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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之 越南的大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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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之 越南的大乘佛教

  越南在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期间,僧侣干政,往往左右国家命运。前黎末帝黎尤铤企图抑制佛教权力。僧统万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挥李公蕴篡夺政权,建立了延续200余年的李朝(1010—1224),越南佛教在这期间达到了极盛,史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

  万行俗姓阮,幼通儒道释,21岁出家,为六祖寺禅翁弟子,深究《百论》,精于禅法,被认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传人。他以符谶为李公蕴称帝制造舆论,李朝成立后,受封为国师,为新王朝拟定了许多重要政策。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传人惠生,也极有权势,他曾为太宗讲禅,并参与朝政,享有与万行在太祖时同样的地位和特权,到圣宗时任左街都僧统。

  无言通派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黎朝任僧统的匡越,其弟子多宝,曾为李朝太宗传授禅学,太祖也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多宝弟子有焦山感应寺的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禅老,前者为无言通派法脉传人;后者在慈山有习禅弟子数千,成为该派开祖以来最大一系,太祖幸重明寺时,曾就禅法请教。

  到圣宗时代,来自中国的僧人草堂创禅宗草堂派。据越南《禅林宝训》,草堂原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属南岳怀让一系十三代门人。他随师游化占城,正值李朝圣宗前来征伐(1069),城破,与其他僧众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龙(河内),后辗转为圣宗所识,迎入开国寺安置,得到极高的礼遇。圣宗以草堂为师,并成为该宗的第一代传人。圣宗有弟子吴益,任参政,吴益传杜武,任太付,都是朝廷要职。英宗与高宗,则自命草堂派弟子。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它提倡“禅净一致”,修禅与念佛结合,与北宋发端的中国禅宗走向完全一样。到神宗时,密宗亦颇流行,阮明空、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

  陈朝(1225—1400)建国,草堂派失势,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据说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而后辗转传至慧忠。慧忠出身陈朝贵族,曾受学于逍遥禅师,或称是无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自号慧忠上士。他从“即心即佛”出发,立“返观自己本分事,不从他教”的宗旨,不持戒斋,在海阳省荣吏县他的封邑上修禅授徒。他传禅要给调御觉皇,即陈朝第三代的仁宗。仁宗在位时(1279—1293),日理朝政,夜修禅学。及至对元朝战争结束,即禅位给英宗皇帝,自己去海阳东潮县安子山出家习禅,自称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创建禅宗竹林派。他以临济为祖,认为佛法即是老子之“道”,亦是孔子之“中庸”,提倡三教合一,与两宋以来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应。1308年,竹林上士圆寂,被尊为竹林禅派初祖,他的弟子法螺(1284—1330)、玄光(1284—1364)分别为二祖、三祖。

  英宗也奉行佛教,他率先受菩萨戒,满朝文武竞相效法。

  1314年,也主动禅位,从法螺搞铸像、印经活动。玄光原是状元出身,追随他的僧尼常出千人。国内各种佛教著疏和禅家论说,敕令必须经玄光审阅后由皇上恩准,始得刻印流通。竹林禅派是陈朝的官方佛教。

  陈朝末年,朝廷着重儒家道学,限制佛教势力膨胀,沙汰僧徒。到后黎朝,王室以道学立国,进一步抑制佛教发展。圣宗(1460—1497)明令禁止新建寺庙,不准扩大寺院地产,继续沙汰僧众。1500年,国家下令佛教只许在庶民中信奉,促使原属王室贵族的信仰转向民间大众中流传。

  黎朝后期,开始统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国领地的是阮氏集团。自阮潢以降,阮氏广南王国历代都崇奉佛教。1604年,阮王在顺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佛教开始复兴。到17世纪中叶,贤王阮福濒(1648—1687)时期,佛教达到繁盛。中国前明逃避清廷统治的一些两广僧侣,来到顺化和平定省,传播临济宗禅法,其中济圆和觉封尤为贤王所厚礼。在义王阮福溱时,中国和尚寿尊亦来顺化,创立原韶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又有出自济圆、觉封两家门下的了观和尚(?—1743),在顺化天台山开创禅门,直承临济宗系,被尊为义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师,或名了观禅派。临济宗禅法在越南中、南居绝对优势地位,直到近现代。1848年,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中流传,显然有临济禅的影响。

  在中国清朝初年,到北越来的中国临济僧人中,最著名的是拙公。拙公传明良,明良传真源正觉,正觉传麟角。麟角(1696—1733)俗名郑拾,原是郑氏安南王国的王子,以家为寺,创莲宗派。麟角有弟子杜多,曾奉师命到广州,在鼎湖山庆云寺参学3年,带回经律论300部,1千余卷,广弘四分律,号称“两国和尚”。此后继承莲宗寺的是桂阳人慈风,影响渐大,门徒300多人。莲宗派虽属临济宗传承,但偏重在净土,以阿弥陀佛为参禅公案;同时提倡“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目,将教理、修禅和念佛结为一体,使这个派别在多层次中得到流传。

  此外,在17世纪初,曹洞一系也传进越南。先是水月通觉和尚(?—1711),游学中国北京,后到湖州(属浙江湖州)凤凰山参拜一句智教,由是得法,成为越南曹洞宗始祖。此派中心在河内,亦号水月派。

  19世纪初,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起南北统一的阮朝。阮朝在政治上扶植临济正宗,歧视莲宗,促使莲宗更加走向民间。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佛教也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开始出现了和好教。他们自称是宝山奇香教的继承者,吸引大批信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此相应,正统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复兴运动;一些知识居士主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同时效法西方基督教,创办佛教慈善事业,普及佛学教育,建立群体组织。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次年在顺化成立越南佛学会(越南中部佛教会)。青年佛徒的组织“家庭佛子”也宣告成立。各种佛教团体遍布全国各地。1951年建立了联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总会。从大势上说,越南佛教始终具有爱国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范世龙和尚组织的“越南佛教救国会”,1963年在抗议美吴集团暴行斗争中有广德等6位僧尼自焚,就是著名的代表。

  早在本世纪初,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有120万。1926年,黎文忠将高台教徒组织起来,本部设在西宁,重加整顿。他倡导佛、道、儒和天主教融合,并揉进扶乩等民间信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到1935年高台教第二代范玉石时,信众数目急剧增加。在抗日战争末期,与和好教结成民主社会党,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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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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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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