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山大师书《永嘉证道歌》

　　人心刚强好争有“奔竞之志”的原因，多是因为外物的引诱，“奔竞之志”在小人则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在君子则鸡鸣而起孳孳为名，都称“强志”。若在上者不以声色货利外诱民心，则民自绝贪求，不起奔竞之志，其志自弱。弱志即泯志。自古以来，泯志入道，是一定之理。

　　人的一生，从小到大，其志由弱而强;从壮而老，其志又由强而弱!寻常人习业轮转终身难于悟道。而泯志(弱志)入道的理念，提供了“从世间伦理基础而趋入道阶”的战略选择，这是一块理论基石。

　　佛教虽然具备了完善周密的修行系统，但在个人修为选择的角度上，儒家与佛门同样面临危机：只求伦理会抽刀断水，只求出离会脱离现实。《道德经》这一章，对此情况作了全面的理念上的弥补。这一理念使禅宗的基础行持“不立文字，直趋上乘”变得十分妥当。

　　此种理念的缺乏，使藏传与汉传佛教之间，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论争。西元786年，敦煌(沙州)被藏族军队占领，属于菏泽神会一系的汉地禅僧摩诃衍(大乘)论师被带至藏区，在桑耶寺宣说其“修无念，贯彻无作意，是证得菩提的捷径”的教义。

　　此后，赤松德赞召集了辩论会，摩诃衍论师与莲花戒为首的印藏僧人进行辩论，据说从西元792年直到794年，持续了三年之久，在西藏的文献记录说是摩诃衍败，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藏的文化基础中难于找到“不尚贤，不贵货”而自世间伦理选择而趋入道阶的泯志入道思想。

　　此后，不少西藏高僧的著作说是莲花戒胜。然而，明代的藏僧无垢光尊者的著作，则已十分明显地否定了摩诃衍论师的失败。至于近代，当敦煌藏经洞文献被法国人抢走，十四世丹津嘉措在法国博物馆看过文献以后说，不能将摩诃衍论师看作失败者，现在看来，以我们的智慧是无法使摩诃衍大师落败的。

　　泯志入道而“选择世间伦理基础而趋入道阶”的这一理念虽然由《道德经》与佛教中观派共同提出，而它却成为了汉传佛法立足的关键之所在。西藏当时的文化环境无法接受，这十分合理。

　　但是，在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代，同属摩诃衍论师一系的永嘉玄觉大师的《永嘉证道歌》，随着《道德经》被还译成梵文传到印度以后，也被传译到了印度，为印人“亲仰”。这是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事。(季羡林《佛教的倒流》，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出版。)

　　泯志入道的由世间伦理选择而趋入道阶的思想，在唐代没有成熟在西藏，却被西藏佛教之源的印度所“亲仰”，绝欲弱志、虚心实腹的精神，曾经大大影响了唐代印度的大乘佛教。由此也更加确定了汉传大乘各宗的宗风。而且，此种精神没有成熟在唐代的藏区，并不说明其不能成熟在现时代的藏区。

　　赞宁的《含光传》中，讲到湛然禅师见含光，含光则谈到一位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把智顗(yǐ，天台智者)大师的著作翻成梵文传回印度。智顗大师大乘中观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大正新修大藏经》，50，879，b~c。《含光传》云：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

　　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流布也。光不知所终。)

　　赞宁在《含光传》后，又加写了一个《系》(赞宁《续高僧传》之《含光传》之《系》云：“未闻中华演述佛教倒传西域，有诸乎?”通(即通慧大师)曰：“昔梁武世，吐谷浑夸吕可汗使来，求佛像及经论十四条。帝与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使者必通华言，既达音字，到后以彼土言译华成胡，方令通会。彼亦有僧，必展转传译，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均行五竺，更无疑矣。故车师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皆为胡语是也。

　　又唐西域求易道经，诏僧道译唐为梵。”二教争“菩提”为“道”，纷拏(ná)不已，中辍。设能翻传到彼，见此方玄赜(zé)之典籍，岂不美欤。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干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干，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尼拘律陀树是也。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

　　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干，明矣。不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珮。南海之人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蚕妇之丝，巧匠之家得之，绣衣裳而成黼黻(fǔ fú，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縿(shān)抽之妪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懿(yì)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发挥自己对含光遇到梵僧一事的感想，他说：

　　“……设能翻传到彼，见此方玄赜(zé)之典籍，岂不美欤。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干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干，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尼拘律陀树是也!”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干，明矣!”

　　“不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珮。南海之人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蚕妇之丝，巧匠之家得之，绣衣裳而成黼黻(fǔ fú，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縿(shān)抽之妪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

　　“懿(yì)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

　　赞宁大师设问：“不知有没有在中华演述的佛教倒传到西域的情况?”回答是：“有”。

　　通慧大师说：“在梁武帝时，吐谷浑的夸吕可汗派使臣来，求经论佛像。梁武帝将自作的《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的注疏一百三十卷送给他们。他们将其译成胡语，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便‘均行五竺’，直至远达印度。就像尼拘律陀或广东的榕树，枝入土即发新干又抽枝，不见得后后不如前前。像智者承于龙树，慈恩承于弥勒，因西域人利在念性，东人利在解性，因而未必智者慈恩是西域之所能及。关键看西域人是否‘善栽接’。”

　　是什么使得中国这一佛教再传国拥有如此这般的底气?“好略”而“解性”殊胜是其主因，这使“泯志入道而由世间伦理选择而趋入道阶”的思想，成为了汉传佛教为他传佛教所望尘莫及的独特宗教成果。

　　所以当时，永嘉大师著《证道歌》一篇，“梵僧归天竺，彼皆亲仰，目为东土大乘经……并盛传于世!”

　　佛法的传播，俗称“文化交流”，既然是“交”，就不会只向一个方向流，而是相向地流，这才是“交流”，一方的新思想流向另一方，另一方又流向这一方，有时流来的经加工又流了回去，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不能限定说，前者一定比后者强，也许，后者反而会一步一步比先前更为提高……中华本土成就的佛法，曾经倒传，也即将倒传。当年僧诤时代的西藏，最多算是一个“不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