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形文化研究是通过对古汉字形体构造保存下来的信息的研究，进而揭示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思维的角度看，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天命观、等级伦理观、诚的哲学观、中和审美思维上都对汉字的构形思维有较深的影响。

汉字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汉文化，蕴积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汉字的本体是字形，汉字字形文化研究的本体也是字形，是在字形中寻求其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汉字字形是一个结构单位，由多种要素组成。因此，汉字字形文化的研究，无论对于汉学自身，还是汉民族的丰富文化积淀的挖掘和汉字文化学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寻找汉字形体建构的渊源与理据。*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在先民时代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说明礼之来源甚早，与饮食俱始。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礼一经产生，便有了精神立法的意味，对现实生活有着制约作用。私有制产生以后，礼的功用就是建立宗法制度﹑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化民众，从而后来集结为三“礼”。《中庸》出自于《礼记》，中庸思想实际上是凝结了先民的礼的精髓，其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包括天命观、等级伦理观、诚的哲学，其核心内容则为“中和”。

儒家的中庸思想作为一个体系虽然是形成于汉字产生之后，但是由于中庸思想的萌芽“始诸饮食”，说明文字在创造之初便有了中庸思想的文化积淀。文字的结构，尤其是表意文字的结构，最能直接体现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其构形的思维模式自然要打上汉民族所倡导的“中道”、“中庸”、“中和”等观念的烙印。

一 天命观与相关汉字的构形思维

《中庸》的第一章中有云：“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即天理，儒家认为，天理表现为阴、阳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上天把天理交付于人，形成的仁、义、礼、智、信的品德，这就是人的性。人们必须遵循天命去行动，统治阶级也以此实行统治。但由于人的禀赋不同，性就有智、愚、贤、不肖之分。道就是人道。“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人的本性去做这就是道。教，教化。含有修己化人之意。“修道之谓教”，就是用礼、乐、刑、政等制度教化天下。在这三者当中，道是中心环节，是本；教是末，以性为前提，通过教来修明人之道，教育人们达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的道德境界。所以教的功用是不可忽视的，而教的措施当中，儒家最重视“礼”。这就造就了人们重“礼”。与此同时，在人类蒙昧时期，许多自然现象的无法解释，因而对天充满敬畏和崇拜。认为天上有神灵，自己的祖先在死后能佑助自己及其自己的后代。在这些思想观念之下，先民时代的“礼”要求人们尊重祖先、尊重神灵。《中庸》第十九章有“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而在第十六章又有：“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由此可见，祭祀是“礼”文化当中重要的环节。

由“礼”而“祭”，由“祭”又可深层次地发现“礼”文化即中庸思想与“祭”及与祭祀有关的汉字的密切关系。

首先，从祭祀的对象上看，古人祭祀的对象非常的广泛，大致包括神灵鬼怪和先祖两大类。在初民时代，崇拜与祭祀的超自然体中使用最广泛的名称是“神”，而“神”字于甲骨文中尚未发现，但甲骨文中“申”字构形甚多，大都像闪电之形。有人认为“申”用为“神”，古人以闪电之形的“申”引申为“神”，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特别是上天出现的物象充满了敬畏心理，从而崇拜天神，形成了原始的天命观。也由此要求人们遵循天命，遵循道德规范，顺应天理。这是中庸思想的前提。

社、稷也是祭祀的对象，一为土神，一为谷神。“社”是土神，《说文•土部》：“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土，甲骨文象地上翻起土块之形。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能够生长作物以供养民众，所以人们依赖崇拜它，立以为神。“稷”是谷神，《说文∙禾部》谓之“五谷之长”，稷就是小米，或者高粱，是我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之一。祭“社稷”即敬土地，敬农业，于此才能以“礼”治国。

其次，从祭祀的地点上看，祭祀在“宗庙”，“宗庙”是祭祀的地方，“宗”是个会意字，其外部是房子的侧视图，表示房屋；里面是“示”即供奉神主的牌位。可见，“宗”的本义就是宗庙，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庙”字未简化之前是从广朝声，与“房屋”有关。古人祭祀祖先不仅是对于祖先的缅怀和追思，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对宗法制度的确认和巩固。按照礼法，只有嫡系“大宗”才能立宗庙，才有祭祀祖先的权力。当然，这又牵涉到中庸思想中的等级伦理观念了。

再次，从祭祀的名目上看，祭祀的名目繁多，统称的总名就是“祭”。“祭”字以手持肉之形。“祀”与“祭”意义相近，《说问•示部》：“祀，祭无巳也，从示巳声。”“祀”在甲骨文中像人跪在神主(示)前有所祷告。

再来看“礼”字，《说文• 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读与礼同。”从甲骨文形体来看，“豊”字从“豆”，豆是古代的食器，也于祭祀时用来盛供品。是考古发现最常见的一种祭器。豆中所盛的是“珏”，可见祭祀时也用玉。“祭”字构形取义于“肉”， “豊”字构形取义于“玉”，这实际上反映祭祀的隆重和恭敬。

由祭祀而产生的汉字甚多，这里将不再一一列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祭祀仪式中因祭祀而建构的汉字反映出中庸思想中教化民众的重要举措——“礼”的文化。也由此达到了最初的教化民众，修明人道的目的。这是根本之所在。

二 等级伦理观与王部、父部的汉字构形

《礼记•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王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里所说的五达道是天下古今人们的共由之路，而三达德则是实现五达道的先决条件。这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的相互关系的严格要求，表明中庸思想中重视封建伦理道德的显著特点，这也为了人类社会发展而提出的道德要求，这种思想于汉字的构形也有所体现。

《说文•王部》：“王，天下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可是许慎认为：作为“王”就必须或应该使天下归附于己。他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和汉代谶纬书中孔子对“王”字字形的解说，是想运用以形说义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小篆的字形与今天的楷书略同，三横一竖.三横象征天、地、人三才，一竖则意味着能够贯通三才，这就是王的德行，可以经天纬地而中和与人。

“王”是天下首领，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之臣”，就是说天下人都是王臣。《说文•臣部》：“臣，牵也，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依段玉裁注本)“牵”是声训，“事臣者”是“臣”之义。古代将奴隶称为“臣”，《诗经•小雅•正月》：“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臣、仆，都是指获罪而被苦役的奴隶，所以诗人才发出这般感慨。诗中还说： “民之无辜，并其臣妾。”臣、妾也都是奴隶。男奴称臣，女奴称妾。臣是驯服的奴隶，所谓“俯首称臣”、“臣服”等词语也就印证了《说文》中的“象屈服之形”。“臣”字又有使役之义。《左传•昭公十七年》：“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可见王为至高无上，其下层奴役，都是王的奴隶，为奴隶则一切听从于王，这也很好地印证了中庸的君臣之道。

“父”是个象形字，象手持石斧之形。“父”字以手持石斧之形指称作为劳作者的成年男子，男子成年可作人父，故又用“父”指称父亲，专指血缘关系的上辈男子。《说文•又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依许慎的解释， “父”作为家长，用手举杖来显示威严，其职责是“率教”，而“教”是形声字，意符部分正是手举杖督责小孩的样子。实际上，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家庭的形成，反映了女权制度向男权制度的转移。

“王”代表了王权，“父”代表了父权，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王权是政治的核心，父权则是宗法制度的核心，二者共同建构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法制度是王权政治在社会基础组织——家庭中的具体体现；王权政治则是宗法制度的延伸，这其实就是中庸思想中伦理观的核心。可见，双方的实质并无二致。

三 “诚”的哲学观与“仁”的构形

《礼记•中庸》云: “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也有：“仁也者，人也。”《春秋繁露》又云：“仁之为言人也。”可见“仁义立人”是古代的一种共识。朱熹的《孟子集注》中更有“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那么为什么把“仁”的去存作为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本呢? “仁”的“二人”结构是个形象的答案，即人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存在，人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群，就不能成为“人”。《说文》中对“仁”的解释也是“亲也”，这种文字学的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深层结构的分析。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仁”，在于其道德性。要做到《礼记•中庸》中所提到的五达道、三达德的道德修养境界，就必须要“诚”。《中庸•二十五》：“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里讲到了诚之道最切近与人及诚的妙处。“诚”是自己完成品德修养的要素，“道”是指导自己走向完成品德修养应走的道路。就事物而言，万事万物、始终本末，无不以“诚”为本，“诚”涵泳全体，贯穿始终。故君子以诚为贵，追求至诚之道。从积极方面“成己”、“成物”，完成自己道德人格，就是“仁”。由“诚”而“仁”，再及“人”，才能“仁义立人”，也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二人”关系。“诚”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成为沟通“人”群之间关系的桥梁。

四 中和思维与汉字构形的均衡性

《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观即是说万物皆和谐，达到了“中和”，也就符合了中庸之道，这样的话，天地万物就会各得其所，畅行不滞。由此扩大到宇宙，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达到《中庸》中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整体呈现和谐。也因此中国人的审美观倾向于整体和谐、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结构平衡。结构平衡，是汉民族文化表现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中国古代的建筑物，在平面布局上总有一条中轴线，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布局，并且在中轴线上布置最重要、最高大的建筑，因而主次分明，平衡对称，力求和谐。这是中国人的审美倾向。

汉字是表意文字，其主要特征便是书写形式的结构平衡。汉字这种结构平衡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和审美思维观的表现和延伸。

从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来看，历史上出现过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草书、行书。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汉字逐步地走向匀称、整齐、圆转化。尤为突出的是楷书，楷书兴于汉末，盛于魏晋，一直沿用至今，是通用时间最长的标准字体。其笔画没有波磔，字形方正。这正符合折中、平衡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惯性。

中和是一种整体效果，一种在整体上均衡、和谐的状态。因此，在思维用于实践时，要求注重整体，不允许有某个局部过于突出，使得整体反而为之黯淡，更不允许有某个部分与整体格格不入，破坏整体的统一；如果出现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就会对它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之服从整体的中和之美的需要，或者为了整体效果的需要而舍弃局部。汉字这种整体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无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都有中轴线，这根中轴线有纵向和横向之分，为了整体的和谐统一随笔画的繁简与面积比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独体字中比如“日”字，中正平和，中轴线居中，不表现出其中的变化。合体字中，比如同一个声符“同”，因形符的不同就会有“铜”“筒”“迥”等几种组配，中轴线就有所移动。凡是三个相同字符组成的字，为了结构上的平衡必然会成品字排列，必定不会成倒品字排列，否则就不符合中和的思维惯性。而在汉字简化过程当中，凡是影响到汉字均衡结构的字形都作巧妙的变形处理。

总之，中庸思想作为汉民族思想体系的主轴，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对承载汉文化的汉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汉字的构形模式还是汉字表达的意义，我们都可以窥探到其中中庸思想深深的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