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佛教慈善：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温金玉

　　内容提要：宗教是人类文明的另一表达方式，它陪伴着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一直走到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全球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今社会，宗教已越来越活跃于社会生活的舞台，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教慈善不仅在抚孤恤贫、救病济困方面成效突出，尤其是在人们价值失落、生活空虚之时，宗教发挥着安抚人心，提升精神品质的特有功能，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平衡阀与减压器。今天我们在谈论城市文明时，宗教文明已成为一个无法漠然置之的话题。慈悲喜舍理念的推广，其为公民社会的普遍接受，也将成为衡量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尺。

　　关键词：宗教  慈善  城市文明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河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篇章。几大宗教文明，千百年来，哺育和引导了人类的生长和繁衍。在文明初期，无论是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崇拜，非洲居民的祖先崇拜，古埃及的法术，印度历史上的婆罗门思潮，还是古希腊的阿波罗神，古罗马巍峨的神殿，以及释迦牟尼的创教，基督教的起源，无不说明了人类的生活在宗教中的投影，同时宗教世界的东西又补充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纵观数千年，宗教如同大海之浩瀚，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当天灾人祸突如其来时，是宗教给予了人们精神上的慰藉；当伤痛欲绝无路可走时，是宗教给予了人们黎明前的希望；当一个人呱呱坠地时，是宗教用圣洁的洗礼让他睁开眼睛，宋发现这个精彩的世界；当一个人弥留人世时，是宗教用安祥的助念给予他临终的关怀，告诉他一路走好，前面还有一个更加美好宁静的世界。宗教陪伴着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一直走到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人类不能漠视宗教文明的存在，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全球文明区域的划分，依然以宗教信仰来区别，如“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阅读《洛阳伽蓝记》，可以看到佛教为城市文明带来的气象：“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浏览古籍，我们依稀感受到云冈石窟与平城文化、烟雨中的四百八十寺与南朝文化、隋唐佛教与长安文明的互动影响。如今，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前夕，我们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来讨论，会发现，“和谐宗教，让城市更美好”的呼声同样能够汇入和谐共进的主旋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宗教信仰自山政策的落实令世人瞩目，各大宗教也相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健康发展，宗教活动场所在逐步开放，教团建设也稳步推进。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依然有许多人不能正确理解宗教的真谛，没有认识到宗教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对宗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与偏见。然而，在宗教活动中，宗教慈善之举却始终如一地成为社会各阶层皆子认同的一种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模式。尤其是都市佛教，较多地成为社会人群关注的焦点，其慈善之举便成为让更多人了解并理解佛教慈悲济世、弘法利生本怀的最好渠道，可以说，慈善是都市佛教通向社会的一扇窗口，宗教慈善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

　　一、佛教本怀的表达

　　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弘法利生，所谓“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弘法就是以正法来根治人心，即陶冶灵魂，提升人性。利生就是与乐拔苦，慈悲喜舍，利乐有情。而慈悲正是佛法的根本精神，也是利生的最终目的。弘法与利生是互动的，弘法可以使众生明了惜缘、知苦的生命实相，利生可以让有情更懂慈悲报恩的佛教本怀。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慈与悲本为二个独立的概念，最早佛教只强调慈，稍后才以慈悲并称，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慈悲在小乘佛教中，原为五停心观之一，主要对治嗔恨心较重之人，所以慈悲观在小乘中是一种修行法门。到大乘佛教时，为了突出慈悲的深意，便将慈悲由修行法门提升为佛性的地位，体现了大乘佛教对慈悲的重视，所以大乘佛教认为证悟成佛必须要透过“慈悲”的实践来实现。大乘佛教认为，只有智慧而没有慈悲，就会流于独善其身，佛陀的根本精神并不是教导众生只为自己着想，慈悲利他才是如来的本怀。中国佛教信仰结构最终确立菩萨信仰为主体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

　　大乘菩萨的慈悲特性，最典型的表达是悲智双运，就是三轮体空的慈悲即：施者是空，受施者是空，所施物也是空。大乘菩萨的慈悲是建立在空智思想基础之上的。在大乘佛教中，将慈悲分为三种：即众生缘慈悲、法缘慈悲、无缘慈悲。众生缘慈悲是一般人伦道德的慈悲，法缘慈悲是宗教性博爱的慈悲，法缘慈悲是基于佛教缘起思想的慈悲，是能施与所施自他不二、能所两忘的慈悲，以无所施而施，无所与而与的方式宋行慈悲。

　　大乘菩萨的慈悲是无缘慈悲，无我是空，但慈悲不空，虽知无我而不断慈悲，故空而不空；虽行慈悲而不执有我，故不空而空。无我的慈悲不仅要消除人我的界限，还要提倡三轮体空的精神来实践慈悲的宗旨。也就是说行慈悲者须完全抛弃慈悲的观念，以超越慈悲的方式去行慈悲。因为菩萨行慈悲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要去满足众生的主观感受，而是在于为众生拔除最究竟的痛苦，走上解脱之道。

　　在传统社会中，佛教的慈悲理念更多地是落实在救苦救难、抚孤恤寡、修桥补路、赈灾济困方面，中国民众对悟空之理、般若心法，其实并无太多的参悟，而把其主要心思放在“功德佛教”的信仰层面上。

　　慈悲济世是传统佛教一直恪守的准则。二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象一钩明月，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信仰空间。两汉之际，随着清脆的白马蹄声，佛法东来，从此华夏大地法海横流，佛光灿烂，寺塔林立，名僧济济。在两千年的悠悠岁月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土着的传统文化儒道思想冲突、融合，共同构筑了中华三教合一的文化大厦，谱写了世界瞩目的文化篇章。今天，佛教的教义在全世界仍有极其重要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佛教所强调的慈悲、平等的理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精神，对于提升人类道德情操，促进世界和平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都市佛教的职责

　　宗教关系作为当前五大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的其实就是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自身系统中的关系，协调处理好这几个层面的关系，不仅是宗教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群安宁等国家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从历史来看，宗教与社会的平衡机制一旦被破坏，社会的“集体不安意识”就会波及到宗教，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礼仪之争”，概莫能外。宗教作为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子系统，有其与社会相适应的一面，同时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所以一个和?谐的群体、成熟的社会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就是如何引导其适应稳定的一面，而消解其不适应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与完善，宗教进入公众领域的视野，取得稳步发展的成效，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民众的普遍关注，其影响己超越宗教自身而达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层面。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天应如何看待并探索中国宗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途径呢?我以为，宗教界加大慈善事业的投入，发扬慈悲喜舍的优良传统，承担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将是与社会最好的互动。

　　从佛陀创教以来，其实佛教一直秉持着随缘度化的方针，既有谈空，也有说有。在演化发展中确实有了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的分野，如果说山林佛教更多地表达着佛教的出世品格，那么，都市佛教则是发挥了佛教慈悲救世的一腔热血。二者是从不同的侧面宋反映佛教的两极，即出离心与慈悲心。山林佛教以苦修为标识，放下世俗一切欲求，我以清净示众生，为俗世中追名逐利者提供一种人生的参照系，清心寡欲，离群索居。都市佛教因地利原因，商贾云集，权贵奔赴，拥有较好的外缘护持，常常集聚了庞大的资金财富，拿起众生的一切苦难，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修行不再限于个人的解脱，而是要自觉觉人、自立立他。个体的解脱必须与众尘的解脱相联系，如《维摩诘经》所说：“众生病则我病”。菩萨道正是基于大乘佛教慈悲喜舍的核心理念与“勿忘世上苦人多”的社会关怀。《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尘。若无众尘，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正是众生的苦难成就了菩萨的成道，如《维摩诘经》所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中国佛教特有的四大菩萨信仰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这样，“大乘菩萨成为大乘修行者普遍追求的人格典范，从而也逐渐建立了大乘佛教以慈悲为中心的基本特质。”  菩萨行的宗教学意义就在于，将一己之救赎与整个众尘的救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故菩提属于众尘，若无众尘，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将小我化为大我，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就是佛教事事无常的世界观和慈悲喜舍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佛教从其组织建设与教义整合方面均有全新的面貌，佛教界高扬“人间佛教”的旗帜，并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以大乘菩萨行来弘法利尘，更以“众生病则我病”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思想来回报社会，服务人群。所以从建国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慈善公益事业就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展开。而实践这一号召的主力军正是都市佛教。

　　如早期佛教慈善事业的展开，基本上都是由都市佛教发起的。例如佛教慈善功德会的成立，就为慈善公益事业的有序展开、规范化动作奠定了基础。如1993年，重庆市佛教协会在惟贤法师倡导下，成立重庆佛教希望工程委员会，开展资助失学儿童。1998年又成立重庆佛教协会慈善功德会，在继续开展希望工程的同时，启动“母亲工程”。1994年12月，在妙湛法师主持下成立了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上海佛教界的慈善事业一直有优良的传统，他们设立了两个基金会，每年为上海贫困家庭捐赠25万元，为上海市残疾儿童教育事业捐赠30万元。上海市佛教界近20年来用于赈灾、扶贫的捐款在数千万元以上。

　　最为典型的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的大地震，严重的灾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多难兴邦，大灾有大爱。中国佛教协会于14日上午在北京广济寺隆重举行消灾祈福大法会，祈望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和尚在法会上呼吁，各级佛教协会带领广大佛教徒，全面配合党和政府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各尽所能，积极参与到灾害的紧急救助当中，向灾区人民伸出慈悲、关爱、援助之手。现场赈灾捐款络绎不绝，共募集善款188．57万元、2000美元和价值100万元的物资。在6月21日晚上，广东省佛教协会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慈悲喜舍奉献爱。广东省佛教界抗震救灾慈善募捐晚会”，再次发动全省佛教界为支援灾区献爱心，全省佛教界、企业界和现场观众为支援灾区捐出3200万元，专门用于对口支援汶川灾区重建。其中广州光孝寺、六榕寺、深圳弘法寺、韶关南华寺等省内各大寺院带头捐出共200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从地震发生到目前，海内外的佛教界已为地震灾区捐款超过了两个亿。

　　三、文明城市的标志

　　佛教界的善举，有力地实践了“人间佛教”的精神，向社会各界展示了中国佛教的慈悲济世的襟怀与风貌，为佛教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事实证明慈善事业是佛教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窗口，感染与动员了更多的善心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之中，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体现。这样，都市佛教的善举不仅是佛教界自身外树形象的重要举措，也同时引导与提升了城市文明的整体水准，

　　在当前国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动中，都市佛教更应顺时应机，高扬慈悲喜舍的利生情怀，为社会的繁荣富强，为人群的安乐和谐贡献特有的力量。这里涉及一个重要话题就是都市佛教要建立常规的慈善制度，有序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经济是都市寺院发展的基础，但经济也同样是历史上构成法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何使都市寺院经济得到平衡发展，则是随着国力强盛、信众布施增多所出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探索一条新的寺院经济管理模式，关系着当代佛教的健康发展。当代佛教的主旋律是建设人间佛教，回馈社会，服务人群，报恩众生，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那么建立制度型佛教行善模式，则不失为在当前现实生活中促进佛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一个积极尝试。都市佛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山区丛林相比，较多地拥有信众供养资源，且更多地受到社会公众与媒体的关注，由此也较易引起争议与评说。在这个意义上说，都市佛教更多地承担着社会公众对佛教的期待，所以，都市佛教慈善事业的展开便拥有了更深刻的社会责任与现实意义，其成败得失，既关系着佛教自身形象的展示，同时又涉及到广大群众对佛教的认同与否，兴一处佛法，净十方人心的理想，是要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具体宗教实践基础上的。

　　此外，当今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心理失衡严重，佛教界更要发挥特殊的安抚人心的社会功能，加之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到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事业中，利乐有情、造福社会，真正起到扶危济贫、赈灾救难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佛教慈善事业，以期达到与社会和谐共处，与人群共享安乐的理想。没有宗教的和谐，就不会有全社会的和谐，同样的，没有整个社会的和乐，更不会有宗教的和乐。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宗教这个子系统在社会大结构中唯一的生存之路，除此别无选择，这也是提高宗教与当代社会适应性的深意所在。据有关人士预计，在21世纪，佛教慈善事业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慈善活动的主体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在这方面，也是落实“十七大”所提出的发挥宗教界与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号召的最直接的响应。宗教慈善将为发展中的城市文明披上一道艳丽的光彩。慈悲喜舍理念的推广，其为公民社会的普遍接受，也将成为衡量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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