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十四、演培法师自叙传

 　　一、出生与出家

　　我是江苏扬州邵伯镇管家庄人，于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夏历十二月初一日生，现年六十七岁。俗姓李学名宝良。父李公国琚，母李吴夫人。育四男三女，我是男的最小一个排名第四，祖父是种田的，有农田八亩，分给我父及伯父，每家中得四亩。时我家有七八口，凭四亩田收入，难维一家生活，所以父亲于农忙后，到声州城做小生意，以补家庭开支不足。我出世后，家境稍佳，父特买了七亩农田，有说是我带来的，而实是父辛苦得来。

　　我有二哥，法名道禅，早已出家。乡俗出家儿，到受具戒时，正式举行剃度礼，预留少许头发，由父母剃除，以示正式允其出家。在我十二岁时，父母带我参加二哥此一典礼。寺方举行法会，仪式极为隆重，邻近各村来参加的僧众很多。由于二哥人缘关系，每一师父待我都好，因而法会圆满，不愿随父母回，父母自不同意，嗣经二哥保证，过年以后送回，父母始放心返家。但到新年过去，二哥要去受戒，逼我与之同行，但我无论如何，要求留在寺中，礼上常下善和尚为师，从此就过着出家生活。若问我为什么出家，当时实说不出所以，只好说是宿世因缘。

　　二、求戒与求法

　　民国二十三年春，在我十八岁时，邻县宝应城内福寿禅院，传授千佛三坛大戒，请我师为戒期知客，因此就随师去受戒。受戒要读沙弥律仪及五十三咒，我第一个读熟，被引礼推为沙弥头，当是家师关系，并不是我善读。师在邻近几县，不但相当有名，且为僧林所尊重。

　　我出家前，八岁开始读书，在私塾读三年，初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读毕大学、中庸，就去出家。出家是在高邮临泽镇范家仑福田庵，师令在私塾读论语、孟子等。塾馆设在寺内，读书非常方便。不过念书之馀，要为寺内做事，到了不读书时，还得下田工作。唯出家前后所读的书，只是将之读熟，根本没有讲解，自不了解其义。

　　在戒期间，有位引礼师，是镇江超岸寺当家(恕我忘其法号)，一再鼓励我于受戒后，应去读佛学院，学习佛法道理，将来弘扬佛法，因而在我的脑海中，时时盘旋求法心念。戒期圆满，要随引礼师去镇东，但师说应先回祖庭礼祖，不得不随师回到祖庭。礼祖后，向师请假出外参学。师说：“不忙，祝你圆具大戒，设斋请诸护法！”

　　在请斋日，整个寺内，到处洋溢著喜乐气氛，但到用斋一半，师突站起来说：“现我年渐老大，不能多问寺事，演培已受大戒，应由他来住持，诸位谅会同意！”师说毕，掌声雷动，无不赞成。我听后，好像敲响了我出外求法的丧钟，使我感到不安者很久。许多初受戒者，很想即做住持，但我无比兴趣，仍想外出求法！

　　师在积极策划交卸，我亦积极设法摆脱，终于想出一法对师说：“我刚受戒，父母很不放心，想回家给二老看看。”师认有理，准我告假，但不准带衣物。时在夏历五月端午前后，除将戒牒暗为带出，其他仅带一套褂裤。戒牒带出，便为挂单，因为没有戒牒，大寺不准留单。

　　到了俗家，敬向双亲，说明我的求法志愿，并请给与我的路费，当蒙给我三块银圆，另给一条棉被，我就到上海去，在法藏寺住半年，做法事得大洋三十馀元，在当时可说是个不小数字，不想继续再做经忏。知客续祥法师，知道我的志愿，介绍我去观宗寺求法，从此离开经忏道场，踏上了求法的坦途，直到今日没有离开佛法。

　　宁波观宗寺，专弘天台教学，寺内设有初级学戒堂及高级弘法研究社，我由学戒堂而研究社而弘法社，年半期间，连升三级，在弘法社住满三年，就可出外弘法。时我对天台教理虽略有认识，但因社内只重讲不重文，致我在寺年半，一时信不会写，觉得不是办法，不能安心向学。有同学对我说：“你欲学习文字，最好到闽南佛学院去。”

　　民国二十五年夏，刚好闽南佛学院招生，我就转去读书。闽院在当时，是有名的佛教学府，僧青年都对它响往，我能到此求法，自感极大欢喜，但是仅读半年，突然发生事故，无法再读下去。

　　时大醒法师在江苏淮阴觉律寺办学，醒公为僧青年所崇敬的对象，我和妙钦、达居二同学，转去好坏里继续求学。但是好景不常，国家积极备战，全国青年皆受边事训练，出家僧侣亦受救护训练，我乃回到出家的高邮受训，感到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受救护训练的僧青年，皆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无不乐意接受训练，必要时为国家服务。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首在北方卢沟桥发动侵略战，次年于“八一三”在淞沪又燃起战火，我们五六位同学，就随慈航法师逃难香江。嗣感太平洋战云密布，国家又在浴血抗战中，我们几个同学，不安在港住下，同时知道陪都北碚汉藏教理院，不特太虚大师坐镇指导，全国对佛学有研究的法师，亦都集中在汉院计学，成为战时的佛教最高学府。白慧、妙钦、达居、文慧及我，结伴同往汉院求学。当时航空交通，没有现在发达，沿途所经艰难风险，虽不若义净、玄奘赴印法语法之难，但亦相当困苦。

　　一行到了重庆，住在长安寺，礼谒虚大师，大师见我们不远万里而来求法，特别慈慧，允入汉院旁听，自由选课而听。我们选课而听。我们选代院长法尊法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辨了不了义论，皆是法师新从藏文译成汉文的；教务主任法舫法师讲的俱舍论，亦是我们选听一课，可是界品没有讲完，舫公被大量派往锡半大学，教授中国大乘佛法。印顺导师当时讲阿含讲要，后来改为成“佛法概论”出版，亦是我们选听的重要一课。

　　太虚大师对我们真是特别的慈悲，不特准许我们旁听，并极关心我们学业，乃函印顺导师，从旁指导我们有关佛教思想问题。印公亦很慈悲，除于谈话之中，启发我们思想，并在他老静室，为妙钦、文慧及我讲摄大乘论，由我们录成讲记，使我们得到法益不少。

　　过去我们所学的，都是传统的佛法，虽亦有其价值，但未体认到佛法思想的演变，在汉院听课后，特别是听大师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及“真现实论”，并承印顺导师的思想薰陶，使我们对佛法有一番新的认识。如天台大师所判的五时八教，固然是对整个佛法的判摄，而太虚大师的判摄一切佛法，其思想完全是异趣的。经说亲近明眼善知识重要，于此可以得到最大证明。

　　三、办学与教学

　　在汉院听课听得正感法乐时，四川合东法王寺，退居东方老和尚，忽感僧教育重要，特到汉藏教理院，请大师派人到该寺办学，大师竟然命令我去，大师竟然命令我去，所以民国三十年秋，我就奉命前往，筹办法王学院，很快筹备就绪，择日招生开学。时我二十五岁，感于年纪太轻，佛法亦未深入，恐有误僧青年，特再回去到汉院，除向大师报告，复礼请印公上人，为学院最高导师，不但指导教务，亦指导院长。荷承印公慈允，同时到法王寺。从此学众固皆称印公为“导师”，后来老人各地弘法，信众亦以导师称之。

　　法王学院开学校，导师为诸僧讲金刚经，我不但随班听讲，并将之录成讲记。下学期，印公除为学僧讲“印度之佛教”，又为我们教师四人讲“中观论颂”，我亦随德随记，交由导师修改，后成“中观论颂讲记”。在法王学院的三年期间，与其说我是在办学，毋宁说我从导师学，所以在这期间，我亦得到不少佛法。

　　初出办学，要好心重，恨不得每个同学都能成龙，不特管理甚严，见到学僧没有进步，更是心急如火。后来有位刘畴九老先生，在清朝时曾中秀才，办学亦有数十年经验，他是学院董事，有次上山对我说：“办学不能希望每个人成材，三五十人一班学生，能有二三人成材，那你办学就有了代价。”我听后，心里稍为感到轻松！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导师及妙钦法师均在汉院，虽欲急返收复区，为佛教做点事，但交通的困难，难于逃难之时，直到民国三十五年清明前后，乃得乘西北公路，转乘陇海铁路东下，经过数月，始得回到沪杭。

　　到了上海，因虚大师住在玉佛寺，我们就到该寺向大师礼座。大师问我们为什么不留在西安，办巴利三藏院？我们答说：“该院有汉院定悟同学主持，办得很好。”礼别大师，大师忽又叫住我们说：“你们回来也好，杭州现成立武林佛学院，没有人负责，你们就去主持。”妙兄急于要回厦门，要我先去负责教务，回来可在学院讲课。就这样，我又负起杭州武林佛学院的责任。杭州是世界有名的风景优美地方，但学院设在“灵峰观梅”的灵峰寺内，寺固残旧，交通亦不方便，但确是读书的好环境。

　　后来大师来信，说已请会觉法师来任院长，我非常的欢喜，因会觉长老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佛学诗文均有极深的造诣，而我在阁院读书时，亦曾听过他老讲圆觉经，现在得再亲近，自是最为理想。嗣后妙兄果来灵峰，为学僧讲舍颂。灵峰初创，规模不大，但因教师陈容坚强，在京沪杭各地，一时声誉雀起，各地僧青年，纷纷求来入学。会觉院长年事虽高，但对办学仍极热心，看到学院办有成绩，老人亦感到很欢喜。

　　武林佛学院如果办下去，相信还会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刚要三年毕业，局势紧张，沪杭渐近战争边缘。民三十七年冬，导师应性愿长老请，到厦门参加戒地，不能再回到杭州，应请在南普院，创办大觉讲社，我和续明兄应邀前往，仍由我担任教务。但因战火又渐烧到闽南，大觉讲社被迫停办，我和仁俊兄先行到港，导师及续师等，亦陆续来港！

　　在港期间，虽仍亲近导师，继续听闻正法，但因居处不定，内心时感不安！民三十八年到港，在港前后三年。到民四十一年春，应李子宽居士请，赴台接办大醒法师辛苦创立起来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原因醒公在新竹灵隐寺，办成讲习会不久，忽然中风卧床不起，不能继续主持讲会。寺主无上法蚰及诸护法居士，咸认讲会成立不易，如停办太可惜。代理会务的圆明法师，本中主理讲会，因要赴日求法，就建议子老说：“你们急什么？有现成人选，为什么不请？如请在港的演培法师来，岂不最为理想？”

　　子宽老为此，立即飞函香港，请我赴台主持讲习会，并请陈静涛长者劝我，所以我于是年夏历二月十九日到台。佛教讲习会是男女合班，时有四众学生四十馀人。醒公年高德重，领导男女学生，自然不成问题，我是三十六岁，深恐男女合班，会有诸多不便，我又不善领众，力主男女分班，老居士们均极赞成，于是采取分班办法：女众迁到中坜圆光寺办，男众仍留在新竹灵隐寺，原有四十馀名学生，经分班后，男僧仅十馀人，浸染日人馀习，在会中穿插僧装，出门著西装，对此极感头痛，经过逐渐调伏，始得渐上轨道，到毕业时仅剩十二名，有成现在弘法健将者！

　　民国四十六年，导师在新竹一同寺办女众佛学院，院长当然是导师，我则被任副院长，时我已任善导住持，每周只去讲四小时课，未负实际责任。民国五十六年，慧日讲堂与法藏寺合作，就慧日讲堂办太虚佛学院，以纪念太虚大师者。时我已在星洲定居，事前全不知有此事，可是到达决定成立，印海、常觉等诸法师，一致请我担任院长名义，除举行开学典礼日，我曾参加讲了几句话，只是挂名而已，说来非常惭愧，民国六十六年，基隆月眉山住持晴虚法师，发心创办华文佛学院，不但再三函请挂名院长，我则介绍道安长老膺此重任，但安公示寂后，睛虚法师旧话重提，而且亲来星洲面请，只好勉强应允挂名，只在回国任松山寺传戒羯磨时，于戒期圆满后，到学院对诸学僧讲了一次话，看到学僧渴望我回去授课，使我非常感动。

　　此外，抗战期间，在四川时，曾于什邡罗汉寺佛学院、成都十方堂莲宗学院，操作教学事定，为学僧讲俱舍，但都未能讲完，或是因为有病，或因抗战胜利；胜利以后，回到京沪，曾任上海玉佛寺佛学院教师，讲解深密经及异部宗轮论，虽因国内不靖，都未能够讲完，但是以此因缘，后来各别定成“解深密经语体释”、“异部宗轮论语体释”两书出版。

　　四、弘化与著作

　　［泰国的弘化］

　　过去在慈航沙土师座睛，曾为他老代座讲经，但自己从未应请为从说法，到台以后，创造应台湾省佛教分会请，曾经环岛弘法一次，在印公具为善导寺导师及住持时，由于他老慈躬违和，经常代替他老为众说法。民四十六年我接任善导寺住持后，每年四季讲经，除请其他法师，都是由我讲说，每次说法，听众约在三四百人之间。

　　在我接任善导寺住持不久，泰国京城龙华佛教社马子鸣理事长，来函请我去泰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安塔三周年纪念，同时为众宣讲佛经。因从未到国外弘化，当时对此非常犹豫，因恐不善说法，有损大师声誉。嗣香港陈静涛长者，一再来函说明应接受邀请，前往弘扬佛化的理由。在我接受所请，而于启程前，旅居越南的超尘法师，函告中越佛教徒准备联合邀请顺便到越南说法，接著又接到柬埔寨法亮法师来函，请我于泰国弘法以后，顺道到柬埔寨侨胞讲经。这末一来，这次出国，得到三个国家弘化，确实不是我始料所及的！

　　民国四十七年四月卅日离台飞港，在港逗留几天，于五月三日离港直飞曼谷，被迎接到龙华佛教社，抵达该社未到十分钟，就在大悲讲堂宣讲大宝积妙慧童女经，因早决定今晚开讲，听众亦已坐满讲堂，所以不能改期。我用华语宣讲，由陈慕禅成士译为潮语。因泰国侨胞，多数是潮州籍。创造在龙华佛教社宣讲妙慧童女经，中华佛学研究社陈克文社长、光华佛教会蔡永翰会长，都很诚挚的请我去讲经，由于时间关系，只允在这两个道场，各作三天专题演讲，听众亦是相当的钦。在这两个道场讲后，以为讲说告一段落，那知莲华佛教社长翁通戌，率领该社多人到龙华佛教社，诚敬的向我礼请，并呈一张礼请书，务请我到该社讲一次经。他们既是这样的诚心，只好答应到该社作三次通俗演讲，以与大众略结法缘。

　　我在泰国弘化，前后共一月零四天，除在上述几个道场，说法计三十次。还在其他几个佛教团体，或略开示。六月六日结束我在泰京的一切弘法活动，七日上午离泰飞柬埔寨，继续我的弘化工作。

　　［柬埔寨弘化］

　　由泰飞柬没有多久，就到达金边上空，飞机著陆后，法亮、圣扬二法师率领三百馀华侨来迎接，使我深为感动。驻锡正觉寺，在正觉寺讲经前，在莲林寺、莲光精舍、观慧寺，各作一次通俗说法，正觉寺内亦两次通俗说法。嗣后信众们热烈请求，复在中华正觉寺宣讲八大人觉经五天，听众每次在百馀名以上。金边华侨不若泰国之多，有这么多听众，亦可说是相当不错。

　　泰柬都是奉行小乘佛教的国家，其制度、其仪规、其思想、其生活、大体是一致的。我曾访问两国的僧投井下石，讨论一些有关大小佛法的问题。有的思想较为一明，并不怎样严数斥大乘，有的思想极为顽固，根本否定大乘是佛法，是以要在这两国，弘扬大乘佛法，并不是件易事，不过人类思想，总是不断在进步中，南北传的佛教，如经常的作思想交流，大乘佛法亦未尝不可传到他们国土中去。惟在宣扬大乘佛法时，只可说大乘佛法时，只可说大乘佛法积极济世救人精神，绝对不可对他们所奉行的小乘有所贬抑！

　　［越南的弘化］

　　在柬中华正觉寺，讲完八大人觉经，本还有两道场请讲，但因越南西贡函电不断来催，要我务必于六月十九日到达西贡，不但不能接受其他两道场说法，就是八大人觉经也缩短讲期。终历各种差别因缘，仍要迟到二十日，始由金边飞往西贡。到机场迎接者，有五十九个中越佛教团体约千馀人，这真是我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我坐越南佛学会梅寿传会长、龙华寺住持超尘DA法师座事，直向市区舍舍寺驰去，到达该寺门前，又是欢迎人潮。进入佛殿礼佛后，欢迎茶会开始。梅会长越语致欢迎词，我则以华语致答谢词，约一小时结束。我在超法师陪同下，到他所住持的龙华居住。

　　我于六月二十晚到达越南西贡，八月三日离开西贡飞港，在越共为四十四天，于此短期间内，在三十九处说法，共为三十八会。在西贡，首在舍利寺第一次说法，题为“大乘佛教的特胜”，听众在千人以上。因为首讲大乘特胜，从此越华各报皆以“大乘法师”称我而不名，走到那里，也就听到“大乘法师”之声，好像忘了我的法名。

　　在西贡，除了初到在舍利寺说过一次法，后来又应梅会长及越南佛教人士之请，于七月三日起，复在该寺讲“八大人觉经”五天，每晚听众都在千人左右。七月七日圆满日晚，虽则雷电交加，大风大雨不停，听众仍有八百多人，不能不说讲经法会殊胜。其他在各道场说法，及在中华总商会公说法三日，并在越南亚洲文化联络研究会，讲“佛教与亚洲文化的关系”一题。来听讲的二百馀人，均是越华文化人士。中商会秘书长张文和，亦是听众之一，他后来对我说：“法师昨天的演讲，越南人初不满意，认为讲得离题太远，但法师话锋一转，转到正题上来，乃对法师赞不绝口，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篇演讲。”

　　在西贡说法告一段落，应中华民国驾驶证顺化领事廖德珍居士及越华佛教徒之请，于七月十一日与超尘法师上午飞往顺化。顺化为越南古都，由廖领事陪同参观主宫及各皇陵；十二日晚在慈昙寺说法，题为“佛陀胜德的赞仰”；十三日晚在广肇会馆说法，题为“佛教的人生道德谈”；十四日上午在顺化最台播讲佛法，下午五时在顺化大学演讲，题为“佛教的真理”。由于我的讲稿，先已译成越文，讲时，我讲一段，译者译一段，听者极为满意。廖领事听后对我说：“顺化大学是越南的最高学府……刚才听了法师演讲，引证的充分有力，理论精妙高深，我相信知识份子听来，是会感到惊奇的，从听众的一般反应来看，可知大家听得很有兴趣……这就是演讲的成功！”

　　在顺化前后四日，三次公开说法，一次最台广播，真是一日没有得暇。十四日晚结束说法，十五日晨飞往芽庄，继续我的弘化工作。到芽庄，住庆和省佛教会。十六日在该会大殿说法，该会离市区太远，加上市区人口不多，超师和我都认为听众不会太多，那知事出意料之外，在我弘法史上，这是听众最多的一次。事后侨领告诉我们，有说约四千人，有说三千多人，但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大约不会少于两千五百人。因为殿内、廊下、台阶、空场，无不坐满、站满人，一时使得这个郊外的佛会，好像变成热闹的城市，到处都是一股人流！

　　当我在芽庄弘经化时，大勒方面决定由佛教会派三人及侨领麦景生，以专车到芽庄来迎接然们。我们于十七日上午七时由芽庄起程。沿途各乡镇，皆有人欢迎。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各乡镇的街道，皆挂满佛教的旗帜，到处好像一片旗海，这是我从来所未遇到过的特殊场面！途中所经过的乾廊市，不特到处挂满佛旗，还准备了丰富节目，就是由佛教男女童军，来作种种的表演，以示对我诚挚的欢迎，同时坚留在那儿午饭，更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他们以这样热烈态度待我，我自也不能让他们空无所得，所以就利用短短的空馀时间，为他们略说佛法，使得法水滋润。

　　饭后不久，大勒来迎的车队到达，就告别乾廊市的越华佛教人士，直向大勒驰进，约三时许发达。此地气候既热又冷，到后就感稍寒。车队抵灵山寺，佛教童军队和中华童军队，手执佛施，排在两旁，并有童军献花，场面相当热烈。在此四度说法，两次对越华信徒说，两次为青年学生说，所得反应甚佳。在大勒的弘法活动，创造当晚说法一次，馀三次说法，都在十八日进行，可说相当紧凑，虽稍感到辛苦，但非常的愉快！

　　七月十九回到西贡，我以为可休息几天，不意仍有一些佛教道场请往说法，直到八月三日，始得离开西贡。越华佛教人士，对我真正尊敬，欢送的情况一如欢迎的热烈，使我感念不忘！自民四十七年在越弘化，其后经常到越弘法，每次都应梅会长请，在舍利寺作一两次说法，此外当对侨胞说法的多。惟梅寿传对我非常尊敬，认为我对佛学，确有相当研究，是以每次赴越，都和我谈佛学问题。

　　［港菲的弘化］

　　民三十八，避难香港时，只从导师学，未曾弘过法。但此次由越经港返台，承香港佛教大德善意，要我在香港略为说法，所以于六日及七日晚，在宝觉学校大礼堂公开演讲，八日在佛教讲堂，九日在正觉莲社，十日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各作一次说法，然后返台。由于这次说法的反应不错，嗣后就经常到港讲经说法。

　　菲律宾本应早贵州省前去访问师友及弘化，但因种种差别因缘，迟到民五十四(公元一九六五)年，由美弘法回星时，经过马尼拉，始得到菲弘化。在菲首都，住信愿寺。在此寺内讲妙慧童女经偈颂，由妙钦兄译为闽语，到有听众约三百人左右。后来听众说，此次讲经，讲译俱佳，听得极有兴趣。说实在的，我讲是讲不限的，妙钦兄的译语，确是第一流的。从菲南部弘化回岷，复在信愿寺，讲金光明经空品，听众超过上次讲时很多。其他在隐秀寺、华藏寺、居士林等各佛教道场，皆曾作短时的说法。

　　七月十九起，开始到菲南部弘化，最难得的，是瑞今长老亲自陪往，使我颇感过意不去，前后计到宿务、达描市、怡朗市、三宝颜、古岛、纳卯各地为侨胞说法。宿务有唯慈法师在，各种安排，都很妥当。三宝颜有传贯法师在，亦在感到怎样陌生。各地说法，多得广范法师译语，不然，那是没有办法讲说的，因为言语不通。

　　［美加的弘化］

　　民五十四年(公元一九六五)一月，要去美国弘化之前，原定先到菲国说法，但因手续未曾办妥，经其国门而未得入，乃即转飞檀香山，住知定法师的华侨佛教会，于二十四日在该会说法一次，并到檀华寺访泉慧法师等。在檀前后十日，于廿九日飞旧金山，住美洲佛教会，此次到美弘法，就是应该会所请。在旧金山说法，听众皆是华侨，间有三五美国人来听，则由谭德森译为英语。四月八日离旧金山飞赴纽约，住妙峰法师的中华佛教会。除在三江会馆公开讲金刚经概要五次，在中华佛教会亦开示多次。六月十七日离美赴菲。在美弘法，由于语言，虽不容易，但后又曾到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地多次弘化。

　　民国七十年(公元一九八一)五月，应台湾中华佛教导士会请，赴台主持仁王护国息灾法会，并为听众讲仁王经大意三日。因应加拿大温哥华世界佛教会请，未在台多逗留，于二十五日，即离台飞加，住罗午堂居士的资福寺。于佛会讲维摩诘经方便品，同时于每星期二野外，为对佛学较有认识的知识份子讲唯识要义。听众虽仅三四十人，但到有大学教授及学生多人来听，当然都是华人，例外的有一外国人，问她听不听得懂我的话，她说听到我的声音就觉欣喜，大略知我所说的意趣，所以每次来听。在加国温哥华计四十日左右，虽第一次到加弘法，但法缘确实不错！

　　［我的著述］

　　我历年来的著述及讲记，于民国六十六年(公元一九七七)编为“谛观全集”，都凡七百万言。内分“经释”、“律释”、“论释”、“释述”、“杂说”五编，共为二十八册。近年复有“成佛之道偈颂讲记”、“心经讲记”出版。未出版者有“胜鬘经讲记”、“药师经讲记”、“弥勒大成佛经讲记”等。所有著述，为适应时会，以语体为文，期有利于初学，实无什么特见。

　　五、住持与建寺

　　民国四十五(公元一九五六)年国历三月四日，导师膺任善导寺住持，举行晋山典礼，但仅年馀，即以“教务寺力，两难兼顾”为由，辞卸住持，不意该寺护法会，议决请我续任住持，是为我任寺庙住持之始。善导寺为台北首刹，以弘扬佛化为主，初我实不敢接任，但经护法会的再三请求，加上导师住持期间，由于老人体弱多病，讲说及主持法会，皆由我代理，也就勉强应允。除住持换为我，其他各职仍旧，无何大事推动。时因社会安定，学佛者日渐多，寺力较为繁复。

　　原监院感于事多人少，一再表示须添监院，虽将导师请来人选升为监院，全权仍紧握其人一手。不久，原监院又嚷人手不够，建议请某师来，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人写无头信来，说“善导寺从此多事矣”。果然为该写信者说中，真的寺内从此不安，原监院有意问顶住持，所以特先为自己布置。他们一唱一和，步步向我紧逼。自己固然感不是味儿，别人亦知我将不安于位。导师看得最为清楚，亦对我异常的关心，在赴菲化前对我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在我决意向护法会辞住持时，年高八十多岁的赵恒惕长者，为善导寺前途，恳切请我续任，但终为婉谢！因知再做下去，决无安宁之日。果然不错，继任默如长老，又难安位而去！

　　在我任善寺住持期间，每周三领导共修开示，四季讲经从未间断，听众始终保持三百多人。继任者是否仍保持这一宗风，因在海外不得而知。期间创办太虚图书馆以纪念太虚大师，购有很多新书，我退任后，据说已被尘封，从来没有开放，让人阅藏以增进智慧。

　　民国五十五(公元一九六六)年底，福严会议决定推我为福严精舍住持，但因时我已定居新加坡，实质是挂名而已，舍务全由常觉法师代理，到民国五十六(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我回国住荣民医院作全身检查，赵恒惕长者请李子宽长者送来聘书云：“日月潭为台湾名胜区，玄奘大师灵骨塔寺建立于青龙山顶，名山名刹得名僧住持，象教兴隆，指日可期。本会全体决议聘请法师聘辱出任住持，布教兴学，培育龙象，弘声佛法，旋转浊世，世界人类和乐共存。是法师之悲愿，为国人所祈企者。”长者对我这样护持，而子老又再三的面请得推辞。如此，我怎能不接受？乃于民国五十七(公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举行就职典礼。当日来观礼及祝贺者，多达三千馀人。但是三年期满，国内国外法务，实在难以兼顾，特以最极惭愧心，向董事会坚辞，卒蒙应允。期间我虽每年回去，而实是由监院圣印法师负责一切。未能如赵恒老及诸董事所望，实在感到无限惭愧，亦在责任上感到过意不去。

　　我曾数度到越南西贡弘化，初次住在超法师的龙华寺，以后就都住在净华徒的妙法精舍。可能我有挂名而无实权的命，在一次闲谈中，净华徒要我任妙法精舍住持，我说挂名则可，因而真的做起挂名住持。精舍是在热闹的街市，作为弘法的道场固属不错，作为静修的静室实太吵杂，如果常住，是不怎么理想的！

　　为此，净华徒及有些信众，希望在郊外建间静室，弘法时出来，弘法毕回去自修。原来只是说说的，那知朱陈造先生的堂弟，愿将边和一块地献出，作为我建静室用。经过再三的考虑，加上信众的劝请，我也就接受下来，起名“般若寺”。绘图、印捐函，什么都准备好，以为可以建寺，那知因缘不可思议，结果没有建成！

　　原因，民五十二(公元一九六三)年五月，为慈航菩萨示寂十周年，星洲燕提兰若，为上举行法会三日，以资纪念，请我来主持法会，同时为众说法，于五月二十五日，由越飞来星洲。在星期间每与人谈起建寺的事，希望能得多少乐助。后来广洽、达明二长老对我说：“你在越南建寺，非常乐意帮忙，但越南战乱，局势很不稳，最好在星马找一地方安住。”而灵峰菩提学院，为慈老在星弘化道场，林达坚居士(后出家，法名慧圆)愿献给我，作为我的弘法基地。我因接受越南献地，不便再接菩提学院，嗣经慧圆再三劝请，允于星越两地往来，不能长期驻星，所以我就加以接受！

　　在星马各地弘化告一段落，即着手重建菩提学院，因原来的佛殿，只能容十馀人，而且年久失修，不建不能作弘化用。民五十六(公元一九六七)年，重新兴建，易名灵峰般若讲堂，讲堂供意大利雕刻白石趺坐佛像一尊，藏经楼上共有大正藏及续藏各一部，堪称为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宏伟庄严的弘法道场之一。夏历每月初一，举行金刚法会，为众略说法要，每周六晚共修，宣讲各种经论。初时信众极少，不久，逐渐增加到为四五十人，都保持此数，深为信众护持。

　　星地般若讲堂建成，越南局势更趋恶化，我乃婉谢大家的善意，辞谢护法的赠地，但心里总觉有点歉然！后来妙法精舍信众日增，往来菜市多感不便，净华徒意欲迁地重建，我当然从旁协助。地大所建寺亦大，就将妙法精舍改为妙法寺。寺成僧俗皆大欢喜，可是开光后不多久，西堤就被越共占领，寺主净华也就逃出，到这时候，星越爱护我的大德，护持我的信众，皆为我未在越南建寺庆幸！不说未建成，在炽烈炮火中，会感到不安，就是建成功，亦不过是白白浪费施主宝贵的金钱！

　　民六十八(公元一九七九)年，忽然动起妄念，要到美国弘法，乃将讲堂交出，那知因此谣言满天飞，为了辟谣，决意仍留星洲，又是障碍重重，几乎使我在星无立足之地！幸优昙长老及慧圆长老尼，要我来佛学院暂住，始乃得一栖身之地，但佛学院是公共的，不是久居之地，得再另外设法。宽严徒善英文，活动力双很强，终于被她在榜鹅，觅得七万馀英尺一块地，既可以建道场，又可办老人院，更成立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期本佛陀慈悲济世利人精神，做点自己所能做的佛教社会福利事业！会所、讲堂、老人院，已开始动工兴建中，惟愿三宝慈悲加被，使得早日完成，宣扬如来正法，化导现代人心。

　　我是佛门中的一个粥饭僧，对于佛法固然没有深刻研究，对于修持更是没有什么所得，如到什么地方弘化，只说自己所知点滴，但是法障似特别多，除了承认业障深重，还能再说一些什么？我佛在经中告诉佛法行者，不论遭遇什么障难，不要把它看成是外来的，而应看成是自己造成的，应多多反省，多多忏悔！佛陀的这一开示，对我是有受用的，今后我应如佛所开示的去行，忏除业障，修诸福德，让我在佛法的大道上，继续为佛教尽点棉力，当然，现在我不敢如发大心者，说要怎样的为佛教服务，甚至说要推动世界佛教，只能站在现岗位上尽力去做？

　　我历年参加传戒法会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台中宝觉寺传戒，代表导师任教授，其他三次为教授阿阇黎，一是台中慈明地垢戒会，一是西贡华严寺的戒会，一是马来西亚三宝寺的戒会；担任羯磨一镒，那是台北松山寺的戒会；担任得戒和尚一次，那是台中雾峰万佛寺的戒会。每次戒会都为新戒讲戒，不是讲机网戒经，就是讲沙弥律仪等。被选为中佛会理事两届；任慈航中学常务董事一届。现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常务执行委员，佛教施诊所副主席，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主席。虽则担负这么多的名义，但实质未能为佛教做出什么贡献，每念及此，愧为佛子！

　　民国七十二年元月撰于机关报加坡佛教福利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