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文化：中国禅院茶礼与日本茶道(张家成)

 　　[北京]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3期

　　50-53页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文化，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具体而言，有“明庵荣西始祖”说，以天台山为日本茶道的发祥地；有“圆尔辫圆、南浦昭明始祖说”，尊余杭径山(径山茶宴)为其起源地。此二说较为普遍。另外还有以中国明代朱权的《茶谱》为茶道的起源，1以及陆羽《茶经》提供了日本茶道精神之原型的说法2等。

　　一、中国禅院茶礼与径山茶宴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据《神农本草经》记载，早在神农氏时就已发现了“荼”(即茶)。不过，是以茶为药，饮茶成为文化习俗则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而唐宋以来中国人饮茶习俗的流行与中国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的盛行以及陆羽《茶经》一书的写作和传播紧密相关。

　　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因而饮茶习俗首先在佛门得到普及。与封演同时代、被后世尊奉为“茶圣”的陆羽也是在寺庙里长大，并隐居在寺院附近写出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书—《茶经》。《茶经》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唐及以前茶的历史、产地、栽培、制作、煮煎、饮用及器具等，对后世中国茶文化(包括寺院茶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中日两国茶人共同尊奉为最高的茶学经典。

　　由陆羽、常伯熊所倡导的唐代饮茶之风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文人墨客、官场尤其是朝廷)和禅林僧倡之间，并且主要以“茶宴”、“茶礼”形式表现出来。在良辰美景之际，以茶代酒，辅以点心，请客作宴，成为一种清操绝俗的时尚。中唐以后，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和禅宗的盛行，茶与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在南方许多寺院，出现了寺寺种茶、无僧不嗜茶的禅林风尚。而茶宴、茶礼在僧侣生活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饮茶甚至被列入禅门清规，被制度化。到了宋代，随着种茶区域的日益扩大，制茶方法的创新，饮茶方式也随之改变，“茶宴”之风在禅林及士林更为流行。其中最负盛名且在中日佛教文化、茶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最为重要的当推宋代杭州余杭县径山寺的“径山茶宴”。

　　径山禅寺创建于唐天宝年间，由法钦禅师开山。南宋时名僧大慧宗杲住持该山，弘传临济杨岐宗法，提倡“看话禅”，由此道法隆盛。南宋嘉定年间被评列为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径山寺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编于清康熙年间的《余杭县志》记载；法钦禅师曾手植茶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岩。径山茶“色淡味长”，品质优良，特异他产。宋以来还常被用来皇室贡茶和招待高僧及名流。唐陆羽隐居著书之地即为径山寺附近的苕溪。南宋时都城南迁杭州，宫廷显贵以及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名流都曾慕名到径山寺参佛品茶。宋孝宗皇帝还偕显仁皇后登临径山，改寺名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且亲书寺额。所题“孝御碑”，历800年至今残碑犹存。朝廷也多次假径山寺举办茶宴招待有关人士，进行社交活动。从而使得“径山茶宴”名扬天下。

　　二、中日禅僧的往来与茶礼(宴)的东传

　　中国的茶和饮茶礼仪是伴随着中国佛教文化而传到东邻日本的。日本学者以为，在日本圣武天皇时代，中国僧人鉴真东渡扶桑，带去大量药品，茶即其中之一。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茶的最早记载。4

　　在宋代，随着中日禅僧来往的增多，饮茶方法也传到日本。1168年，日僧明庵荣西(1141 -1215)入宋求法，由明州(今宁波)登天台山。当年，荣西携天台宗典籍数十部归国。1187年，荣西再次入宋，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敝为师。后随师迁天童寺，并得虚庵所传禅法。传到日本，从而形成日临济宗黄龙派法系。荣西在中国的数年时间内，除习禅外，还切身体验到中国僧人吃茶的风俗和茶的效用，深感有必要在日本推广，于是带回天台茶种、天台山制茶技术、饮茶方法及有关茶书，亲自在肥前(今佐贺)背振山及博多的圣福寺山内栽培，并以自己的体会和知识为基础写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书。由于该著在日本的广泛流传，促使饮茶之风在日本兴起，荣西亦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日本国的陆羽”。

　　诚然，荣西来到中国时见过并研究过陆羽《茶经》及众多的中国茶典籍，其《吃茶养生记》中详细介绍了茶的形态、功能、栽培、调制和饮用，也谈到宋代人的饮茶方法，但据日本当代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利休居士十五世千宗室研究认为，“有关荣西著《吃茶养生记》的意图可做如下结论：<1>荣西所关心的只是茶在生理上的效能；<2>对于饮茶这一行为所拥有的意义，即关于饮茶行为的思想问题，荣西没有附上什么含义。对荣西来说，茶是饮料之茶，除了茶的药学上的效用外，荣西不抱任何兴趣。偶而引用陆羽以及其它的中国文献时，也是为了明确茶的如上效用。”5另外，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其《禅与茶道》6一书及村井康彦在其《茶文化史》7一书中也有类似观点，兹不赘述。应当说，上述观点是有道理的。不过，也应看到，正是荣西第一个系统地向日本人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其《吃茶养生记》一书也被日本史书《吾妻镜》称为“赞誉茶德之书”，其对于后世日本茶道的形成和流行功不可没。

　　荣西之后，曾为荣西之弟子的禅僧希玄道元(1200-1253)于日贞应二年(1223)

　　与荣西另一弟子明全相伴入宋。道元在宁波阿育王寺、余杭径山寺习禅后，入天童寺师事曹洞宗13代祖如净禅师，受曹洞禅法而归，在日本建永平寺、兴圣寺等禅寺，倡曹洞宗风。道元还依《禅院清规》制订出《永平清规》，作为日本禅寺的礼仪规式，其中就有多处关于寺院茶礼的规定。如“新命辞众上堂茶汤”、“受请人辞众升座茶汤”、“堂司特为新旧侍者茶汤”、“方丈特为新首座茶”、“方丈特为新挂搭茶”等等，皆有详细的规定。8道元的《永平清规》是最早记载日本禅院中行茶礼仪的日本典籍。其对于日镰仓幕府时期寺院茶的普及从而对日本茶道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道元虽到过径山寺，但他所从学的是与径山宗杲所倡“看话禅”相对立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可以判断，他对径山茶宴特别是行茶礼仪中的茶具和室内布置重视不够。真正将径山茶宴移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禅院茶礼完整化、规范化的是道元之后的日僧圆尔辨圆(1201-1280)、南浦昭明(1236-1308)和径山寺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

　　1235年，圆尔辨圆(溢号圣一国师)因慕南宋禅风入中土求法，在余杭径山寺从无准师范等习禅3年，于1241年嗣法而归，并带去了《禅院清规》1卷、锡鼓、径山茶种和饮茶方法。圆尔辨圆将茶种栽培于其故乡，生产出日本碾茶(末茶)，他还创建了东福寺，并开创了日临济宗东福寺派法系。他还依《禅院清规》制订出《东福寺清规》，将茶礼列为禅僧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仪作法。其后径山寺僧、曾与圆尔辨圆为同门师兄弟的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也先后赴日弘教，与圆尔辨圆互为呼应。在日本禅院中大量移植宋法，使宋代禅风广为流布，禅院茶礼特别是径山茶宴即其中之一。

　　南宋开庆元年(1259)，在日的兰溪道隆门下弟子日僧南浦昭明(谥号元通大应

　　国师)入宋求法，在杭州净慈寺拜虚堂智愚为师。后虚堂奉诏住持径山法席，昭明亦迹随至径山续学，并于咸淳三年(1267)辞山归国，带回中国茶典籍多部及径山茶宴用的茶台子及茶道器具多种，从而将径山茶宴暨中国禅院茶礼系统地传入日本。

　　三、“融合和汉”与日本茶道的形成

　　日本镰仓时代(约12世纪末至14世纪)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之

　　一。荣西自宋归国后，为幕府将军源实朝“劝茶”疗疾，促使幕府当政更加醉心于宋朝的禅法和茶文化，多次派遣使节(僧人)入中土求法，剪延请中国禅师赴日传法；同时中国禅僧东渡“游行化导”者亦日众，出现了继唐代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问僧之后，两国文化交流的新局面。除佛教典籍外，中国禅院茶礼、民间的饮茶风俗(如“斗茶”)、茶种、茶具以及大量的被称为唐物的中国绘画、书法作品及工艺品等也相继传入日本，从而带动了茶礼、茶宴、茶会在日本社会的流行。

　　正是在镰仓幕府时期，茶的栽培逐渐由寺院向其他地方普及，而末茶饮法以及茶宴、茶会也开始由僧侣、贵族(武士)阶层向民众推广。特别是宋代流行的斗茶习俗传到日本后风行一时。“斗茶”又称“茗战”，中国人在斗茶时除品评茶之优劣外，还十分看重水质和茶具。在日本，斗茶会的形式模仿中国禅院茶礼，会场(日本人称为吃茶亭)陈设以安放名贵唐物为时尚，而斗茶的内容重在竞猜茶之产地及品种。斗茶结束后再入酒宴席。斗茶会的流行使得茶在日本已脱离作为药物和生理必备品之性质，而成为游艺娱乐之物。随着斗茶会场摆设及酒宴日趋奢华，斗茶的玩法也花样翻新，甚至借茶聚会大行赌博之事。这样的茶会流于玩兴而渐失去茶礼原有的意义。但此时，吃茶的主体不再只是贵族和僧侣，而是日本民众了。

　　到了日本室叨时期(约14-16世纪)中叶的东山时代，杰出的艺术家能阿弥起

　　而改革流俗：首先设计出了与书院茶事相宜的书院装饰，确定了茶室内台子装饰的式样，形成了由日本社会社交性游艺的茶会与禅院茶礼相混合而成的“台子饰茶会”(或称书院式台子茶汤)，成为迈向现代茶道的第一步。而完成从追求饮茶形式到更进一步追求精神解脱的转变者是禅僧村田珠光(1422-1502) 。

　　村田珠光曾为能阿弥之花道弟子。他在读书习禅时常因瞌睡而犯愁，便向医生请教。医生嘱其吃茶养心。于是他参阅了《茶经》、《茶谱》、《试茶论》、《茶录》等中国茶书，遂倾心于茶事，并习孔子儒学。后来在奈良大德寺与一休禅师交游和参禅辩道，被告以“茶汤中亦有佛法之委细”○9，并自一休禅师处得到宋圆悟克勤禅师之墨迹(按即“茶禅一味”之字)。由此从禅宗的世界里发现了茶道的最高理想，并根据茶禅一味的的精神对茶室和茶具作了精心的改良：他将书院式的大茶厅改为四叠半小草房，称“数寄”(日语嗜好于道之意)屋，欣赏品摆设亦由书院饰改为数寄屋饰：将黑漆台改为白木板下装竹足的台子；以竹子作水筒；舀茶末的杓子也由银或象牙制改用竹质品；并提倡任何花草均可作装饰欣赏，此即为“草庵茶”，其中所体现的为“佗茶”精神。(佗，日语原意为古朴典雅)。村田珠光还将自己的茶道观凝聚在一篇被称为《心之文》的短文中，并作为秘传书传给了其弟子。文中提到：“此道(即茶道)之一大重点是溶合和汉之界线，甚重要，应注意也。”○10“溶合和汉之界”是指在茶事和茶具上要协调使用和式(日本式)与汉式(中国式)，禁止只重唐式茶具和习俗的风流茶会。由此产生了在中国和日本都不曾有的茶道论：雅趣茶，其以谨、敬、清、寂为精神必备。日本茶道的规式由此定型。

　　村田珠光之后，禅僧武野绍鸥(1503－1555)继承并发扬了珠光流茶道的草庵茶，并深化了茶道中的佗茶理念，在珠光流庄重的茶道中加入了艺术要素，从而使茶道在日本室町末期日渐隆盛，广为流布。此后千利休(1522 -1591)则继承绍鸥的业绩，综合书院茶道与草庵茶，并进行了一系列改良，使其进一步日本化。千利休将茶道的第一理念即佗茶精神总结为和、敬、清、寂四规，且须由茶室、庭院及茶道具作为基本要素来贯通和体现之。从此，由中国传入的禅院茶礼(宴)暨宋代的饮茶方法转变为纯粹日本式的茶道。而千利休的茶道亦由其子孙世袭相传，成为日本千家正统茶道延传至今。

　　注释

　　1、郭雅敏：《中国茶道纵论》，载《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

　　2、彭华：《陆羽茶经和日本茶道》，载《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

　　3、[日]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萧艳华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丛书集成(初编本)。

　　5、[日]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王彦、陈俊杰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6、[日]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萧艳华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7、〔日〕铃木大拙：《禅与茶道》，沈迪中选译，载《佛教与东方艺术》，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51页。

　　8、[日〕村井康彦：《茶文化史》，岩波书店，1979年，第79页。

　　9、见〔日〕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萧艳华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10、《心之文》全文载于千宗室所著《(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见中译本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