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 道人伦义理, 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 孟子之心性, 荀子之性恶, 董子之君权神授, 邵子之太极, 周子之道德性命, 二程之天理, 陆子之心学, 朱子之理气, 王船山之行先知后, 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 明于理而蔽于形。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 求善, 求仁义；忧国, 忧民, 忧天下；重文, 重礼，重气节；畏天, 畏地, 畏天命。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论述极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与为士矣”(《论语•宪问》)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大学》)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儒士们始终不渝的道德信念。荀子的“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 表达出儒家由己达人，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强烈愿望。范仲淹将其演变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岳阳楼记》) 。把这一愿望具体化了，士大夫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无事不忧，明代有一副对联，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士大夫之“忧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确实如此, 上至天, 下至人, 无不被士大夫们关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彖》) 。这是由儒学积极入世的主导原则决定的。天下学问, 若论入世, 莫过于儒家。孔子本人就是入世楷模, 他活在世上七十三年, 无一日不奔忙，无一日不操劳，无一日不思考，无一日不学习。孔子的学生多，老师亦多。他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他教学生六艺，自己首先精通之。孔子所教的每一门功课，都是自己先烂熟于胸，然后才为人师的，据说孔子的驭术无人可及。

有其师必有其徒。中国后来的士大夫从孔子那里汲取了无尽的营养。司马迁就极其崇拜孔子，作《世家》以讴歌其不朽业绩。司马迁受宫刑而不死，坚持写完《史记》，不能不说是受到孔子乐观入世的影响。《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一吐郁闷，神秘消逝，足以证明，司马迁之忍辱，完全是为了苍生，没有丝毫的利己动机。一旦大功告成，他便像一只倔强的飞蛾，毅然扑向火海。

孟子的入世思想比孔子表述得更具体与深刻。

孟子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但孟子不主张等待王者：待文王而后者, 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 虽无文王犹兴(《孟子》) 。

孟子还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最高道德诉求: 孟子曰: 生, 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 举凡做大事者, 必然事先受到老天的种种关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 。

无独有偶,耶稣也有类似思想:

你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 。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都是不能”(《圣经•路加福音》) 。

孟耶所言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迁阐释过坎坷与功业的关系: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

张载将中国士大夫的使命总括为：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柳宗元被贬谪，每贬到一处，都悉心观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写出一篇篇优秀游记,流传至今。

苏东坡一生坎坷, 多次被贬谪, 其中一次还险些丧命。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 而且在杭州的任上还造福于民, 修了“苏堤”, 其堤至今犹存。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时人莫之许也。

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一个文人, 品质再恶, 还是要保守文人底线。士大夫共同遵守的“道”往往比个人恩怨更重要。王勃与阎伯屿因文转嗔为喜就是明证。滕王阁遗址,在今南昌市,面临赣江。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兴建此阁, 故名滕王阁。唐高宗李治时, 洪州府都督阎伯屿，重新加以修缮。秋日，阎都督在阁上欢宴宾僚，以显示其政德。当时王勃到交趾(今两广一带) 省亲，路经此地，参加了这次盛会。那时宴会上风行饮酒赋诗(或作文) 。阎都督之婿孟某，事先已暗中将文章作好，佯作即兴。王勃知道后佛然作色，遂当众起草这篇序。据《唐摭言》卷五记载，王勃当时才十四岁。阎都督开始认为一介孺子，无足轻重，所以脸有愠色，王勃开头两句，阎都督认为老生常谈, 再听下去, 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 颇为震惊， 赞叹道：此天才也，当垂不朽矣! 俟王勃读毕, 举座哗然, 尽欢而散。

文人遭际再险恶,仍保持日月无私照的襟怀。前辈名分再高, 也是见才则喜, 如欧阳修对暂露头角的苏东坡是也。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志向与使命不会产生这些佳话。

孔子赋予士大夫以“志”的理念。“志”是需要固守的, 正如孔子所说: 三军可夺取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论语》) 。

荀子明确表明“从道不从君”。程颐则提出服从学问而不服从权力的主张: 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 岂肯枉已屈道, 承顺于上? (《伊川易传》)这一主张, 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明朝李贽就彻底地贯彻了。

历史上反对儒家的士大夫, 也都是饱读经史的, 否则他没有发言权。如刺孔、问孟的王充, 提倡功利的陈亮、叶适,反潮流的王夫之, 喜笑怒骂的李贽等。中国两千多年历史, 除了文字狱, 也有自由言说的一面, 尽管相对薄弱些。

“忧”是儒家所独有的一个文化范畴。儒家之“忧”非生理之忧, 文化之忧也。文化意义上的“忧”特立独行，在调节人，提升人，凝聚民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儒家思想范畴,“忧”滥觞于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无一日不忧心忡忡，关注“兴灭国,继绝学，举逸民”这一大事。

孔子之忧超过忧国, 忧民, 他是忧天下, 忧礼崩乐坏, 忧传统沦丧, 忧文化不知多从, 忧他心中积郁多年的崇高理想难以实现。个人之忧影响一个民族, 除了孔子, 别无他例。

民主、自由不可谓不好，然而自由过了度，人人皆似虎兕出柙,就难以规范社会人伦了。儒家文化正好可以补此不足。儒家之忧, 远远超出个人, 超出民族, 甚至超出国家。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胸怀, 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客体世界联系在一起, 生则兼济生民, 死则归于大块, 他们永远不会产生天下事于我何有哉的想法, 也不会产生佛家“叹人世, 终难定”的哀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类。这个类的生存动机不是出于自私, 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理想高不可及, 然而实现理想的方法很具体, 每一个士大夫都知道应该怎么做。荣辱得失、黜陟升迁都可以置之不顾, 一旦国家有难则心如膏火, 独夜自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