倾心禅学，这是海明振兴巴蜀禅宗的一个突出表现。同时，在巴蜀之外，海明也被视为禅学正宗。吏部尚书郎牟遂延，是四川籍官僚，曾奉差住金陵，乐于参禅。海明的同门朝宗和尚告诉他：“天童衣钵正在破山，归而求之，何用它觅？”牟以后回归巴蜀，大力扶植海明的传禅活动。

自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攻占四川，巴蜀就成了战乱不息的地方。甲申（1644）以后，自荆襄以西，更是大西残部、明流亡政府和清军三股力量角逐之处，一直扩展到川贵云和中缅边境。焚杀之残酷，死人之多，与东南遥相照应，惨绝人寰。人们纷纷向深山逃难，促使禅宗骤然繁盛。海明本人的立场不甚清楚，似乎曾在起义队伍中住过。据《破山明禅师塔铭》：

甲申以来，刀兵横起，杀人如麻。有李鹞子者，残忍好杀，师寓营中，和光同尘，委曲开导。李一日劝师食肉，师曰：“公不杀人，我便食肉”。李笑而从命。于是暴怒之下，多所全活……然自此人目师为酒肉僧，反有藉师为口实者。师以救生为卫法之苦心，甚不得已也。

从这里看不出他是被挟迫寓于军营的。但以后他又赞扬清廷对起义军的迸剿。顺治十六年，“李制台出师夔关，耑书问道，师复书最详，更赠以偈，有‘重开巴国苏民困，再造夔关起世贤’之句。李览大悦志，拟旋师躬亲法座。”李制台指清川陕总都李国英。夔东十三军是张献忠的最后残部，李国英献策清军会剿，夔州首当其冲，海明所住之梁山，即属夔州府辖。

关于海明如何进入起义军，又为何把“苏民困”、“起世贤”的希望寄托到清军身上，不得而知。但他受到本地民众和清官僚的欢迎，则较明显。

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道场，巴蜀佛教的重地，自然引起海明的密切关注。在他所作的《佛祖赞》中，有《普贤大士》一首：“万行庄严，独标西蜀。主峨眉山，光国王土”。在他与僧人的机语酬对中，表达了传禅峨眉山的强烈愿望：

僧问：香飘双桂，月朗中天，如何是祖孙相见一句？师云：分明月在峨眉上，看到峨眉却又迟。进云：恁么，则团圆在此际，流辉不计秋。师震威喝一喝，僧礼拜。师乃云：双桂堂前双桂香，蜂喧蝶攘动悲伤。想来熟我余生梦，飞上峨眉添道光。

双桂堂在梁山县金城寨外，远离峨眉山。在这里，双桂的花香和峨眉的明月，已经不纯粹是寻常举境启悟式的机语，而是寄托着海明身在双桂、心想峨眉山的弘教深情。他不满足于双桂堂前“蜂喧蝶攘”般的门庭繁盛，“飞上峨眉添道光”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早在顺治六年（1649），海明就有“欲上峨眉逸老”的想法。顺治十七年（1660），“峨眉诸刹名宿思聆法音”，峨眉山万年寺住持紫芝性藏（1619—1675）与寺众商议之后，请他赴峨眉山。他以“衰病不能跋涉”为由谢绝。于是，“峨眉高志之辈，皆接踵而来，朝夕磨砺。师施以本色钳锤，均有深省”。到底有多少峨眉山僧人受海明影响，并不清楚，但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在巴蜀地区产生广泛持久影响的海明禅学，也在峨眉地区兴盛起来。

二、招贤弘教与学业丛林

海明与其师圆悟一样，十分重视扩大本派的组织规模，前后“剃度弟子印开等凡百余人，嗣法弟子八十七人，南北分化，各振家声”。时人评论说：“西来一宗，自天童（指密云圆悟）中兴，济上儿孙遍天下，可谓盛矣。然未有如双桂（指破山海明）之尤超于诸方也。”

海明承认八十七人为他的嗣法者，在明清之际的确少见，其杂滥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有人辩解说：“师随其一知半解，辄有付嘱焉。或疑付法太滥，而不知师于此又有深心也。盖佛法下衰，狂禅满地，倘一味峻拒，彼必折而趋邪师，以传法为卫法之苦心，甚不得已者也。”此话说得直朴一些，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宗派势力，不得不如此。

在海明扩展本派势力的活动中，也有与峨眉山僧人贯之性一（1606—1681）有联系的事件。在《峨眉山志》卷五《历代高僧》一文，附有海明的《伏虎寺开学业禅堂缘起》，此文主要论述“招贤弘教”的重要性。他认为：“盖闻佛法无主，要假人弘，得人则兴，失人即废”，所以要采用各种方法，“养育贤才，陶铸后学”，培养传法宗师。在《破山明禅师语录》卷二十中，也收录了此文，题为《开禅堂缘起》，并未提伏虎寺。两文对照，有一处重要改动，分别摘录如下：

《峨眉山志》卷五所载文是：“明不揣薄劣，忧佛道之不行，虑人心之不古，值峨眉伏虎贯之禅师建一学业丛林，集有志缁流……”

《破山明禅师语录》卷二十载文是：“明不揣薄劣，忧佛道之不行，虑人心之不古，欲于通津大郡建一学业丛林，集有志缁流……”

根据《峨眉山志》所载文的叙述，建立学业丛林是以性一为主，海明只是辅助；根据《破山明禅师语录》所载文的叙述，则建立学业丛林是海明一人之力，并无性一尺寸之功。这样，参加学业丛林的僧人就都是海明的弟子，与性一没有什么联系。

然而，在海明一系专注于扩展本派规模时，当时峨眉山诸寺的许多僧人也有意加入，性一禅师及其弟子就是如此。性一从顺治八年（1651）起修建伏虎寺，逐渐使其“巍然焕然，为峨眉第一大观”。他最得意的弟子是可闻（1631—1700），曾常年跟随，并协助修建伏虎寺。但是，性一逝世之前，嘱咐可闻投到海明弟子成都昭觉寺丈雪通醉门下。通醉留可闻住数月，“乃书偈付嘱”，承认其得法弟子资格。于是，可闻开始“弘临济正脉”。性一系统也就有理由并入海明禅系。

明末的祩宏、德清、真可和智旭，后来被奉为“明末四大高僧”，他们的佛学思想在明末清初佛教界颇为盛行。有趣的是，尽管他们毫无例外地倡导弱化宗派意识，消除门庭壁垒，并且也以身作则，然而在当时的佛教界，重视法系出身和师徒传承的现象比以前更普遍，也更为一般在家信徒所接受。海明正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扩大本派的组织规模。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在禅宗以及其它派别中都存在的现象。

清代初年，海明系的禅师分布于川、滇、黔、鄂等许多地区。像万年寺、伏虎寺这样的峨眉名刹，也都有海明后继者活动。在海明众多弟子中，比较著名的是丈雪通醉、象崖性挺和莲月印正。

丈雪通醉（1610—1693），曾在贵州、陕西、浙江、四川等地住持过多处寺院，特别是在成都昭觉寺时，吸引了各地不少参禅者。关于他的言行，其弟子彻纲等编有《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十卷。他的另一弟子月幢彻了，在云南昆明和贵州安顺一带传禅，是通醉门下影响最大的人物。还有一个弟子懒石觉聆，在云南府商山禅院弘禅。

象崖性挺（1598—1651），福洲福清人，十九岁出家，从无异元来、密云圆悟习禅，后投到海明门下，并随之入蜀。自崇祯七年（1634）起，在四川和贵州等地住持过七处寺院。其弟子编有《象崖挺禅师语录》七卷。知名弟子有云腹道智（1612—1673），道智及其门徒也主要活动在川黔一带。

莲月印正被海明称为“却是老僧一个放心的人”。曾在贵州遵义、四川南充和湖北当阳等地住持寺院。其弟子性容等编有《莲月禅师语录》六卷，发慧等编《玉泉莲月正禅师语录》。

清初的川黔滇地区，是全国抗清力量最强、坚持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也是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最大的地区之一。海明禅系能在这里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与这种形势有关。清中叶以后，这个禅系仍绵延不绝。

三、唯拈白棒与学道四箴

海明先后从学于曹洞和临济两宗的多位著名禅师，对明末禅宗最兴盛地区的禅学应该有全面、深入了解。不过，他没有把江浙禅学原原本本移植到巴蜀，而是根据巴蜀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予以继承和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禅学特点，为包括峨眉山地区在内的大多数巴蜀僧人所接受。

海明在启悟参禅方面，突出地表现出密云圆悟的风格。他的弟子追述：

凡师开法席处，众集如云，久参初进，绝不以词色稍为宽假，惟拈白棒，据令而行……复不问来机利钝，器量浅深，皆本分钳锤。若拟议而不能顿领，并倔强而委为低昂，必以痛棒棒到底，直要逼得生蛇化龙。

不管参禅者的习禅时间长短，禅学修养深浅，以及自身素质优劣，海明总是以棒打的方式启悟。他自己也说过：“万竹山中无剩言，拟开口处便还拳，连连打彻自家底，胜过诸方五味禅。”

海明推崇棒打的启悟方式，完全继承了其师圆悟的禅风。圆悟传禅弘教几十年，就是以“一条白棒从头打到尾”著称，并认为这就是临济宗的“宗旨”。对于圆悟的这种作法，当时佛教界既有批评者，也有赞扬者。海明的“唯拈白棒”在巴蜀地区是成功的。当时巴蜀地区禅风初兴，“人皆习为讲诵”的局面刚刚开始扭转，被认为是胡棒乱喝的禅学之弊尚未像江浙一带那样充分表现出来。不过，从禅宗史上看，传法宗师以“棒打”启悟禅众，并且形成较大影响的，到海明算是最后的终结。从五代到明清交替，禅僧大部分行之于战乱年代的深山老林、穷乡僻野，目的在使徒众缄默寡语，少逞机锋，以维护禅群体的稳定和安宁。

与此相应，海明把看话禅与净、教、戒协调为一，也是要佛徒循规蹈矩，不要在佛教内外挑动事端。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学道四箴》中：

念佛一声，漱口三日，若不佛念，如水浸石。打鱼念经，经且是路，若不修行，如风过树。戒急乘缓，乘急戒缓，若不持犯，如鸡卜卵。一句话头，击涂毒鼓，若不因循，如猫捕鼠。

第一、参禅与念佛。

海明虽然从学于曹洞宗僧人无异元来，却没有接受他的禅净不可兼修的主张，而是认为参禅与念佛可以并行不悖。他首先认为这是两个并列的方便法门：“夫佛祖方便固多，要之不出两种，则禅、佛是也。信得参禅，及立志参禅；信得念佛，及立志念佛。虽顿渐不同，出生死心一也。“但是，他又把二者统一在“心”上，所谓“参禅念佛，本是一个道理，念佛念此心也，参禅参此心也。”这是当时禅宗界比较流行的观点。

然而，海明所指的“参禅”，主要指参究话头，他示学者说：“念佛参禅，顿渐有异，到家一也……初用心处，先体取‘念佛的是谁’，单在‘谁’字上著力，岁久月深，筑著磕著，合得此个道理，始知‘念佛一声，漱口三日’。“

提倡参究“念佛的是谁”，原于云栖祩宏，海明用来把念佛与参究话头统一起来，付诸修持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念佛一声，漱口三日”这一看来是否定念佛之语的真谛（指无我）。从这个意义上说，“若不佛念，如水浸石”。

第二、参禅与学教。

海明没有否定经教的重要性，认为经教与参禅也是可以并存的两个法门：

参禅学教二法门，有深有浅，然深者禅，浅者教。但形言语，即粗相分，皆教也；若达教之了义即禅，亦是如来禅，非祖师禅也。

海明赞同禅教一致，甚至认为，“若达教之了义即禅”。然而，这里的“禅”是“如来禅”，即佛教经典所讲到的禅，而不是“祖师禅”，即由慧能传承下来的禅。这实际上还是把经教与禅宗划上了一条界限。海明奉行的棒喝和看话头，在经教中都找不到根据。但他没有特别强调祖师禅与如来禅的差别，也是模糊矛盾的一种做法。因此，他所谓的“若不修行，如风过树”，也不排斥按经教规定的修行。

海明是在巴蜀地区讲席林立的情况下传禅，所以比同时代的宗师更注意突出禅宗的个性。他的这些思想对当地佛教界的冲击不小，“锦官年来尽罢讲席”就成为人们注目的现象。

第三、参禅与持戒。

海明把持戒和参禅也看作二门，其前提是将戒的本体归于“一心”。他说：

佛说波罗提木叉，是名十重，四十八轻，此戒差等，大小乘是也。若论本，总归一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戒不持，无心不一，此乃真圆大戒总持也。

以“一心”为戒体，属禅家律学通论；以“一心不生”为持戒的最高体现，也是禅家常说。但据此而倡“无戒不持”，不是用修禅取代持戒，说明他是极看重戒律的禅师。但他又说：

修行戒为本，参禅悟为极，惟此二门，余则方便多门也。毕竟如何得入？驴拣干处尿，羊择湿处屙。

他把持戒与参禅作为两个虽然并列，却有不同分工的法门，并用“驴拣干处尿，羊择湿处屙“的譬喻，为证悟者提一个可以灵活掌握的原则，等于为某些参禅者打开一扇可以践踏戒律的方便之门。他本人吃肉喝酒，被目为“酒肉僧”就是一例。

第四、参究话头。

海明倡导的参禅，主要指话头禅，所谓“一句话头，击涂毒鼓”，看话头是诸禅之道。他认为对此应该坚信不疑。有人参究话头一事无成，在于他自身“心志之不善”，并不是话头禅本身有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海明强调“话头”只是一种方便设施，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实体。他说：

若是一定有话头与人参，有实法与人会，则达磨初祖不知担几许话头来，迄今也是有尽。山僧每对学人言，遇境生疑，逢缘理会，甚是捷当，甚是至要。

意思是说，日常所遇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当作话头去参，而不必因循株守某些不变的公案语句。所以说“若不因循，如猫捕鼠”，随处可以捕捉到起“疑”会“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