崆峒佛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在这里都可找到其发展弘扬的轨迹。在崆峒佛教弘扬的这块域境，佛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可以说密不可分。所以不了解佛教文化精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崆峒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更不可能把握其向上向善的美好远景。

　　佛教在传入我国内地的过程中，甘肃全境乃至崆峒地区，是最早得闻佛法的境域。因为崆峒地接西塞，当时是西部戎羌等鬼方少数民族融合交汇的地域。而早期的西部少数民族，多数游牧，从天山到崆峒这一大区域都是他们行踪之地。而佛法至少在东周春秋时期，已便传西域各国，中国人在那时也已却知西方有佛教行化。

　　崆峒地区在夏商周时期为羌胡氐戎之地，各民族杂居。秦汉时曾以当地民族命其县名，如秦设乌氐县、朝那县、西汉仍沿旧设。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古时这片个民族文化交汇地的繁盛景象了。佛法就是在这一狭长地带首先传入内地。到了东汉明帝派使臣去西域迎僧取经，崆峒区境的羌、胡等民族已经有了佛教信仰，崆峒境内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佛教活动。这大概与十八僧欲化秦始皇，后又隐于泾、洛一带而能逃脱被收捕杀害的危险，是极有原因的。这说明在秦汉之际，佛法已在民间流传。

　　三国魏晋时，崆峒佛教蔚为大观，境内和邻县的石窟寺等一大批佛教寺院相继建成。崆峒的香山、大顶和山下的兴教、石佛硖的石窟等以及泾川的王母宫石窟、南石窟等寺院香火鼎盛。在隋唐两朝更以佛教为国家宗教，崆峒山已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大丛林所在地。从最高处的香山、马鬃山，到其下的五台，皆已遍布佛寺梵宫。其时崆峒山还有道教和儒宗，崆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圣山了。

　　佛教经汉魏的发展期，到隋唐之际，已发展成全民性信仰。到了宋代，崆峒佛教寺宇遍于城乡，有禅宗的临济、曹洞等宗和天台、贤首、净土、密宗、律宗等，同时弘化于境内。到了元朝，佛教更加兴盛起来，连皇室成员都要灌顶受戒。即使是皇帝登基也要先在佛殿行皈依加持，然后才得授皇权，佛法在大元一代达到鼎盛。所以崆峒佛教到了元代，其声望显赫，如日中天。后来渐渐衰败，到了清代后期，区境成为多事之地。同治年间社会动乱，杀戮抢掠祸及丛林，区境佛寺道观几乎被焚掠殆尽，崆峒山亦未能幸免。战乱之后，山中只剩两位僧人，一住西台，一住北台。

　　进入民国，崆峒佛教虽仍是陇东最大的佛教丛林，但僧才不足，其影响力远非盛时可比。到民国21年，本地清末举人，民国时曾任过甘肃民政厅长，四川烟酒督办的郑浚卸任回乡。他慨叹崆峒佛教宗风不振，认识到佛法与国计民生的深切关系，深感佛法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僧才不足；二是佛法与世法日渐相离；三是佛法教育未能普及。此后，郑浚便联络同仁，发起倡议，集资筹款，针对佛法衰落三原因而做三事。一是将崆峒佛事活动中心从崆峒山移到人口集中的平凉城，便于佛法能直接面对民众，使佛法与世法两不相离；二是从南方佛教活跃区请高僧来平弘法；三是与佛经流通中心直接联系，输入法本经书，普及大众。由于郑浚等人的倡导策划，很快便在平凉市东大街建起一处佛教寺院，称佛籁精舍。殿阁庄严，佛像焕彩，佛殿、藏经楼、讲堂、僧房、居士林、厨库、水房等一应俱全。藏僧青莲应邀主持寺院，郑浚的弟子朱虚斋居士负责杂物。其后又陆续从普陀山和陕西等地请来普明、普静、普智、普德等高僧。本地皈依居士数千人，陆续入住寺院的僧人逾百数，常驻寺中僧众四十余人。崆峒佛教之复兴，初具规模。

　　崆峒佛教自古以来，僧才辈出，代不乏人。虽因时代更迭，加之佛门不重名籍，许多珍贵史料湮灭无闻。崆峒山自古及今，佛道共据一山，各自弘扬自己的法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佛教作为社会构成的一支，随政策之走向而起伏。50年代，中央宗教政策十分务实。佛教徒欢欣鼓舞，学法与学政并重，并坚持农禅思想，“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力更生，爱国爱教思想深入人心。崆峒佛寺，每月都有为国祈福法会，佛事活动蒸蒸日上。后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山中所有佛寺彻底毁坏，古树名木遭砍伐，佛教仅只留下舍利宝塔卓尔不群地危立山巅。所幸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宗教政策，崆峒佛教从艰难中很快恢复起来。先有青莲法师入室弟子临济宗昌正号心悟法师、曹洞宗传人常慧法师等先后归山。1984年，改革开放后崆峒第一届佛教协会成立，常慧和尚、心悟法师先后任会长。其后，由妙林法师任崆峒第一届佛教协会会长，接手主持崆峒佛协教务。一个新的发展前景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