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虚法师纪念文集：倓虚法师与长春般若寺(邱高兴)

　　邱高兴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学院

　　倓虚法师在东北弘法建寺，对东北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法师创建了哈尔滨的极乐寺、长春的般若寺、沈阳的般若寺、营口的楞严寺等诸多寺庙。本文主要从长春般若寺的建设和倓虚法师在吉林省的行迹为中心，来谈倓虚法师在长春的弘法经历以及对推动东北佛教发展的贡献。

　　一、佛教在长春的早期传播

　　从现存的佛教遗迹看，佛教在长春的传播至少可以追溯到辽代。现存于农安的辽塔，建造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三年(1023-1031)，是长春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建筑。塔内发现有铜佛二尊、舍利等佛教文物。农安是是东北古国夫余国后期的国都、唐代渤海国的夫余府。十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凯旋，经此驾崩，遂改称黄龙府。此后黄龙府成为辽金时期的重镇。岳飞曾说：“直取黄龙府，与诸将痛饮耳。”其中黄龙府就指此地。辽时期，佛教信仰隆盛。相传在咸雍八年(1072)三月，在今西部一带的长春州、泰州和宁江州，即有三千人出家，剃度为僧尼。

　　此后一直到清代，佛教在长春一代才有了新的发展。康熙时期，明慧和尚建立了觉灵寺，安海和尚建立了青云寺，是长春已知最早的佛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武力侵略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文化和宗教的侵略，在小学中开始教授日语，并且不断推动日本佛教僧人来华，培育当地的佛教组织。1935年的《满洲帝国年鉴》记载说，新京特别市(长春)有寺庙11座，僧人465人。1940年《满洲宗教志》载，新京有寺庙9座，僧人101人。

　　二、倓虚法师与创建般若寺的因缘

　　1922年，倓虚法师在奉天的万寿寺当主讲，7月，先应沈阳国际公司所请讲《大乘起信论》[1]，随后应长春吉黑慈善联合会会长丁树敏(丁荫堂)、张子元(一说张子清)的邀请，倓虚法师到长春开始讲授《般若心经》和《金刚经》，在长停留14天左右。

　　倓虚在长讲经期间，曾吸引了众多的同善社的信徒。同善社是由彭汝尊(1873-1950)，于1912年创立。彭自称“南无清净自在无极燃灯佛“，奉弥勒古佛之命，下凡来救度众生。同善社以倡导善道，挽救人心为宗旨，并辅以静坐等方法，各地的善长多为当地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士，总统曹锟和总理段祺瑞曾担任同善总社的护法。因此同善社发展迅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成为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彭认为弥勒古佛转世的真命天子登基了，1933年派次子彭宝善赴长春晋见溥仪，表示愿意训练神兵为溥仪入关复辟效力。彭宝善在长春住了两年，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在35年回到四川，并开始组建神兵，听后调遣。国民党政府获悉此事后，禁止了同善会的活动。从倓虚法师所言看，22年左右，长春就有了同善会的活动并且很兴盛。同善会杂糅儒释道各派思想，也提倡读经。在倓虚来长之间就开始讲《金刚经》，可是信徒们始终不明其意。部分信徒看到了倓虚法师讲《金刚经》的传单后，参与听经，倓虚法师“讲经时，按照一定次序，先讲五重玄义，把名体宗用教详加解释；然后把经中大义，以及其宗旨归宿处，提纲挈领，深入浅出为之一一解释。”外道信徒一听，茅塞顿开。后来甚至他们的老师也来听经，甚至有几十人皈依了倓虚法师。信徒流失引起了外道同善社的不满，他们通过扶乩说请燃灯古佛来讲经，又把一些信徒吸引回去了。

　　在长春讲经期间，督军行署的一些职员天天去听，后来逐渐皈依了倓虚法师，成了法师的弟子。当时有行署一等科员马靖东，辽宁黑山县人，信佛很虔诚，听了倓虚法师讲经后说：“此道不学，更学何道！”于是，马靖东等人倡议，在长春修建佛寺，方便佛法弘传。随后，吉林督军孙烈臣捐300元大洋，吉长道尹孙其昌、吉长镇守使诚明、长春商务会长孙秀山等纷纷捐款，累计筹集资金约1万元。建寺的土地由蒋洁珊(捷三)将自己位于西三马路最西边土地约20亩捐献，作为建庙所用。并将自己的一处房产也捐献出来，供寺庙使用。因为般若寺的兴建起于倓虚法师讲《金刚经》，于是寺名定为“般若寺”，以示纪念。

　　三、般若寺的建造过程

　　确定了建庙的土地，募集了建庙的启动资金，般若寺在1923年动工，开始打地基和买木料。采买木料由致中法师负责。致中和其原来的师傅都是道人，久居山中，常行善事。因觉道教对于生死事的不究竟，师徒二人一起找到了倓虚法师想出家为僧。倓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说是代师收徒，因此致中也算是倓虚法师的师弟。他们师徒二人在修庙过程中负责到山里采办木料。采好后沿江放排，顺流而下。然后马靖东委托吉林财政厅长荣厚办理了免费的火车运输，剩下了不少的经费。倓虚法师因尚在沈阳万寿寺办学，委派持法、能禾、修真和慧海等，直接负责建庙事宜。吉黑慈善会从中协助，派赵吉田为监工。到1924年，首先建造了大殿五间。1925年铸造了释迦牟尼铜像。1926年分别建造了司房和禅堂个五间。

　　随后，般若寺的建设又遇到了资金短缺问题。1927年倓虚在北京为杨麟阁[2]讲经，杨为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总参议，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利用这个机会，倓虚向杨募捐，于是杨找到自己的好友，时任北京军政府交通部次长常荫槐[3]，一起筹办募捐活动。常荫槐乃吉林榆树人，对在长春建庙也很热心。于是杨、常二人借用官场的关系，邀请了一些银行家来聚餐并聆听倓虚法师说法，杨因招待外国公使未能出席晚宴，常荫槐主持，最后募捐了1万元。此后又陆续通过其他渠道募捐了一些，建成了东西客堂五间。1929年又建造了天王殿，1929年泥塑四大天王、弥勒佛像和护法韦陀各一尊。经过了六七年断断续续的建设，般若寺初见雏形。

　　可惜的是，还未等开光，因为长春市公署规划建造马路，般若寺正好在规划范围中，因此要求般若寺拆迁。经过交涉，长春市公署社会局同意补助11万元，并提供一块面积更大的方方正正的地块作为建寺之用。工程由司光公司承建，吉黑慈善终会负责具体事宜。1932年，倓虚法师应朱子桥将军邀请赴西安卧龙寺传教，于是就委托澍培法师到长春替照顾建修般若寺，“直到把般若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都是他在场，策划建筑，这是他和般若寺的一点历史渊源。”澍培法师原籍锦州，倓虚在沈阳万寿寺第一次办学时，就是那里的学僧。其后又到北京跟随倓虚法师学习过。

　　在澍培法师的策划下，相继建成了大殿五间、天王殿三间，藏经楼上下十五间，司房、禅堂各五间，东西客堂个五间，伙房三间，规模比原来的大。1932年10月13日，长春的信徒推举澍培为般若寺第一任方丈。

　　般若寺的全部工程，直到1936年5月20日才全部完工。前后经历了拆迁、重建，历时十三四年的时间。

　　四、伪满洲国统治下的般若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倓虚法师在东北的佛教弘传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动乱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

　　1、日本人对倓虚法师的怀疑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掀起了抗日的高潮，极乐寺原来的大护法，倓虚法师过从甚密的朋友朱子桥将军率领队伍起兵抗日。极乐寺僧人慈云，也加入了朱子桥将军的抗日队伍。因此日本人怀疑极乐寺是一个抗日的据点，倓虚法师也是其中一份子。为了调查内情，同时加强对极乐寺的控制，日本人派特务今井昭庆以出家为名，常驻寺庙的电话室，负责调查倓虚法师的行踪并对僧人进行监控。今井昭庆会说中国话，在寺庙里住了半年时间，发现僧人每天早三点起床，晚上九点就寝，戒律严明，修行精进，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之处。电话监控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官方的联络。日本特务机关不死心，又公开到寺内来正式调查倓虚法师，一条条询问，作为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由在客堂当知客的倓虚法师的弟子觉一出面做了担保，保证倓虚法师并没有从事抗日，而是在各地讲经建寺，事情才暂时告一段落。

　　1936年，般若寺工程完工后，澍培法师邀请倓虚法师到长春传戒。起初倓虚法师考虑到抗日的嫌疑未能答应。但随后长春来信说，已经和官方疏通好了，并且派觉一和今井昭庆来请，保证不会出意外，倓虚法师最终答应成行。

　　传戒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引起了在长春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要求般若寺每天就活动情况做一次汇报。并且有一次还要传倓虚法师问话，但鉴于法师在东北的名望，最后改为派人到寺庙中来调查。特务机关派出了两个人，先询问了有关佛法的事，然后谈到了极乐寺的事情，话题最后转到了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朱子桥将军抗日以及倓虚法师和他的交往情况。最后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之处，基本上解除了倓虚法师的嫌疑。

　　2、日本人对般若寺的控制

　　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十分重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首先他们通过成立“满洲国佛教护法会”来控制和利用佛教。东北沦陷后，般若寺的宗教事务由新京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管理，处长为董旸，是倓虚法师的皈依弟子。董旸与公署总务处长、日本人植田贡太郎关系密切，植田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中将关系非同一般。在他们的商议之下，1934年成立了“满洲国佛教护法会”，植田自任会长。般若寺在这一年也改称为“护国般若寺”。其后，植田有任职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司长。植田的双重身份使得伪满的高级官员趋之若鹜，纷纷到般若寺参加宗教活动，般若寺的香火也十分兴盛。其实早在1933年农历正月十四，般若寺方丈澍培就举办法会，为伪满执政溥仪祝寿，之后溥仪每年都派员到寺中降香。1934年溥仪还亲自书写了“正觉具足”金愿一方送给般若寺。其次。在1936年，般若寺举办开光和传戒时，伪满文教部召开了佛教恳谈会，讨论了成立佛教总会的问题。39年3月，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宗教班、民生部、治安部在新京大和旅馆召开了有关佛教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寺庙代表、日本佛教天台宗总务厅秘书、驻长春般若寺和尚都筑玄妙，佐筑富江、寺川行舟、田代宽谛(三人皆驻般若寺)、驻极乐寺和尚今井昭庆、驻营口楞严寺和尚本村等30余人，会议由植田主持。他认为，“只有成立一个满洲国的佛教独立机构，才能把握人心，才有利于日满亲善。”

　　5月26日，佛教总会成立，设在般若寺。总会会长为极乐寺方丈如光，，副会长为澍培法师以和日本驻长春西本源寺和尚井口道雄，般若寺方丈善果任新京特别市分部部长。佛教总会成立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外，也要配合伪满和日本人对抗日者宣抚和教诲工作。1932年，在佛教总会的主持下，于般若寺南面修建了造福观音圣场，纪念伪满成立十周年，期望在伪满建国史上树立一精神永久的纪念文化的丰碑。观音像文革期间被推倒，广场现已不存。

　　五 倓虚法师与长春般若寺的三次传戒

　　1936年般若寺落成后，澍培法师邀请倓虚法师来长传戒[4]，并举行开光典礼。倓虚法师在得到安全保证后从青岛出发，带领了四个年轻的弟子：善波、善果、戒如、梦参来到长春。此次传戒法会从5月3日到7月1日，历时近两个月时间。传戒时，倓虚法师为得戒师兼开堂。善果负责开堂，兼头单引礼，善波为二单引礼。梦参负责讲《四分律》，倓虚法师亲自讲《梵网经》、《法华经•普门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等。为了筹办此次法会，般若寺于1936年3月4日在《盛京日报》刊发通知说，公布了挂号参与法会的条件。要求年满20岁，必须持有本剃度寺或村长证明书、本寺相识、大德僧众和佛学知士的四类介绍书之一方准参与。因为东北很少举办此类传戒活动，因此参与人数众多，约有1600余人，此次传戒被称为“千人大戒”。溥仪为此次活动捐资1万元，并在法会结束后于7月17日在宫内府召见了倓虚法师。原定经费4万元，实际花费8万元。此次规模宏大的传戒活动后，般若寺在东北佛教界一时声名显赫。

　　第二次传戒活动是在1941年(一说1942年)，活动由定西法师(即如光)法师筹办。原本定西打算替倓虚法师来传戒，但法师考虑已传过一次戒[5]，就未允许，让定西自己做得戒师。此次参与人数1500余人，也号称“千人大戒”。

　　第三次传戒是在1947年，长春围困战前夕。闰二月中旬，倓虚的弟子善果从长春来到天津邀请法师到般若寺作得戒师。当时倓虚法师正在天津修大悲院，事务繁杂，原本不便离开。但是因为大悲院建设经费尚不充足，法师在东北的信徒众多，因此打算顺便去募捐些款项，因此答应下来。闰二月底离开天津，经过辽宁兴城、沈阳，三月初二到代长春般若寺，四月底传戒结束，并改选住持为妙禅。原本打算回天津，但因铁路不通，遂逗留长春一年时间。期间在般若寺讲《金刚经》、为居士林讲《普门品》，应如莲法师邀请赴吉林市讲一周《法华大义》，并且在冬天写作了《佛学撮要》。到次年的二月二十八日，长春形势不断吃紧，加上天津青岛等不断催促，倓虚法师一行六人冒险从长春出发南下。从长春到范家屯，不远的距离遭遇了七次土匪，把所带的大米白面以及十余万流通券都抢走了。第二天到公主岭，进入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受到多次盘查。经过十几天的时间，辗转到了开原。被解放区军队所设关卡拦截，经过四五天时间的交涉，仍然让返回长春。这是倓虚法师一行已经弹尽粮绝，不得已将马车变卖了四十万元的红票[6]，雇了辆本地的马车，从山沟绕道出了关卡。到铁岭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坐火车到了沈阳。从长春出发到达沈阳一共经历了13天的时间。

　　[1] 《长春市志》谓，该年7月，倓虚法师应哈尔滨佛教宣讲堂请之请北上哈尔滨讲经，途径长春，为丁树敏等人挽留，在长春讲经14天左右。

　　[2]

　　杨麟阁，又称杨宇霆。张作霖1927年6月于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大元帅”，杨任总参议。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杨麟阁和常荫槐自恃乃张作霖的重臣，不把张学良放在眼中，极力反对张学良主张的“东北易帜”。1929年二人被张学良枪决。

　　[3]

　　杨荫槐，在张作霖手下长期主管交通，任军政府交通部次长，随后主持部务。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在杨麟阁的极力举荐下，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影尘回忆录》中所说“常允怀”当就是“常荫槐”的误记。

　　[4]

　　39年5月1日，《佛学半月刊》第126期，第6卷第9号，刊载《倓虚法师赴般若寺传戒》消息一则云：“长春般若寺，本为倓虚法师手创，寺成交澍培师住持。现澍培、如光、乘一等发起传授千佛大戒，成就衣具，思慕法师戒德，特派人到青岛恭请法师前往弘传，法师已允一赴云”

　　[5] 《影尘回忆录》载：倓虚法师于1940年5月中旬曾在长春般若寺传三皈五戒。

　　[6] 红票，是苏军在东北作战期间发行的一种货币，流行于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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