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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思想研究: 弘一为何驻锡温州 十二年之久(徐正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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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法师思想研究: 弘一为何驻锡温州 十二年之久(徐正纶)

   弘一为何驻锡温州 十二年之久

  作者:徐正纶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从1921年到1932年,曾在温州先后住过12年。 12年间,除在温州庆福寺驻锡较长时间外,他还住过江心寺、茶山宝严寺、仙岩伏虎庵、郭溪景德寺。

  驻温最久 情有独钟

  如果说弘一大师对温州“情有独钟”,我看也并不怎么离谱。以下三例便可为此作出具体证明:

  一、弘一大师的僧腊总共24年,而在温州的驻锡年份几乎占去了一半。弘一出家后驻锡过很多市县,连续时间最长的当是温州。虽然弘一大师自1928年初到厦门,至他圆寂,在南闽驻锡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南闽是个地区,弘一在南闽住过厦门、泉州、漳州、惠安、永春、南安等诸多市县。从单个市县说,住在温州头尾12年,应该算是最长的驻锡时间了。弘一就曾说过自己出家后“居温州最久”。倘若他对温州没有浓厚兴趣,能来来往往住那么久吗?

  二、1922年初,弘一大师恳求拜温州城下寮主持寂山和尚为依止师时曾说:“吾以永嘉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俾可安心办道,幸勿终弃。” 弘一出家后,四处云游,到过江浙赣鲁闽各省的很多城镇乡村,从来没有以“第二故乡”称谓过自己驻锡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唯独温州能得此殊荣。

  三、弘一大师到温州不久的1921和1922年之间,接二连三给亲朋好友写信,表示对温州的赞赏。如1921年八月二十八日给杨白民信中,称在温州“一切安适”;同年十二月初五日给刘质平信中,又说在温州“颇能安适”;次年四月六日给李圣章信中,也说在温州“诸事安适”。对一个地方的感觉,如此高密度、高频率地出现三个“安适”,这在弘一的书信集中是罕见的。

  为什么当年弘一大师对温州会有那么强烈的好感?不妨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探讨弘一赞赏温州,并长期驻锡于此地的原因。

  冬暖夏凉 景色宜人

  所谓“天时”,指的是温州良好的自然气候。温州地处亚热带,又近临瓯江入海口,受到海洋气候的直接影响,因而冬暖夏凉,雨水充沛,空气湿润。

  弘一大师出家后严守戒律,坚定履行佛戒中“衣不过三”的律条。这在春、夏、秋三季,不成问题,但到了寒冬腊月,就较难对付;何况这里所说的“衣不过三”,根据佛教的“不杀生”戒律,制作冬衣的材料只能用棉花,而禁用羊皮、驼毛、蚕丝等,这就大大限制了冬衣的抗寒功能。弘一身体一直比较羸弱,早年生过肺病,后来又长期患神经衰弱症。他必须找到一个在冬天也能安然闭关修行的地方,而温州就因气候温和,适宜于他过冬御寒,得到他的青睐。

  从1923年三月起他离温到各地云游弘法,一到寒冬腊月,他还是常回温州过冬。据有关年谱记载:他在1923年、1927年、1930年冬天都是在温州过的,尤其是1930年这一次,他当时正在上虞白马湖法界寺听静权法师讲经,据亦幻《弘一法师在白湖》中回忆:讲经完毕已是十一月二十日,“时已雨雪霏霏,朔风剌骨,大地生寒”。由于弘一体弱畏冷,即刻离开白马湖,跋山涉水,仍回温州城下寮去。

  每遇夏天,气候炎热,弘一如在外地云游,只要条件允许,也常要回到相对凉快的温州结夏。据弘一在《南闽十年梦影》中说:1929年他住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小楼上,从正月半一直住到四月,但他“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便回到温州去”。1930年春他到泉州承天寺,向月台佛学研究社的学生讲写字方法;到了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看来,温州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对弘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所谓“地利”,指的是温州优越的地理环境。温州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弘一法师在俗时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长期艺术实践养成的艺术素养和情趣,使他在出家后,对自己住地的自然环境常常以美学观点加以审视,对那些符合他美学要求的地方,往往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和浓郁的兴趣。

  他的这一审美特点,早在1921年去温州驻锡前后就有突出表现。弘一在没有去温州之前,曾和他南洋公学温州籍同学林同庄说起自己想找一个清净修持之处,林在说到温州“气候温适”的同时,还特别言及温州“山水清华”,弘一法师“闻之欣然”,于是下定去温州驻锡的决心。他来温后,一再对友人赞美和推荐此间优美的景色。如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日给瑞安郭奇远信中说:“明岁仲春,行将移居尊邑大罗,有草庵数椽……闻其地殊幽胜,当来仁者可杖策来游也。”他1924年六月初一给刘质平信中也说:“顷有道侣,约往茶山宝严寺居住,其地风景殊胜。”他1924年八月十七日给挚友杨白民女儿杨雪玖的信中又说:“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萃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其同游。”等等。

  人文丰厚 佛学崛起

  所谓“人和”,指的是弘一在温州所处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环境。温州拥有丰厚的人文资源,弘一对此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给郭奇远信中就明确宣称:“尊邑人文之盛,驰誉遐迩。”事实正如此,温州历史上出过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在温州人中间,逐渐形成并维系一个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的可贵传统。由于弘一出家以前,在绘画、音乐、戏剧、诗词、书法、金石等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享誉全国,不少温州人对他仰慕已久。因此弘一来到温州,受到此间人们的广泛欢迎和拥戴,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当时的人文氛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佛学的崛起。晚清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期望从佛教哲理中吸取某些对现实斗争有借鉴作用的内容,从而认真研究起佛学。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文人,由于对中国当时局势的失望,也希企从佛学研究中寻找心灵的港湾和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佛学这时在中国各地呈现兴旺的势头。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以来,“学佛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

  当时温州就处于这么一个形势,用弘一1922年9月从温州写给李圣章信中的话来说:“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围绕在弘一身边的一批文化人,很多是对佛学研究有素,热心佛教事业的。比如曾留学日本,回国办过学校,后专修净土宗的周孟由,曾化名“邓寒香”,和弘一通信三封,分别就 “失戒”、“我执”等佛学问题,请教弘一,被弘一赞为“所论甚是,至可感佩”。

  这批文化人通晓佛学,信仰佛教,为了普及佛法知识、深化佛学研究、实践佛教理念,除了在温州创建菩提学会、莲池学会、鹿城佛学会,举办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和赈灾济贫等慈善机构等等以外,对弘一这样的高僧来温弘法,当然表示热情的迎接,并给予全面的扶持。如亲自陪同弘一从杭来温的吴璧华,承担弘一驻温期间的“饭食之资”和“一切费用”的周群铮,发起木版翻刻弘一手书《五大施》三经的刘景晨,为弘一书写“晚晴院”匾额的“永嘉长者”陶文星,替弘一刻制“演音”、“沙门月臂”等印章的金石家谢磊明等人,便都是其中佼佼者。而温州的僧界,如庆福寺寺主寂山和尚、弘一闭关期间专职侍者高文彬等人,当然更不在话下。

  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到温州以后,和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作为其中一支的佛学界人士,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细致的照料,全面的支援,衷心的呵护,从而使弘一在弘法过程中深感方便、安适和鼓舞。这应当是弘一在温州驻锡十二年之久的更重要的缘由。

  弘一法师驻锡过的茶山宝严寺。 南航 摄

  徐正纶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从1921年到1932年,曾在温州先后住过12年。 12年间,除在温州庆福寺驻锡较长时间外,他还住过江心寺、茶山宝严寺、仙岩伏虎庵、郭溪景德寺。

  驻温最久 情有独钟

  如果说弘一大师对温州“情有独钟”,我看也并不怎么离谱。以下三例便可为此作出具体证明:

  一、弘一大师的僧腊总共24年,而在温州的驻锡年份几乎占去了一半。弘一出家后驻锡过很多市县,连续时间最长的当是温州。虽然弘一大师自1928年初到厦门,至他圆寂,在南闽驻锡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南闽是个地区,弘一在南闽住过厦门、泉州、漳州、惠安、永春、南安等诸多市县。从单个市县说,住在温州头尾12年,应该算是最长的驻锡时间了。弘一就曾说过自己出家后“居温州最久”。倘若他对温州没有浓厚兴趣,能来来往往住那么久吗?

  二、1922年初,弘一大师恳求拜温州城下寮主持寂山和尚为依止师时曾说:“吾以永嘉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俾可安心办道,幸勿终弃。” 弘一出家后,四处云游,到过江浙赣鲁闽各省的很多城镇乡村,从来没有以“第二故乡”称谓过自己驻锡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唯独温州能得此殊荣。

  三、弘一大师到温州不久的1921和1922年之间,接二连三给亲朋好友写信,表示对温州的赞赏。如1921年八月二十八日给杨白民信中,称在温州“一切安适”;同年十二月初五日给刘质平信中,又说在温州“颇能安适”;次年四月六日给李圣章信中,也说在温州“诸事安适”。对一个地方的感觉,如此高密度、高频率地出现三个“安适”,这在弘一的书信集中是罕见的。

  为什么当年弘一大师对温州会有那么强烈的好感?不妨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探讨弘一赞赏温州,并长期驻锡于此地的原因。

  冬暖夏凉 景色宜人

  所谓“天时”,指的是温州良好的自然气候。温州地处亚热带,又近临瓯江入海口,受到海洋气候的直接影响,因而冬暖夏凉,雨水充沛,空气湿润。

  弘一大师出家后严守戒律,坚定履行佛戒中“衣不过三”的律条。这在春、夏、秋三季,不成问题,但到了寒冬腊月,就较难对付;何况这里所说的“衣不过三”,根据佛教的“不杀生”戒律,制作冬衣的材料只能用棉花,而禁用羊皮、驼毛、蚕丝等,这就大大限制了冬衣的抗寒功能。弘一身体一直比较羸弱,早年生过肺病,后来又长期患神经衰弱症。他必须找到一个在冬天也能安然闭关修行的地方,而温州就因气候温和,适宜于他过冬御寒,得到他的青睐。

  从1923年三月起他离温到各地云游弘法,一到寒冬腊月,他还是常回温州过冬。据有关年谱记载:他在1923年、1927年、1930年冬天都是在温州过的,尤其是1930年这一次,他当时正在上虞白马湖法界寺听静权法师讲经,据亦幻《弘一法师在白湖》中回忆:讲经完毕已是十一月二十日,“时已雨雪霏霏,朔风剌骨,大地生寒”。由于弘一体弱畏冷,即刻离开白马湖,跋山涉水,仍回温州城下寮去。

  每遇夏天,气候炎热,弘一如在外地云游,只要条件允许,也常要回到相对凉快的温州结夏。据弘一在《南闽十年梦影》中说:1929年他住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小楼上,从正月半一直住到四月,但他“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便回到温州去”。1930年春他到泉州承天寺,向月台佛学研究社的学生讲写字方法;到了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看来,温州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对弘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所谓“地利”,指的是温州优越的地理环境。温州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弘一法师在俗时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长期艺术实践养成的艺术素养和情趣,使他在出家后,对自己住地的自然环境常常以美学观点加以审视,对那些符合他美学要求的地方,往往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和浓郁的兴趣。

  他的这一审美特点,早在1921年去温州驻锡前后就有突出表现。弘一在没有去温州之前,曾和他南洋公学温州籍同学林同庄说起自己想找一个清净修持之处,林在说到温州“气候温适”的同时,还特别言及温州“山水清华”,弘一法师“闻之欣然”,于是下定去温州驻锡的决心。他来温后,一再对友人赞美和推荐此间优美的景色。如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日给瑞安郭奇远信中说:“明岁仲春,行将移居尊邑大罗,有草庵数椽……闻其地殊幽胜,当来仁者可杖策来游也。”他1924年六月初一给刘质平信中也说:“顷有道侣,约往茶山宝严寺居住,其地风景殊胜。”他1924年八月十七日给挚友杨白民女儿杨雪玖的信中又说:“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萃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其同游。”等等。

  人文丰厚 佛学崛起

  所谓“人和”,指的是弘一在温州所处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环境。温州拥有丰厚的人文资源,弘一对此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给郭奇远信中就明确宣称:“尊邑人文之盛,驰誉遐迩。”事实正如此,温州历史上出过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在温州人中间,逐渐形成并维系一个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的可贵传统。由于弘一出家以前,在绘画、音乐、戏剧、诗词、书法、金石等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享誉全国,不少温州人对他仰慕已久。因此弘一来到温州,受到此间人们的广泛欢迎和拥戴,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当时的人文氛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佛学的崛起。晚清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期望从佛教哲理中吸取某些对现实斗争有借鉴作用的内容,从而认真研究起佛学。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文人,由于对中国当时局势的失望,也希企从佛学研究中寻找心灵的港湾和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佛学这时在中国各地呈现兴旺的势头。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以来,“学佛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

  当时温州就处于这么一个形势,用弘一1922年9月从温州写给李圣章信中的话来说:“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围绕在弘一身边的一批文化人,很多是对佛学研究有素,热心佛教事业的。比如曾留学日本,回国办过学校,后专修净土宗的周孟由,曾化名“邓寒香”,和弘一通信三封,分别就 “失戒”、“我执”等佛学问题,请教弘一,被弘一赞为“所论甚是,至可感佩”。

  这批文化人通晓佛学,信仰佛教,为了普及佛法知识、深化佛学研究、实践佛教理念,除了在温州创建菩提学会、莲池学会、鹿城佛学会,举办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和赈灾济贫等慈善机构等等以外,对弘一这样的高僧来温弘法,当然表示热情的迎接,并给予全面的扶持。如亲自陪同弘一从杭来温的吴璧华,承担弘一驻温期间的“饭食之资”和“一切费用”的周群铮,发起木版翻刻弘一手书《五大施》三经的刘景晨,为弘一书写“晚晴院”匾额的“永嘉长者”陶文星,替弘一刻制“演音”、“沙门月臂”等印章的金石家谢磊明等人,便都是其中佼佼者。而温州的僧界,如庆福寺寺主寂山和尚、弘一闭关期间专职侍者高文彬等人,当然更不在话下。

  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到温州以后,和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作为其中一支的佛学界人士,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细致的照料,全面的支援,衷心的呵护,从而使弘一在弘法过程中深感方便、安适和鼓舞。这应当是弘一在温州驻锡十二年之久的更重要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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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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