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弘扬玄奘精神 发展唯识宗、学(许嘉璐)

 　　弘扬玄奘精神 发展唯识宗、学

　　许嘉璐

　　各位高僧大德，各位在家信众，各位专家：

　　在欢度建国60周年大庆的喜悦还回荡在全国人民胸中的时候，我们聚集在千年古刹、玄奘大师顶骨安放之地、慈恩宗祖庭，以“静心慈恩，盛世长安”为主题举行盛大的国际研讨会，这真是殊胜机缘，是弘扬佛法的大功德。

　　来到慈恩，就自然激起我们对玄奘大师的崇敬之情。1400多年前，玄奘大师在这里完成了翻译《大般若经》的宏愿；在他圆寂后，窥基法师本着玄奘大师的信仰和义说，在这里创立了唯识法相宗，为在中国弘扬唯识学说倾尽了毕生精力。因此我认为，在这次盛会上针对我们所生活的当下，就着玄奘大师的精神和唯识宗、唯识学进行研讨，很有必要。虽然研究玄奘大师的论著始终不绝，几年前围绕着纪念玄奘大师圆寂1400年的盛大活动发表的论著也不在少数，但是，供我们继续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我今天想就着上述的两个问题谈一点肤浅的见解，就正于各位高僧大德。

　　一，玄奘精神与当代佛教的振兴

　　玄奘大师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单就他西行取经而言，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功德。我认为，生活于十几个世纪后的当代人，无论僧俗，都应该从他的并不算高寿的一生中受到多方面的昭示和鞭策。尽管记载大师行迹的《三藏法师传》和《行状》等文献为人们所熟知，但我们仍然不妨以今天的视角再从中开掘一些宝贵的营养。

　　1，博学多闻是他成就伟大事业的知识基础

　　大师八岁受《孝经》，“自后备受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贤之风不习。”因而“少知色养，温清淳谨。” 而其兄长捷则“好内外学，凡讲《涅槃经》、《摄大圣论》、《阿毘昙》，兼通书传，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虽然我们不能断定陈氏兄弟在学养上是不是“兄规弟随”，但大师在随其兄出家后受到兄长的影响应该说应属必然。因此可以断定，他自幼冲即已打下了儒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只读佛典，成就将是有限的。这也是历代高僧的共同经验。这是因为万法归一，儒释道间在伦理、哲学等层面上异中有同，何况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已经和儒、道相互吸收、相互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玄奘大师的成就固然有其天生聪慧的因素，但是好学深思、多闻阙疑，内外兼学、风骨卓然，无疑是他做出常人难为、惊天动地事业的重要因素。

　　2，寻问真经(追求真理)是他为众生求法的精神来源。

　　大师自出家后，就一心向佛，游方问学不辍。才入青年，即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誉满京邑”，但他遍谒京城众师之际，虽“备餐其说”，但“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而且他意识到“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显然，普度众生和对真经的渴望，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众生的慈悲，是他决定西行的初衷和不移的信念。在这里，后人看到了正知、正见、正信的伟大力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拘于声闻，而没有达到八正道，恐怕也就不可能为中国和世界的佛教发展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了。

　　3，坚定的信仰、无上的定力和舍身精神是他九死一生终不悔、万水千山总东归的无穷动力。

　　为了信仰，为了众生，无论自己出于无上庄严的目标，还是为了尽到一名佛家弟子的义务，都可以甚或必须做到无我的奉献。这其中，一是正信的坚实，一是无量大悲的胸怀。

　　大师意欲西行，但其时正值朝廷禁绝东西交通，有诏不许，但他既已发愿，即使“诸人咸退”，唯他不屈，决意违旨出关。为躲避关隘拦截，只能夜行昼伏。路上，又遇到凉州访牒命所在州县严查缉拿，几乎被捉送回，但他仍丝毫不悔，誓不回头。在三年西行的路上遇到了无数即使在今天也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难、折磨和诱惑，但他每每以“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途中，非所悔也。”“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自励或婉拒，甚至绝食三日以表心志，拒绝利用玉食锦衣的挽留。设若一个虽有信仰，但却有杂染者，岂能拒魔障于千里之外而舍身如是？在大师身上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信仰的无量威力：由信仰而生定力，有了定力方能献身。

　　4，自度度他、利益有情的情怀，是他译经、弘法直至涅槃的人生准则。

　　他为到印度“展谒众师禀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剪诸见之稠林，绝异端之穿凿；补像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而西行，所以返国后复为一切有情而译经、弘法，多次坚拒参与朝政、随侍帝右。十七年中，他白天主持译事，晚上讲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日久，竟积劳成疾，遂于耳顺之年就圆寂了。临终，还嘱门人一切从简，“以籧篨裹送，择山涧僻处安置，不净之身宜须屏远”。真正做到了舍身求法，以身殉道，来也洁净，去也洁净。

　　大师的事迹，为佛教界人士和在座各位大德所熟知，我在这里不过是抽绎出其伟大精神的几个主要方面，意在说明大师的精神并非只对出家二众是真实而生动的榜样，对在家信众以及整个社会都是极大的启发和感召。在释尊所说的末法时代，弘扬这种伟大精神尤显重要，而在当前物欲横流、道德式微，人心浮躁、难得宁静的时候，就更显得急迫了。生于今世的各界人士，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从大师身上得到启悟，静下心来，体悟依他起性、转识成智、去除二执，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幸福，国土愈净，人心愈净。

　　现在佛教正在面临着振兴的绝好机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各国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对物质金钱的追求却遮蔽了人的自性，不仅制造了社会的污浊，也毁坏了天地自然。面对世界的这种灾难，教内外人士都在思考救之之道。佛教，以其丰富、博大、深刻、精微的教义教理和哲学内涵，以其六合、中道的崇高理念，以其慈悲喜舍的无我胸怀，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佛教在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和谐伟大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缘二事不可缺一。如果我们把当前社会的需求看作缘，那么佛教自身努力抓住机遇就是因。改革开放三十年，佛教无论在规模、水平、管理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贡献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凡是经历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人都可以作证，现在我国的佛教事业之兴旺，是五、六十年代所不可比拟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毋庸讳言，佛教在教义、教理的研究方面，在寺院、居士的管理以及出家人的持律方面，在协调社会法施众生方面，都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不能满足社会各界对佛教的期盼，还远没有把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而佛教自身的不足又有可能助长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已经存在着的对佛教的误解，严重损坏佛教的形象，影响佛教促进和谐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想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缘，更重要的是佛教自身能够秉持佛祖“以戒为师”、“度一切苦厄”、“心无挂碍”的法音。这样，就才可以保持并提高佛教和出家二众的庄严、神圣、感召力和说服力，从而使佛法得以广布，给这个世界注入一股清凉剂，增加和谐的力量。

　　在我看来，在佛教的自身建设的多个方面中，各地寺院继承和弘扬玄奘精神，严格持律，强调度人之前先自度，舍身弘法，是重中之重。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我想，他所说的“人格”，就是玄奘大师的风格、品格。因此，应该大力宣传玄奘大师的事迹功德，把“报佛恩”延伸为报一切为译经、求经、弘扬佛法而奉献毕生精力的高僧大德之恩，并把他们的精神化作振兴佛教的动力。

　　二，发展唯识宗、唯识学

　　我一直在想，玄奘大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极度危险去取经？为什么取经的首要目标又是《十七地论》？观诸先贤时哲的论著，都是主要由佛教从隋代以来摄论和地论盛行、宗派之间分歧、已译经典之间存在差异等方面进行论证。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恐怕还和大师在受到佛典、高僧的熏陶后发觉只有《瑜伽师地论》才更合理地、深入地研究和解释了破除五蕴、进入真如的心理过程和哲学道理，有着重要的关系。

　　净心何以即可救世？为何遵随法行(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披读、受持、开演、讽诵、思维和修习)即可证得般若？何以一般信众长期念佛也可悟道？

　　无论天台宗的止观、律宗的持律、密宗的修法、禅宗的参禅，还是净土宗的念佛，都是通过闻、思、修，戒、定、慧，以获得般若智，得到解脱。即如天台的“一心三观”，需要历经的次第是首先灭“三惑”(见思惑、沙尘惑、无明惑)，进而证“三谛”(真谛、俗谛、中谛)，最后成“三德”(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但是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次第？《法华经》所说的“本觉”、“始觉”、“妙觉”是怎么过渡的？其间在修行者的心理上到底是什么情形？应该注意些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单靠静思冥想和诵读经典而没有深刻的体验是不行的；如果仅仅依照各宗祖师和后来的大师们所开示的阶梯去学修，可能依旧得不到解答，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如果简要地用唯识观之，刻苦渐修之所以可能得到顿悟，之所以能成正果，其实是一个不断熏习、转依的漫长过程；其间，会不断去掉无明，但五浊世界的引诱和蛊惑还有可能让人杂染上垢污，出现“若菩萨于余菩萨起瞋恚心即成就百万障门”的现象，于是又需要再加力持修，增上悲智之心。因而，在闻、思、修过程中要警惕杂染，但也不要怕反复，因为在此之前，可能自己通过前五识使得末那识中杂染的一面已经有所削弱，已经种下了善种子，只要坚持下去，增加定力，就可以继续转恶成善，转邪成正，转染成净，转识成智，求得真如。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似乎只有唯识的三性、三无性以及转依等说可以为我们提供完满的理论解释；也只有自觉地把这样的分析作为各宗沟通的基础，才能使得各宗各派达到圆融，包括显密之间的圆融。

　　大师在世时，天台、华严、三论诸宗已经显赫。《瑜伽师地论》全部译出后，经窥基法师的努力，唯识宗正式建立。及至窥基法师之后传到三世，唯识已经衰微。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唯识的一些基本理论早在玄奘大师翻译《瑜伽师地论》前已为诸宗所吸收，经大师和窥基的努力，唯识自身又被进一步融合和大体统一，因而唯识再独立地作为一个宗派势必难以存在；二是人类在追求一种信仰时，总是愿意道理简洁而远离繁复，净土、天台等宗更适合大众的习惯和水平；三是唯识体系庞大，分析细腻，概念繁多，颇有过于繁琐之嫌，非聪颖过人耗费多年精力者，难以究其全豹，因而承继者寡；四是唯识以义学为长，对于一般众生体悟缘起性空、三界唯心、净化心灵反不如其他各宗。即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曾出现过研究唯识的小小热潮，但参与者并不多，且为时不久，这虽为国土板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释教衰落所致，但也不能不说和上述的唯识自身的一些特点有关。

　　但是，佛教需要唯识宗，也需要唯识学。纵观中国两千年佛教史，历代各个教宗都有其巨大的积极作用。各宗都是围绕着佛祖所传佛法，从本土角度，用不同方便，强调不同重点，示人以般若智，“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佛法不可思量，不可言说，才促使后世不断探究，逐渐形成了不同教宗。这就犹如学术界的学派、艺术界的流派，当一种学说或艺术出现时，不会立即产生什么派别；当该学说或艺术兴盛，从事的人多了，就必然因方法、角度、目的等的不同而形成学派或流派。学派、流派的出现是该学说或艺术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反之，无派无宗则是停滞和亟待提高的反映。唐代之所以教宗众多，就是因为其时佛教已经达到高峰。佛教出家人一向聚居修行，重师授、重衣钵，于是教宗更易产生。

　　现在我国佛教各地寺庙大多禅净双修，这对于出家修行、普及佛法相对是捷便的，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教派与之切磋，或出现某种意义上的竞争，恐怕并不利于佛理的深入和发展。教内教外共同进行唯识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宗而无学的支撑，就难以为继；学而无在家者的参与，则深入亦难。唯识尤其如此。欧阳竟无、吕澂等前贤当年何以重视唯识，是值得今之学者深思的。

　　为了佛教的发展，我们应该具有危机意识。从释尊成佛起，他所说的一切经即博大精深；在他灭度后，经三次结集和紧随其后出现的论、疏以及中国历代高僧留下的著作、公案，更使佛教的思想宝库更加丰富。面对如此深厚的遗产，如果我们不发愿诵习，深入研究，就有可能中断传灯；而一个缺乏全面继承本教思想的宗教，就难以发展提高，也难以说服善男子善女人和一阐提；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大众只知其表不了其里的宗教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复次，近年来，许多大学和研究院所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需多费一些力气追赶国外研究的水平，但当前学界的情况还是让人感到鼓舞的。现在的问题是，教内的研究和学界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差距。如果教内僧众在把握经典、阐发教理方面长期不能与学者并驾齐驱，则宗教被边缘化就在所难免了。特别是对于唯识的研究，因为其深刻而抽象，出家人更容易趋而避之，应该引起格外的注意。

　　唯识宗崛起前其主要观念、方法已经存在，并渗入在各宗中，例如《解深密经》已提出“唯识”这一概念(见“分别瑜伽品”)，并提出了唯识和瑜伽的核心观念——三性、三无性；《楞伽经》也提出了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观念；《华严经》则明确了“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如此等等。唯识之于唐代成学、立宗，就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了。

　　为了佛教义理研究的深化、为了为它注入更高水平的理论依据，就应该对唯识作哲学层面上的研究，而且是中国风格的哲学研究，这将丰富中国哲学，提升中国人的智慧。这也是世界的需要。当然，唯识也涉及人的心理领域，运用唯识探讨现世人的心理，也将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不再受西方心理学的束缚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振兴唯识学和唯识宗时，自然要汲取先哲过于繁琐和艰深的教训，努力使之能普及到更多的信众中。只有普及，才能普度众生，才能挽救人心，才能济世，宗和学才能发展振兴。

　　唯识宗和唯识学千百年来留下了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努力给以合理的解答，这是振兴发展唯识宗、唯识学所必须的。例如：自唐以降各宗是如何吸收唯识成果的，这对中国佛教和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们对于玄奘大师的“新译”《瑜伽师地论》(“今学”)和“旧译”(“古学”)之争，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包括他所译的《唯识三十颂》是否真实反映世亲原意；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对安慧一系以及其它论师的研究也不可缺。又如，唯识与中观的同和异，似乎迄未明晰；玄奘大师《会中论》即为融合二者而作，华严宗以“圆融”之说继之，对此也应深究。唯识理论内部也还留下了一些问题，有待钻研。如：“依他起性”与“遍计执”是一是二？种子是新熏(难陀之说)，是本有(护月之见)，还是二者兼有(护法说)？如二者兼有，种子可变不可变？又如，熊十力先生提出“体用不二”，批判唯识，是否应该回答？如何回答？《大乘起信论》是来自西土，还是中国人所造？唯识宗何以能够急起，何以又急遽衰落？等等。

　　各位高僧大德，各位在家信众，各位专家：

　　我并不是佛学家，更不是唯识学家。以上所说，只是在阅读佛典，特别是诵习《瑜伽师地论》、《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论、疏和时哲著作时的一点心得。读经既少，复欠专深，尽管我也曾把一得之见用于对佛法的体悟和生活之中，但是和各位高僧多年的宗教体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揣简謭陋，讲了以上的话，是想为佛教、佛学的发展、振兴略尽绵薄，同时请教于高僧大德，以便避免慢上知，努力获得正见。

　　恭请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