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文集：鉴真和尚的戒律观(西山明彦)

　　(日)西山明彦

　　中国唐代，四分律超越其他律而盛行，并且分为三个派别。其中，由于鉴真和尚的到来，以道宣为宗祖的南山律宗列为南部六宗。但是，由于其教学采用唯识观，许多时候被误解。在中国，因为道宣和玄奘是同一年代的，所以被认为是采用了玄奘唯识观。而在日本，作为南都佛教的宗派，说起唯识，当然认为是基于法相教学的东西。关于鉴真和尚，由于他不惜生命把戒律传到日本，所以被公认为南都佛教界的金字塔，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却没能在南都开花结果。

　　南山律宗的唯识观

　　这里，简要概述一下南山律宗的宗祖道宣(596—667，由于居住在位于西安东南部的终南山而被称作南山大师)的主要著作。

　　626年  武德9年  《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行事钞) 撰述  京北崇义寺沙门

　　627年  贞观元年  《四分律毗尼义钞》 撰述   终南山沙门

　　630年        贞观三年 《行事钞》  重修

　　634年         贞观八年 《行事钞》  重修

　　634年        贞观八年 《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戒本疏)  撰述  太一山沙门

　　635年         贞观九年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业疏) 撰述

　　645年        贞观十九年  《四分律比丘尼钞》 撰述  终南山沙门

　　645年  贞观十九年 玄奘回到长安

　　645年  贞观十九年  《续高僧传》 撰述  大唐西门寺沙门

　　648年         贞观二十二年  《业疏》  重修

　　651年         永徽二年  《戒本疏》 重修

　　658年   显庆三年   接受诏书，参加翻译经书工作，成为西明寺的上座

　　661年   龙朔元年   《释门归敬仪》(归敬仪) 撰述 于京西明寺述

　　664年   麟德元年     《内典录》《广弘明集》 撰述 于西明寺

　　晚年                 《净新戒观法》  撰述 终南山沙门

　　由于道宣接受诏书，参加玄奘的翻译经书工作。(宗高僧 大正50·790下)，

　　所以存有他把新译的唯识作为论据的论文。正如简要概述的那样，在玄奘回国以前道宣的主要著述是撰述的，后来又经过重修。在《行事钞》里，五次引用《摄大乘论》(川口高风《中国佛教戒律的展开(中)》)说明了律宗的修行是根据真谛翻译的《摄大乘论》以及真谛翻译的《摄大乘论》注释的。就如平川章《凝然的戒律思想》所叙述的那样，道宣的唯识思想虽然受到玄奘的影响，但却是在《摄大乘论》系的思想影响下进行《行事钞》等的著述的。被称作律宗三大部的代表著作是在贞观初期被著述的，玄奘回国以后，史传部的著作成为著述年代的特色。道宣的代表作《行事钞》是在玄奘回国19年前著述的，在这之后的著作中，没有详细介绍自己唯识的著作。从这一点看，通过参加玄奘的翻译经书工作这件事来讨论道宣的唯识观还为时过早。至于玄奘的影响(在熟知印度实践方法的玄奘的见闻录中，有所关注)正如横超彗日《戒坛》中所写到的，参加翻译经书工作以后形成了史传部的著述和以在西域进行的实践法为重点的著述。

　　通过授戒，在给接受者以某种束缚力的戒体论上，道宣也在《业疏》中论述要是简约为后来圆教(脱离传统的四分律宗的解释而站在南山律宗的立场)来阐述戒体的话，戒体在藏识里就成为行善的原因(继藏1·64·5·43的右上)。另一方面，法相宗的开山祖慈恩大师在《大乘法苑义林章》〈表无表章〉中阐述了在行善思想的原因中，因为有防止坏的言行和发挥行善功能而形成戒体(日藏34·410上)。把行善的原因本身看作戒体和法相宗中把行善原因的功能看作戒体本身是不同的。另外，玄奘所翻译的《解深密经》因为是647年翻译出来的，即使道宣使用文言(道宣在参加经书翻译工作以后)把三聚(行事钞大正40·26上)换成三聚净戒(归敬仪 大正45·8687上)，以及阐述五种性和新译的唯识论在意思上是不同的。而且，道宣[大唐龙朔元年(661)]在西明寺所叙述的(大正 45·854下)(成为西明寺的上座)在记载其三年以后《归敬仪》中展开了飞跃性的论述：观察自己的心灵，本来就心性清净(大正 45·868中)等等，在著述中，到处都在强调佛性思想。道宣在《归敬仪》中清楚地阐述了《行事钞》、《业疏》中所看不到的自己的教学观点。

　　道宣继道洪、智首之后，禀承了四分律宗，并进行了《四分律》的删补工作归纳整理《行事钞》等著作中的戒律，引用大乘经论，实行五义分开(和大乘经论有五种意思相通)(业疏 继藏1·64·5右上)等主张，并且提倡运用真谛来翻译唯心论等观点，到了晚年，由于在《归敬仪》、《净新戒观法》中展开自己的教学观点，脱离四分律宗的立场，而被称作南山律宗的宗祖。

　　鉴真和尚的戒律观

　　753年(天平胜宝5年)12月20日，鉴真和尚终于成功东渡来到我国，他的事迹在真人元开撰述《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东征传)(日藏35·433-)中有详细记载。鉴真和尚相当于道宣的第三代弟子。他所师从的恒景律师(635~712)〈曾向天台智者大师学习止观门〉(宗高僧传 大正50·632中)在《东征记》中也记载了鉴真和尚向恒景律师学习天台宗这一事迹。

　　据《东征传》所记载，由于第五次东渡遇海难船只损坏，漂流到海南岛的鉴真一行在回扬州的路上，行进到了桂州，辗转走了许多弯路，参拜各地。其原因据描述，鉴真很敬慕祖师的遗迹。杭州是先师道义盛行之处，越州是宗教盛行的地方，天台是智者大师的开山之处，在南狱追忆彗思禅师的踪迹。我深信这是鉴真千里迢迢去桂州的一大理由。(据安藤更生《对鉴真大和尚传记的研究》中所描述的，来类推鉴真去天台教学的目的。)

　　另外，在《东征传》中，记载着鉴真来我国时所带的现有物品目录(东征传日藏35·443上)，作为和戒律无关的书籍，其中记述了带来了《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各十卷共八部五十六卷的预示天台关系的论疏。作为这一事实的补充，和鉴真一同来我国，继承了戒坛院的法进这样阐述道：“乐于学习的人应该过来拿书，抄写下来并使之流传。”(《沙弥十戒威仪经疏》日藏21·372下)并记述了拥有天台宗的论疏这一事情。和鉴真相同年代，自称为天台沙门的思托写了三卷《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但逸文以外的原文已经流失。由于以此传记为基础缩略成《东征传》，所以原来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是很可惜的。尽管鉴真和尚的著作没能流传，但从《东征传》中所记载的事迹和弟子们的著作片段中，能够推导出他的戒律观。

　　受到我国的邀请，决定以授戒师身份东渡是理所应当的事情，鉴真向大伴仲麻吕(让陪同鉴真的荣睿和普照介绍日本佛教情况，并在鉴真第6次成功东渡中，秘密地让鉴真一行乘上渡船，来到日本而卓有功绩的遣唐副使)询问奈良佛教现状的时间充足，所以带来目录的内容至今仍未传到日本的天台大师的教学流通。另外，大伴仲麻吕的孙子大伴回道在书信中传达了鉴真和尚来日本的意思：到了天平胜宝4年的秋天，我的爷爷大伴仲麻吕奉命作为使节驻唐。即将和鉴真和尚同船回国……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天台教就是我爷爷和鉴真和尚一起带来。(天长2年，大伴国道书信，天台霞标二一二)。

　　道宣在世时，据记载，中国的状况是“涅槃、摄论最繁盛”(《续高僧传》大正50·549中)的时代和“南山的梵网只引用了一例”(德田明本《南山大师的戒律观》)这一时代相比，鉴真和尚想要传给我国的戒律观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的状况的。鉴真在世的中国，将四分律变为白四受戒(在戒场三师七证前表白一次，并向接受者提问三次的方法)，而且被认为有两大潮流，即高高地三聚通受梵网戒的天台系和在四分律上通受瑜伽戒的瑜伽系。其中大部分是梵网戒。(上田灵城镰仓佛教戒律的宗派化)。因此，754年(天平胜宝6年)“四月初在东大寺大雄宝殿前设戒坛，天皇第一次登坛，接受菩萨戒”(日藏35·444下)中所记载的菩萨戒也是梵网菩萨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