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对“人体科学研究”的若干想法

　　——一个佛学研究者的手记（4）

　　王雷泉

　　一、自七十年代末起，大陆兴起了“人体科学研究”热潮，在某些高层领导人支持下，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出版《人体科学研究》杂志，个别大学亦开设了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课程。我当时也参与这一工作，曾在上海一所小学五十多个小学生中测试，成功率在40％以上，由我主译的《特异心理学纵横谈》一书，从《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起连载了二年多（此书将出台湾版）。特异功能是人体固有的潜能，按佛教的说法，获得这种功能无非是通过修得或报得二种途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潜能被压抑下来。在现代社会中，出现这种特异功能的人，要么是一种返祖现象，而这种人的智力往往低下；要么是具有独特禀赋的异人，而这种高人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也只应该是少数。

　　二、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主要出于这种研究会动摇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一九八六年秋在北京广济寺与国防科工委张震寰主任有过一个上午的长谈，我提出哲学上的“精神”应分二个层次，一为纯粹理念，即通过逻辑方式将人的思维活动客观化，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一为意识活动，所谓“意念致动”、“思维传感”等特异功能，实为目前科学所不知其所以然的高级物质运动，不能归结到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故与唯心主义无关。但从社会安定角度看，不应大力提倡这种功能，孔子反对“怪力乱神”，佛陀反对星相占卜，历代政府反对秘密教门，都出于这一考虑。张主任同意这一说法，后来青岛“全国气功传统理论学术会议”上，就提出了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正本清源”的口号。

　　三、在大学和研究所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讨。三年前，“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在复旦大学举办系列讲座，请我讲《禅与人体特异功能》。我说将具有特异功能的被试当作小白鼠式的实验对象，这种研究方式五百年也搞不出名堂。盖特异功能已超出现有科学的认知范围，犹如蝌蚪无法用水中的语言解释青蛙在岸上的体验，这不是描述性的课题，而是一个实证性的课题。蝌蚪要解释青蛙，只有使自己变成青蛙。而在东方的佛、道教及印度瑜伽中，早有成功的人体实验记录。所以，要研究人体科学，只有在研究“范式”上转向宗教。现在的实验室研究方式，只能说明在宗教中蕴藏着人体科学无穷的宝贵资料，但不能登其堂奥。

　　四、于是，八十年代的人体科学研究热潮，必然导致九十年代佛道教的复兴。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是在佛教的宗教地位不坚挺的情况下弘扬佛法的一种前方便。即把本质上属于宗教的内容，通过人体科学、民俗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滥施方便，会导致佛法的变质。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都已出现一批以神通为幌子的“教主”，不仅扰乱社会秩序，也构成对正信佛法的威胁。人体科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进入佛法的修证实践，在研究方式上转入佛法的“范式”；而佛教要在现代社会立足，也必须采取契时应机的现代方式。这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故在佛教界支持闽南佛学院建立禅堂和支持四川禅学研究会，即接上传统佛法的修证路线；而在大学建立“生命科学专业”，则为培养既有现代科学训练，又有佛法修证实践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五、就佛法发展的时、处、机三要素看，将人、财、物力主要投入大学，更为有效，也更为当机。在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处进行的出家人之培养，都已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政府高层亦有建立“中国佛教大学”的动议，从社会招收佛学研究人才。当前青年中的宗教热忱普遍高扬，而主体地位不明、信仰淡薄、世俗化倾向严重的佛教界，无法为青年提供修行上的指导。要改变“大唐国内无禅师”的局面，除继续护持年青有为的僧人外，在大学设立“生命科学专业”，可保证选拔一批优秀青年，进行世出世法兼弘、解行并重的训练。这样培养出来的年青人，入世可成为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出世可成为使现代人心悦诚服的一代宗师。

　　六、建立“生命科学专业”，师资是个严重问题。据我所知，在生物学、生理学、中医学、人体科学概论、气功学、宗教学、佛学概论等课目上，国内可以解决；但在禅定修证、大经大论的讲解方面，须引进港台和海外的师资。可以考虑在暑假中举办一个师资培训班，逐渐使国内的教师能解决授课和辅导修行等任务。并考虑将海外禅堂训练的实况制成教学录像，用电化教育来缓解师资不足的困难。

　　七、目前在佛书出版方面各自为政，互相重复，比较偏向于初机读物，而“神秘文化研究丛书”，又容易引起误解。可以“生命科学专业”为契机，完善教科书体系，建立一套正规的专业教材。今后能否考虑采用“生命科学专业教学用书”的名义，将《习禅录影》及续编、禅籍选编、《摩诃止观校释》、《菩提道次第广论校释》等书列入出版计划，并与各有关出版单位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

　　八、“生命科学专业”的重要意义已如上述，为教师的聘请、教材的编写乃至今后学位的授予等事务计，建议建立一个包括海内外、教内外各界人士的专家委员会，对教学和研究上的各项重大事宜提供咨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

　　（王雷泉按：这是我当年写给一位海外朋友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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