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玄奘——翻译家中第一人(孙劲松)

　　玄奘——翻译家中第一人

　　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28岁时，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候是45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那么，玄奘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呢？笔者列出以下几条：

　　其一、精深的佛学造诣是玄奘译经的基础。玄奘出国前就已经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在印度的17年中，他随时随地的拜师求学，其中最重要的是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大师，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5年，对于内明、因明以及声明之学进行精深的研究，由于学业优异，被寺庙选为十德之一。内明既是对佛教精髓的确切体证，鉴于玄奘对于内明之学的精深体悟，并流利的掌握了梵文，戒贤嘱咐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还以大乘有宗思想为出发点，用梵文创作了《制恶见论》《会宗论》《三身论》，系统的破斥小乘学说，调和会通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争论，为印度佛教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明学即印度之逻辑学，玄奘曾向多位大德学习因明，他对于印度因明学中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完善发展之功，曾经纠正其师胜军经过40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的一个因明比量。在印度参学的后期，玄奘应戒日王之约为无遮大会论主，他运用严密的因明论证格式提出了“真唯识量”的命题，在十八日内无人能破。声明即语言音韵之学，在这方面，玄奘仔细研读了包括护法《杂宝声明论》在内的多部著作，对于梵文经典的文理结构有深入的领会。玄奘在佛学的各个领域均有独特的造诣，为印度僧众及各国王室推崇，在玄奘西行百年之后，印度还有许多佛寺绘有玄奘的画像以及遗物，每逢斋日对其举行供奉仪式。玄奘贯通内明、因明、声明的扎实功底，为玄奘准确把握经典内涵、并用严谨的逻辑和语言译经建立了扎实的基础。

　　其二、前人的经验教训为玄奘译经提供了借鉴。在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有旧译和新译之说。旧译的前期为东汉到西晋时期，翻译者多是西域、印度的僧人或者稍懂胡语、梵语的中国僧人。译者“或善胡义而不解汉者，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 译者常借用“道”等中国学术的术语翻译佛教词汇，引起一些话语歧义。旧译后期为东晋到隋末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真谛等等，鸠摩罗什在把握核心义理的基础上，注意运用声明学，把印度的句法引入汉文表达系统，注意音节变化，所翻经典琅琅上口，达到了译经的新高峰。但鸠摩罗什对于汉语能说而不能写，只能“手持胡本，口宣秦言”，他还经常对梵文本进行总结提炼，采用意译的翻译风格，被后人指有曲误之处。玄奘中梵文的功底具佳，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史称“新译”。在义理上，他反对古代译经家的‘达意’原则而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在文法上，他应用六朝以来字句偶正奇变的文体，再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成一种“整严凝重”的翻译风格，既恰当的体现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结构，又符合中国的文法习惯；在一些关键词汇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为后世所共许。

　　其三、严谨的学风是玄奘译经的质量保证。玄奘严谨学风的养成得益于戒贤大师的教导，大乘有宗的唯识学将一切众生分为五类种性，不承认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玄奘考虑到国内普遍接受了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观念，曾向戒贤提出了回国后不译此说，遭到了戒贤的批评，并要求他如实的翻译。此后，忠于原本的精神贯穿了玄奘的一生，他晚年翻译《大般若经》600卷，由于内容庞杂，参与译场的学生要求删节翻译，但玄奘坚持一如梵本，不删一字。这种风格在他将《老子》译为梵文时也有体现，唐皇室自称是老子后裔，三教之中尊道为首，李世民要求玄奘将《老子》翻译为梵文，玄奘很认真地对待此事，“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他还邀请道士成玄英、蔡晃等人参预译场，但成、蔡等人与玄奘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核心问题有两点。第一：成玄英、蔡晃认为《老子》和大乘佛教是相通的，“道”应翻译为“菩提”，而玄奘则认为“佛道两教，其致天殊”，“道”没有达到“菩提”的境界，应翻译为“末伽”。第二：成玄英等人认为《老子》思想深邃，要翻译后期道教诸家的注序才能便于理解。玄奘敏锐的观察到了道教和早期道家的分别，认为后世道教用导引练气、扣齿津咽注释《老子》有违本意，拒绝翻译。玄奘说：“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扣齿津咽之序，其言鄙陋，恐将西闻异国，有丑乡邦。”在这场翻译之争中，玄奘始终保持严谨学风，既没有因为李唐王朝的推崇和道教学者的争辩而混同佛道，也没有将贬低《老子》思想的注序加以翻译，客观的维护了原著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严谨求实、忠实原著是玄奘一贯的风格。

　　其四、译场的集体配合是译经的重要保障。玄奘的译经并不是独自完成的，拥有庞大的译场和严格的程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生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玄奘还把译经、讲经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白日在译场主持译经，傍晚给学生讲解新译经论、回答疑问，让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玄奘培养了窥基、神昉、嘉尚、普光、道宣、玄应等一批佛门宗匠，还为新罗、日本等国的培养了大量的留学僧，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在这些学生之中，窥基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译经工作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玄奘在印度收集了十家注解大乘有宗论典《唯识三十论》的著作，曾准备一一译出，但是窥基认为十家注解有正有误，建议以护法的注解为主，糅合十家之说为一书，玄奘采纳此议，译成《成唯识论》。该书以护法一系的注疏为基础，以难陀、安慧等学说为对照，不同之处以‘有义’字样将诸家异说存列其前，将护法的正确结论放在后面，示正宗之所在，最后往往还加上一些玄奘自己的心得体会。《成唯识论》显示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翻译风格，在中国佛教史上颇有影响，这一切得益于玄奘师徒之间的教学相长。

　　其五、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开阔心胸是译经得以坚持的重要原因。玄奘一生都被荣誉包围，少年时期就享誉一方，游学印度又获得国君和僧众的爱戴，回国之后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也对他非常敬重。但玄奘对于这些荣誉没有任何牵挂，他只是很恰当的运用王室的支持来传播他的信仰和理念。道宣赞扬玄奘：“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在归国后到去世的近二十年中，无论事务多么繁忙，他都没有停止译经工作，以平均每年50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着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印度原典，但独独没有翻译自己用梵文所作的三大论，这显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正是这种“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崇高精神支持着玄奘几十年如一日的译经工作，开创了翻译史和中印文明交流史的奇迹。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纵观玄奘一生，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理念、精深的知识、历史的继承、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团队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这正是我们在一千多年以后追思先贤所应得出的启迪。

　　(作者：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孙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