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三隆：任运灵觉在诗心——寒山和合思想探究

　　摘要：寒山修悟的“灵觉心”是以传统文化的“正心”思想为出发点，在儒学“动心忍性”认识的基础上汲取了道家自然顺性的“无为之心”后，再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觉”而形成的任运灵觉的般若智慧。寒山最终以大乘佛学的圆融和合作为心灵的归宿，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人思想的浸润，其和谐宁静的心灵取向在纷扰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寒山 圆融 灵觉心

　　作者简介：荆三隆，1955年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寒山是唐代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终以佛门为归宿的代表性诗人，其诗作声名远播，为历代僧人、诗家所关注。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寒山诗所具有的独特性上：

　　其一，寒山以其诗而得名，生卒、姓氏、籍贯皆待考，尽管学者、僧家、道人，代有详尽考辨，各有心得，但终为推测，难成定论。

　　其二。寒山诗的传世，是以刻在山石竹木之上“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有六百首。”[1] 《全唐诗》录得三百余首。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认为，寒山诗由唐末天台道士徐灵府汇集并题序，而后由曹山本寂禅师作注，因恶道士序而托台州刺史闾丘胤序代之。托伪之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2]这种道士汇集、僧者作注、托世俗文人伪序的考辨，反映出寒山诗内容中三教圆融、合和的特征，从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

　　其三，寒山子的禅修，无师承传人，未入寺参学，而是以佛教“三乘”即“缘觉”、“声闻”、“菩萨”中的菩萨乘证得“寒山文殊”，自成道果，从而自觉觉他，并“除恶业”、“受真性”、“得佛身”，[3]正如其自述：“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在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4]

　　这三种基本特征提示我们，在目前没有其他确切历史资料发现的情况下，以寒山诗集为中心的研究是了解其人及其思想最可靠的方法。因此，本文仅从寒山诗中的任运灵觉的心灵感悟来讨论其思想历程，借以反映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人的思想影响，并探求其中所表现的平和心态在纷扰的现实生活中的思想价值。

　　一、寒山论心

　　《全唐诗》所录三百余首寒山诗中，论心之作约63首，所涉心处约77处，依序出现的词句有：“心中须护净”、“君心”、“多心”、“心里”、“吾心”、“心悄悄”、“心惆怅”、“空心”、“心神”、“心贪”、“心未”、“真心”、“用心”、“无心”、“以心”、“心莫邪”、“心邪”、“冷心”、“此心”、“人心”、“猕猴心”、“平等心”、“铁石心”、“心王”、“自心”、“狗心”、“信心”、“小心”、“心头”、“心怀”、“心地”、“我心”、“心似”、“心若”、“回心”、“心性”、“清净心”、“心中三毒蛇”、“心高”、“为心”、“心中无惭愧”、“心真”、“心恶”、“直心”、“心是如来地”、“上人心”、“中流心”、“禽兽心”、“贪心”、“心净”、“心月”、“痴心”、“令心”、“心田”、“观心”、“心静”、“谄曲心”、“心珠”、“心枢”、“自怜心”、“心口”、“心不”、“心意”、“称我心”，凡64种心。从第一首开篇的“心中须护净”到最后六首三字诗之三的“称我心”，可谓一以贯之，处处论心。寒山修心首先表现在“护心”与“净心”的立论之上，结束于“称我心”的人生理趣，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养性、和谐宁静的思想内涵与特征。

　　二、“正心”是三教圆融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心”思想是最基本的内容，对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内敛”、“自省”的特征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形成中，不同思想学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成为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先秦，儒学以政治与伦理构成其学说的核心，但在总体上看，缺乏辩证与严密的逻辑，因此，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体现着世俗社会的理想和追求，是以培养君子人格来实现其社会和人生价值的。其修心养性，以正人心是“垂世立教”的根本，以达到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儒家的人格公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充满了理想色彩和实践意义的人生写照，对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铸就和心灵陶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孟子修心炼性的认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6]更是普遍体现在中国文人的思想行动之中，寒山也不例外。在寒山“独觉”、“单修”的实践中，也明显地表现出“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心迹特征。

　　另一方面，老庄哲学也同样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展示了另外一种人生智慧。“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久，非其心不为。”[7]于名利无心的人，不会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把名利看得过重，巧于心计，就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违心地做事，终难以有成。老庄思想在东汉时形成了道教，受到文人的推崇。寒山诗中含道家“无为”之心的论述也随处可见。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开始时便向儒家“正心”的修身思想靠拢，同时在哲理上依附于老庄和魏晋玄学，至南北朝时才逐渐顺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发展至隋唐，开始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在这一时期，儒道释三家思想相互吸收，相互融会，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寒山诗中，就不难看出由青年时期踏入仕途的渴望，到历度人生际遇的凄怆，以及世态变迁和人世沧桑后的再思考。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及其痛苦思索后思想的升华与认识的转变过程。

　　寒山的心路历程是从对现实的追寻，文韬武略的世事企盼为出发点的，其建功立业的抱负强烈而真挚：“一为书剑客，二遇圣明君。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8]这是一位追求过、奋斗过，而且“文”、“武”兼修，两者具备的难得的人才，应当受到社会任用，但在现实中却落了个“文不赏”、“武不勋”的结果，这就必然使心力不输于人的作者经过对人生通达与蹇滞、顺逆与得失的反思后，发出了自惜、自怜、自叹的心语：“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劲，日久皮渐秃。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9]这时的寒山已经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文人、剑客，而是一位心怀宏愿却无法展布，离功名利禄社会渐行渐远的悟道者。认识到仕途中的“庭帷”贵胄只不过是“金笼”中的囚物，如同一只能复述他人言语，却折损了“羽衣”的鹦鹉罢了，这样的境况“不如鸿与鹤，飖飏入云飞。”[10]这在认知上，在境界上无疑是一种飞跃，是由功名利禄之心向平常之道心的转变。这种自在、洒脱、超然的人生态度，反映了寒山在心灵上的进一步寻求，这种追求不再被世俗人生的酒色财气所拘羁，不再去企盼殿堂的显赫而失去个人理智。心智不凡的诗人需要寻求精神的慰藉，以满足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探索而继续前行。

　　“一为”、“天生”这两首诗选取人们熟知的事物，将其置于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来加以观照，暗含自己的人生际遇及对人生的体悟。这样就打破自然与人之间的界限，使内情与外物熔于一体，交互融摄，物我同一。从对“百尺木”仍“在幽谷”，“心尚劲”待“识者取”的感慨， 到“在庭帷”、“金笼贮”之“鹦鹉”放释出飞入云天的心愿。寒山的体道诗把抽象的认知与对事物形象的比照联系起来，言浅意深，出人意表。这是其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表达，不受外物的制约，以顺性自在为考量的基础，与老庄哲学论事寓理的方式无不合。因此，可以说寒山诗所反映的老庄思想，是从儒家出发，在道家的认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发展。寒山体道之心，不仅仅是自然心是道，而是有所为亦是道，其对事物的认知不只是“木因曲而得全”，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木虽老犹堪用。在否定之中蕴藉着对和谐、自然顺性的进一步体悟。这也就决定着寒山对心灵的探寻并未由此止步，而是踽踽独行，不断求索。

　　“心高如山岳，人我不伏人。解讲围陀典，能谈三教文。心中无惭愧，破戒违律文，自言上法人，称为第一人。愚者皆赞叹，智者抚掌笑。阳焰虚空花，岂得免生死。”[11]诗中直接表明自己心高如岳和“不伏人”的原因在于能了解“围陀”即《四吠陀》之要义[12]，此为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基本经典，包括修身养性、祭祀祈祷、礼仪、占卜、兵法、军阵、神通、伎数、禁咒、医方等等，其中内容寒山皆有所涉猎。寒山不仅能纵论儒学、道论、释理，而且对中印文化的融汇贯通，使之能学贯中西、精研三教，以致通达古今，深谙世事，穷极玄奥，出入佛老。其定慧双运之心志远非一般学人所及，从而能异学同修，殊途同归，和谐一体，成大乘第一要义。祛除了“愚者”之赞和“智者”会意微笑的“心有”之妄，超越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识。指出愚智之“心执”，皆如在炎热酷暑的沙海中，由炽热的阳光所产生的海市蜃楼一样，是虚无飘渺的妄见，是空花水月，终不能了脱生死迷离的绳索。应以禅观觅心性，才能脱离世俗的忧思烦恼。诗人在心路探寻的征途上，最终选择了以佛门作为人生的归宿。其佛学思想形成的法脉渊源，既有释迦行，又具成佛志，这一内容，容当另论。

　　三、修悟灵觉心

　　佛教从它一出现，就蕴涵了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包含着诸多对世俗社会和人生的否定因素，认为人生是虚幻不实、由因缘合和的妄有形态。诗僧寒山的参修佛理，其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中“心贪觅荣华，经营图富贵”[13]的扬弃。诗僧是披着袈裟的诗人，而寒山既是一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僧人，也同样不是仅以诗显扬于世的文人学士。其表现出的是“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以桦皮为冠，布裘弊履。或长廊唱咏，或村墅歌啸，人莫识之”[14]的独觉乘人，是大乘菩萨行中的真修实证者。寒山诗曰：“人以身为本，本以心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丧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懒照镜。不念金刚经，却令菩萨病。”[15]认为人是以身体为基本形相，相由心持。身是外相，心是中枢，相与心相应，形相表达心识，心识决定形相，内外和谐则完整合一。如果不解般若性空幻有的大乘心法，就会在大乘菩萨行的证悟上产生认知上的偏差。

　　大乘佛学十分注重从人的心理和认识层面来进行传法，倡导由内发大菩提心，产生修证菩萨行的大愿，进而在因缘具足时完成实践的大行，方成正觉。《金刚经》是寒山诗集中唯一直接提到的佛典，这部经典开篇即由佛十大弟子中以“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发问：“善男子，善女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16]佛陀在讲述了缘起性空后，提出了除一切相，破非有非无，证得“性空假有”，扫却六尘，以法镜观心，内照妄有，方转妄成觉，成空灵之智。修行者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17]佛陀认为证悟无上正确、完全、智慧的佛果之心的信众，对一切法都应当在无相（不执着于形态）、无住(不视为恒定不变)的认识基础之上，不着有无二边。这样去洞察事物，才能对一切事物的形态，不产生妄有的想法，使心境清澈无痕。所谓的法相，即事物的形态、性质、含义等等，并非恒定不变、真实的，只是叫做法相。这样才能不着于相，修悟至虚空静寂的境地。

　　菩萨是具大智大勇的修行者，必先修其心，使心莫邪，才得以定慧双运，发大愿、体大行、成正果。如果认为“我”使众生得解脱，“菩萨”使生灵得救度，那么这就是修菩萨行的“病”，必需革除。一切“有我”的认知都是“妄有”形态，要破除一切“有”的执著。从“我”到“无我”至“谓之我”，大乘菩萨道谈空不碍论有的修悟，是一个不断体验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心不逐诸缘”，“直入如来地”。[18]

　　四、寒山灵觉心的启迪

　　寒山诗中，以心为柄，以正其身的认识，表现出佛家灵觉之心的般若智慧，是一种扬弃了世俗功利的人生信仰。佛教认为懒散松懈会阻碍无上心智的修证，因而要精勤永进、不断求索，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宝贵的财富，需要加以传承与弘扬。在对寒山论心诗作的初步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首先，寒山的修心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论基础上不断完善、充实的，是在融合了儒道思想之后又接受了佛家的心性说，三教融合，和谐一体。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内省修心的“内敛”性特征，在当代社会仍具有教化人心的积极作用。大乘佛学在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上，没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偏执，充满了理性的认知和实践的智慧。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开放时代，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更加普遍，对话方式更为多样。确立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价值认知，树立人类必须和合相处共同发展的思想，才能理性面对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泛滥、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坚持公平正义，努力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有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

　　其次，寒山的论心诗中，形成了一种特异、独立、自信、灵觉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这种精神气质所体现的心性特征，无媚俗之态、媚世之骨，也无趋炎附势、谄曲之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建立，民主思想和批判意识的形成都可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反对模式化、简单化的思想方法，进行观念转变和理论创新，都将提供有益的借鉴。

　　另外，开放、包容、理解、平和的心态，是每一个现代人所应具有的，因为人内心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寒山的修心体验，正是从实现人的内心和谐出发，重视自我心灵的净化，追求纷扰世事中内心的宁静，这对于消弥社会发展中个人心理的失衡，化解心理矛盾，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全唐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寒山原诗无题，本文以下所引皆用前两字为题，所出皆自《全唐诗》1975至1982页。

　　[2]参见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204至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其《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一文中认为“所谓闾丘胤序确系伪作”，寒山应大致在唐大历年间于天台寒岩修行。

　　[3][4][8][9][10][11][13][15][18]“凡读”、“一住”“一为”、“天生”、“鹦鹉”、“心高”、“多少”、“人以”“我见”。

　　[5]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第4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6]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告子下>》,第367页。

　　[7]《老子·庄子·列子<庄子·天地>》，第48页，岳麓出版社，1994年版。

　　[12]围陀：梵文音译，旧译有昆陀、韦陀等等。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二，188至19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寒山诗集序，同[1]。

　　[16][17]朱棣《金刚经集注》，第23至24页；第280至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