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广舆

　　内容摘要宋初九僧的事迹，一直是中国禅宗史、宋诗研究史上的谜障，不仅关涉“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流行之先后顺序，决定宋初诗风体派承传之次第，更是有宋一代禅诗风格演变之初机。本文从现有《大藏经》之寥寥史料中，抉剔探索九僧之僧系背景，先确认其僧籍之寺里，辨明地域分布；次从僧官系统考察出九僧之职系因缘，归纳出四僧属于禅宗，三僧为天台宗，二僧无法定位的宗门情况；最后对他们的生卒年作一交代，澄清千百年来模糊不清的九僧面目。

　　关键词九僧禅诗宋初三体晚唐体

　　九僧究竟以什么因缘结合？何以自成一个诗歌流派？要探究这层渊源，就要先解决他们身世的谜团，从僧系、行踪方面勘察背景，旁及师友交谊并作验证。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其身世背景已难以稽考，不易作全方位的确认。司马光《续诗话》首先揭橥的九僧法号、僧籍，是依照陈充编辑的《九僧诗集》而来，所记九僧里籍依序为：

　　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

　　阮阅所援引《六一诗话》，却作如下记载：

　　九僧，谓希昼、宝通、寺恭、行肇、简长、尚能、智仁、休复、惟风，有集行于世。《谈苑》亦有诗【《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50页。】。

　　然而，今本《六一诗话》没有这条记载，已无法进一步追查。但所列的“寺恭”应是“守恭”之误，“惟风”则是“惟凤”之误，这是九僧名号首见的出入。成书于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被王士稹盛称为“宋人说部之宏构而有裨于史”【王士稹：《居易录》卷十六，台北新兴书局，1981年，5页。】 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江少虞也引录西昆诗人杨亿的口述云：

　　公尝言：近世释子多工于诗，而楚僧惠崇、蜀僧希尽为杰出。其江南僧元净、梦真，浙右僧宝通、守恭、行肇、鉴微、简长、尚能、智仁、休复，蜀僧惟凤，皆有佳句【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81页。】。

　　其中之“希尽”显然是“希昼”之误。江氏引述列举之十三僧名，虽然没有明白标举其中有“宋初九僧”，但与阮阅的记载雷同，而两书都成于绍兴年间，上距陈充本《九僧诗集》已一百四十余年，下迄“陈起本”的问世还有五十余年，可见当时《九僧诗集》确已罕见而失传，陈充辑选的《九僧诗》还没有受到诗坛公认；后来经过《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以及陈起之复刊，才形成后世统一的“九僧”之名，所以《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记载的氏里、师号，都和以“陈充本”为准的《续诗话》相同，而《瀛奎律髓》及《宋诗纪事》则沿用“陈起本”的氏里、师号，“九僧”因此确定为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九人，这就解答了“九僧”名号的来源，以及为何不同籍贯的九僧能被视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成因：原来是因为陈充初编合集而入选，他们彼此互相唱和，又经过陈起刊刻而集结、流通，由诗集之编选而形成诗派；人以诗而名，诗因集而显，并非他们自行结伙组织、标榜名号的小众团体。这一诗派的雏形，与“江湖诗派”因陈起刊刻《江湖集》而成形的情况相似；今人诗史、诗论文字中，对“九僧”及《九僧诗》的形成因素多属臆测，或简略模糊，应予以厘清。他们的僧系背景迄今仍是一大谜团，以下试作探索：

　　既是僧伽，就应该有僧籍、宗派。然而遍查《大藏经》、《续藏经》及与宋僧有关的《僧传》、《灯录》等书，竟然没有九僧籍贯、寺里的记录。推究原因：北宋承五代之后，僧籍泛滥，他们既非宗派主流，未曾住持弘传，又没有经论疏释的著作，自然难入高僧之林，此其一。南山赞宁《宋高僧传》上续南山律宗始祖唐僧道宣《唐高僧传》，起自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迄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三百二十年间，所收正传五三二人、附传一二五人中，大多为唐僧，宋僧只有正传二九人、附传七人而已；九僧当时初入中年，德望有限，自然不及备载，此其二。赞宁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入寂，连他自己都没有立传，何况九僧有四僧在他辖下任职，僧腊及辈分尤晚，《宋高僧传》自然没有他们的踪迹，此其三。元僧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只是梁、唐、宋三《僧传》的选辑，而明僧如惺《大明高僧传》辑录北宋宣和六年（1124）至明万历二一年（1593），共四百六十九年的高僧事迹，与《宋高僧传》中间缺隔一百四十七年，宋、元、明三《僧传》间有断层，九僧适在断层中间，当然缺乏传述，此其四。明僧明河《补续高僧传》、近人喻谦等编《新续高僧传四集》虽然以续赞宁等《僧传》而作，原始资料既缺乏，也没有九僧事迹，此其五。由于上列因素的影响，乃造成稽查他们僧系的困难。以下试从僧籍、僧官、宗门、生卒年四个方向，探讨九僧的僧系背景。

　　一、僧籍

　　一般说来，冠在师号上面的称号，可以是皈依的寺里，或是祖籍之居地，或是师承门派，很难定于一义。例如：东晋庐山慧远大师是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部）人，曾住上党（今山西长治北）、高都（今山西晋城附近），却以寺里为僧籍，九僧也有相同情况。他们的寺里或氏籍，仅有黄启方、许红霞两位学者曾经涉论，详略互见，所得稍有不同：

　　希昼：剑南--（黄氏）今四川成都，（许氏）略。

　　保暹：金华--（黄氏）今浙江金华，（许氏）略。

　　文兆：南越--（黄氏）今两广之地，（许氏）今福建。

　　行肇：天台--（黄氏）今浙江天台，（许氏）略。

　　简长：沃州--（黄氏）今浙江新昌，（许氏）今浙江钱塘江右岸地区。

　　惟凤：青城--（黄氏）今河南开封，（许氏）今四川灌县西南部。

　　惠崇：淮南--（黄氏）今安徽寿县，（许氏）今安徽滁县东部。

　　宇昭：江东--（黄氏）今江苏南京，（许氏）今长江下游南岸安徽、江西省部分地区。

　　怀古：峨眉--（黄氏）今四川峨嵋，（许氏）略【 黄启方：《九僧与九僧诗》，原载《国语日报·书和人》197期，附录于氏著 《两宋文史论丛》，台北学海书局，1974年，51页、52页；许红霞：《宋初九僧丛考》，《古典文献研究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1945年，51～53页。】。

　　以上四川剑南、峨嵋及浙江金华、天台四里籍大抵确认无疑。其余待考者如下：

　　（一）文兆之“南越”--自秦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以及尉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司马迁：《南越尉佗列传第五三》，《史记·秦始皇本纪》卷一一三。 】 ，都是以广州南海县为主。尉佗就是赵佗，汉高帝十一年“立佗为南粤王，使和辑百粤”【班固：《南粤王列传》，《前汉书》卷九五。 】，“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32页。】，番禺在今广州，南越王陵寝正在此处，可知北宋以前“越”即“粤”。“古南越”地志为：“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杜祐：《通典》卷一八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977页。】，证明“南越”指岭南两广、福建之地。许氏以《湘山野录》卷中所记“闽僧文兆”来锁定范围，认定他是福建僧【同前揭黄启方文。许文引《湘山野录》句时，误认“闽僧文兆”为惠崇弟子。依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的记载推断，文兆与惠崇同时而稍后，没有师承关系，应属佛门师兄弟行。】，与今人多以两广为粤、闽浙为越的观念相近。但《湘山野录》所记可能只是指他的来处，未必是本籍。所以，从地域隶属上来说，他是广南人的成分比较大。

　　（二）简长之“沃州”--北宋没有“沃州”地名，金始改庆源府（赵州，今河北赵县一带）为“沃州”。陈起刊刻《圣宋高僧诗选》时，还可能以赵州为沃州，司马光就不可能预知了。黄氏以宋朝地理辖区判断，许氏则以《九僧诗》中“沃州山”为指标，两者虽有狭义、广义之别，却都在吴、越境内，隶属两浙路。还有学者认为简长是“河北人”【祝尚书：《论宋初九僧及其诗》，《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2期，53页。】，就把南宋金初的“沃州”误认到北宋了。事实上，江少虞指他是“浙右僧”【[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481页。】，他在《暮春言怀寄浙东转运黄工部》诗中，也自承“十年霜雪独为客，万里梦魂空到山”，此“山”正是当时的“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钱易：《南部新书》庚卷，见《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97页。】，地处越州与台州之交界，紧邻行肇之天台山，近新昌而远钱塘。所以，他应该是“剡县南三十里”的禅院中人。

　　（三）惟凤之“青城”--司马光记载作“贵城”人，但北宋没有“贵城”之地，应该以五古本的“青城”为准，《清波杂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也都作“青城”。按北宋“青城”有两处：一在今河南开封南部，一在今四川灌县西南部；许氏以《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七所记之“蜀僧惟凤”，推断他是四川灌县西南部人，比较可信。另外还有“赤城人”一说【[清]冯舒评希昼《书惠崇师房》注，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714页。】，今浙江省天台县北、四川灌县西南都有赤城山，南宋诗人陆游有“看遍人间两赤城”【 陆游：《将之荣州取道青城》，《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80页。】、“明日青城有使行”【 陆游：《玉笈斋书事之二》，《剑南诗稿校注》卷二，181页。】句，都以四川青城山为“赤城”。因此，惟凤的“青城”，应该在四川灌县西南的青城山。

　　（四）惠崇之“淮南”--这是九僧氏里中争议最多者，先后有五种说法：

　　１．淮南人：《续诗话》、《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都是淮南。

　　２．楚僧：《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二、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都作楚籍。

　　３．寿春人：《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引《杨文公谈苑》、宋人董史《皇宋书录》卷下，都注明是寿春人。

　　４．建阳僧：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明人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二，都以他为建阳僧。

　　５．沙州僧：清人徐星伯《宋会要辑稿·藩夷五之二》有载。

　　针对这五种说法，许氏参考《宋史·卷八八·地理四》、《汉书·地理志·第八上》等文献，做了一番统整，认为“前四种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淮南、寿春、建阳都是古楚地，建阳是古称，寿春是宋地名，都属于宋代淮南西路辖境，所以“第一种说法是从大的范围来讲，第三、四种说法讲的更具体一些”，因此将他的里籍定在“今安徽滁县东部”。至于第五种说法，许氏认为：“可能惠崇曾在甘肃敦煌一带活动过，或者宋代还有另一个叫惠崇的僧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 《宋会要辑稿》卷八《藩夷》五之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7753页。】，沙州在今甘肃敦煌一带，“惠崇等四人”就是《东京僧职纪赠法智诗二十三首》佚诗中的简长、行肇、希白（保暹）、慧（惠）崇四僧，亦即《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八》及《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所载入馆同修的四僧，详细探索宋代僧官制度及译经流程，即可推知是同一位惠崇，只不过因为希求御赐的紫衣师号而“以良玉舍利来献”，被误认或误记为良玉舍利产地的僧人了。他的《百句图》中虽有《瓜州亭子》诗联，但诗中有“落潮鸣下岸”句，所在地应是扬州稍南长江边的瓜洲镇，也就是王安石《泊船瓜洲》之地，并非与沙州毗邻的西夏瓜州。黄氏将惠崇氏里定在“今安徽寿县”，则是根据方回“寿阳，惠崇旧居院在境内”的注记【 宋祁：《过惠崇旧居》诗后注，《宋景文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14页。 】，以旧居所在地为准。

　　（五）宇昭之“江东”--汉初始有“江东”之称，谓长江以东之地，习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而泛指长江以南之地为“江南”。宇昭之里籍，五古本并作“江东”，宋朝属江南东路辖境，与司马光《续诗话》的“江南”相合，许文并明确认定“可以简称为江东，也可以简称为江南”。

　　综观九僧的里籍，都集中在五代战乱较少而文风最盛的南唐、吴越与西蜀境内，前二地诗风精巧，西蜀诗风华丽，自然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以北宋州郡疆域建置来区分，正好位于北宋诗人最密集的四大地域：剑南希昼、青城惟凤、峨眉怀古为蜀僧，位于成都府路；金华保暹、天台行肇、沃州简长为浙右僧【 胡应麟记“保暹，婺人”，《宋史》卷八八之“婺州”有辖县七，其一为金华，也在浙右。见《诗薮》外编卷五，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641页。】，位于两浙路；南越文兆、淮南惠崇、江东宇昭为楚僧，分属广南东路、淮南西路与江南东路。九僧在地理上有明显的东六、西三分布形势，自成两个块状生活区。东方五僧因地缘相近而交游酬和，例如：浙右三僧与惠崇就曾经合任僧官，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说的“九僧各自南北东西，并不同贯，这个诗僧群体是五湖四海，没有地域性”【 同前揭祝尚书文，54页。】。各家文学史、诗史的记载，不乏类似臆测，容易相沿成误。

　　二、僧官

　　澄清了九僧的僧籍之后，再进一步考察九僧的僧官，可以寻索出四条脉络：

　　（一）浙右三僧保暹、行肇、简长与楚僧惠崇都曾经合任僧官--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诏可之，赐证义沙门简长号智印大师”【[宋]吕夷简等编修：《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收于清僧范成辑补《宋藏遗珍》第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4072页。】，又于“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赐证义沙门行肇号慧观大师”【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5页。】，与《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的记载相符。从这四僧佚诗的结衔来看，保暹（希白）赐号“慧照大师”，行肇赐号“慧观大师”，简长赐紫衣及师号“知印大师”，慧（惠）崇赐号“净慧大师”，都曾“笺注御集”，也都是北宋译经院的职事。以简长“右街鉴义译经证义兼缀文同编修笺注御集知印大师赐紫”的结衔为例：“右街鉴义”是两街僧录司【宋代形式上沿袭唐朝旧制，设“左、右街僧录司”为中央级僧署，受鸿胪寺统辖，下设首座、鉴义为佐职。曾被吴越王钱弘俶任命为两浙僧统的赞宁，就是真宗朝两街僧录，时称“南山律虎”，《宋高僧传》就是他奉敕撰修。】的佐职，属于定等阶、别资历的不管事荣誉衔，“诏以证义沙门简长为右街鉴义”事在天禧四年（1020）六月【《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9页。】；“译经证义”是译经院正职，坐于第一译主左边，“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宋高僧传》卷三。但《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六》记：“第二证义梵僧，与译主评量梵义……第七证义僧，参详向义”，将“证义”分成华、梵两序。曹仕邦考察“证义”兼具评译、诠义两事，见《论中国佛教译场之译经方式与程序》，《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288～293页。】；“缀文”是兼职，属译经院第六职事，负责“回缀文字，使成句义”【《佛祖统纪》卷四三。梵音为印欧语系，大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作“佛念”，“打钟”作“钟打”，“因缘所生法”作“法乃因缘所生”，文法观念与英语类似，故需回缀文字，顺应中国语法，使文义通畅。】；“同编修”是贴职，“本来是一种清贵的荣誉虚衔，入史馆修僧史或入译经院译经的高僧，亦可给编修、同编修等名号”【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69页。】，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编修相似；“笺注御集”是差遣，宋初官号与职权分离，或设官以寄禄，或用差遣任职事，是实际的工作职务；“知印大师”是封赐之师号，自唐咸通以来，都以朝廷赐师号及紫衣牒为殊荣，所封、谥师号以多字为贵，例自二至八字不等；“赐紫泛”是章服赐借，唐武则天以紫袈裟赐僧，表示荣贵，晚唐遂泛滥，郑谷《寄献狄右丞》就表明“爱僧不爱紫衣僧”，至宋初仍有公荐及自荐之紫衣师号，“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诏可之赐……行肇及讲论沙门文泰紫衣”【《景祐新修法宝录》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81页。】，证明行肇也曾受赐紫衣，到徽宗以后，紫衣才流于鬻卖。简长等四僧任僧官的正确时间，在太宗淳化二年（991）：

　　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并赐紫方袍，馆于太平兴国寺【《宋会要辑稿·藩夷五之二》，第198册，7767页。】。

　　“太平兴国寺”就是太平兴国七年（982）成立的“译经院”所在地，设有“译经三堂”，中央为译经堂，润文堂在东，证义堂在西，这是四僧受赐紫衣师号并入“译经院”的起始。依照当时朝廷赐紫衣、师号的情形来看，惠崇等四僧以沙州良玉舍利进献赐紫，只是晋身的一个过程，却被误记为沙州僧；而真正引导四僧入馆任职的因缘不外是：一为文友杨亿、丁谓等人先后以宰臣位列译经院主修，互相援引；二是南山赞宁以“两浙僧统”、“两街僧录”身分的举荐，一以人和结缘，一以地利绾合，四僧遂成一职系。

　　（二）《大中祥符法宝录》之证义--宋代译经之余，也编篡《经录》、《灯录》，其中一部是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的《大中祥符法宝录》，简长等四僧都在编辑行列：

　　八月，译经润文兵部侍郎赵安仁言：准诏编修岁经，表乞赐名题制序。诏以《大中祥符法宝录》为名……证义启冲、修静、证殊、文一、重珣、简长同编次……秘书监杨亿常预编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八》，第200册，7892页。】。

　　《大中祥符法宝录》著录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共三十年间所出经籍，约二二二部，简长等四僧以“证义”身分与杨亿同修此经录。可能因为当时只有简长是“右街鉴义兼缀文”，而其余三僧没有这个职衔，自然没有列名，但他们仍然有“兼缀文”的情况。例如：

　　乾兴元年春正月，诏……缀文简长、行肇……就本寺普贤阁同校《大藏经》……真宗升遐，罢其事【《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2页。】。

　　可知到乾兴元年（1022），行肇也兼“缀文”职事。

　　（三）《妙觉集》、《法音集》之笺注--这四僧先后参与“传法院”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妙觉集》的编辑，以及真宗天禧四年（1020）《法音集》的笺注，所以他们结衔中都有“笺注御集”的职称。他们注释《法音集》的记载是：

　　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南宋]宗晓：《法华经显应录》卷下，《?续藏》第134册，434页。】。

　　杨亿参与笺注《法音集》一事，则以《佛祖统纪》的记载比较翔实：

　　四年正月，右街讲经秘演等，请以御制释典《法音集》命僧笺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诏可。初是杨亿提举其事，集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笺之，将三百字，暗碎不可观；亿削去。自注云：“地体本静，动必有变”，人服其简。【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四，《大正藏》卷四九，406b。】

　　可知杨亿曾提举《法音集》的笺注，与简长等僧共事。《湘山野录》卷中也有相同的事迹。而“是年，以宰臣丁谓兼充译经使润文官常一员”【《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2页。】，丁谓这时也加入“润文”行列，与四僧同在“译经院”供职，彼此合成一职系，宋敏求（1019～1079）的《春明退朝录》上卷，也记载了杨亿、丁谓的预事。

　　（四）对四明知礼之寄诗--天台宗十七祖四明尊者知礼（960～1028），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焚身供养妙经，誓生净土；又于天禧四年（1020）受宋真宗赐号“法智大师”，发愿捐躯，以警懈怠，引发简长等四僧寄诗赞美。《佛祖统纪》云：

　　驸马李遵勗奏师高行遗身，上嘉叹不已，特赐“法智大师”之号，仍宣旨住世演教。是年，京师译经院证义简长、行肇等二十三人，各寄声诗，赞美道德，刻石于南湖【《佛祖统纪》卷四四，404页、406页。】。

　　所谓“刻石于南湖”的二十三人，就是《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收录之二十三首诗的作者，其中有简长等四僧的佚诗。晁说之（1059～1129）为此作序，说明佚诗的来源：

　　是诗吾祖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于杭州式公，不知其历几岁，凡传几何人，而复归于法智之旧室，亦可叹也。已将移于石【晁说之：《晁待制作纪赠法智大师诗序》，法智大师即四明知礼尊者。见宋僧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大正藏》卷四六，913c；《?续藏》第100册，1000页。】。

　　天台宗复盛于四明，得力于知礼的绍隆正统；而知礼又得翰林学士杨亿等人护持，杨亿与惠崇等僧有诗往来，是四僧在职系上亲近天台的因缘。

　　三、宗门

　　九僧的僧籍、僧官还能穿梭考察，至于宗门情况，则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直接记录，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寻索：

　　（一）文兆应是天台宗宝云寺僧--北宋僧惠洪觉范曾记载：“东林照觉总禅师……年十一，依宝云寺文兆法师出家”【《禅林僧宝传》卷二四，《佛光大藏经·禅藏》，423页。】；元僧宝州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也有相同记事。依此推算，东林常总（1025～1091）于仁宗景祐二年（1035）出家，元丰二年（1079）住持“东林太平兴国禅院”（东林寺）以后，内翰苏轼（1036～1101）才参访献偈，皈依东林门下【 苏轼参访东林献偈之事，见南宋僧雷庵正受《嘉泰普灯录》卷二三，《?续藏》第137册；明僧永觉元贤《禅林疏语考证》卷三的记载相同，见《?续藏》第112册。南宋临济宗杨岐的普济禅师所编《五灯会元》卷十七中，将苏轼列为临济宗黄龙派东林法嗣，但此说常受学者质疑，认为是壮临济声势而编，苏轼与云门宗交游较多。】。九僧在苏轼之前大多已示寂，而东林常总为临济宗“黄龙派”祖师黄龙慧南（1002～1069）系下，九僧僧系应该在黄龙与东林之间，此其一。宝云寺位于浙江鄞县，于宋开宝五年（972）由天台宗十六祖义通（927～988）改建，初名“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受太宗赐“宝云寺”之额，年代正好相近，此其二。《佛祖统纪》的天台法嗣系统中，虽然没有列入宝云文兆，但宝云义通系下就是四明知礼，旁系下则有孤山智圆【《佛祖统纪》卷五三；《大正藏》卷四九，453页。】，都是九僧的同辈僧，此其三。所以文兆应该属于宋初天台宗宝云寺僧。

　　（二）行肇是天台僧--他的本籍是天台，又是简长等四僧官《寄声诗》中，惟一尊称知礼为“导师”的人，自属于天台法嗣。

　　（三）惟凤拜在四明教下--智圆《闲居编》卷三八有《送惟凤师归四明》诗，提及惟凤“师亦往东明”。四明山也在浙江鄞县西南，与沃州简长的剡县相近，“周围八百余里，后割天台而别为四明，则为一百八十里”【[清]张寿镛为黄宗羲《四明山志》撰序，见氏编《四明丛书》四之第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页。】，而“四明僧庐，在六邑总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县，城内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饭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南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中华书局，1997年，48页。】，因知礼、遵式二僧将天台重心移至此处，而成为中兴天台教仪之地。智圆除了赠简长、保暹、希昼三僧的诗之外，还有赠林逋、骆偃、吴黔……等文士的诗，都与九僧同一时代；他又是天台法嗣，与惟凤应有同门之谊。此外，东林常总系下有一弟子福严惟凤，与苏轼同参【明僧圆极居顶编：《续传灯录》卷二十，《大正藏》卷五一，597页；日僧尧恕《僧传排韵》卷五九有相同记载，见《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百，东京名著普及会，昭和54年，451页。】，但年代上有差距，不可能是九僧中的惟凤。而且《九僧诗》中只有惟凤没有禅字禅语，明显不近禅门。他曾受朝廷封赐师号，尊称为“持正大师”【王随：《雪花诗序》，《吟窗杂录》（文渊阁传抄本）卷三二引。】，不是泛泛山僧。

　　（四）保暹是浙江普惠院僧--有关他宗门惟一的记载，是“字希白……普惠院僧”【[元]吴师道：《敬乡录》卷十四，丛书集成本，22页。】。北宋“普惠院”在今浙江杭州以南的富阳县，“县西三十里，晋天福二年建名广济，宋治平中改额，明洪武年并偃松寺，今废”【《中国方志丛书·杭州府志》卷三七，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59年，，846页；或四库本《武林梵志》卷六，593页。】，与金华相距百余里。《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六与《光绪金华县志》卷十一都沿用“普惠院僧”的记载。另外还有一所“普慧院”，则“在余杭门里，旧名安仁，治平二年改今额，淳熙七年重建”【 《宋元方志丛刊·咸淳临安志》，中华书局，1945年，76卷，4043页。】。他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虽然还在世，然而本籍是金华，位在两浙路的婺州，与钱塘余杭门相隔百余里，应该是不同的道场。至于“张咏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108页。】的记载，恐怕是因为“离蜀”的地缘关系而误记。余靖有《慧照大师》诗，指出保暹是“已向南宗悟，尤于外学精；士林传字法，僧国主诗盟”【余靖：《武溪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6页。】的禅僧。

　　（五）怀古是法眼宗的宝华怀古--大鉴下第十二世法统中，有“功臣轲禅师法嗣四人”，第四为“宝华怀古禅师”，下注“无录”【 明僧圆极居顶：《续传灯录》卷十一，《大正藏》卷五一，529a。】，“大鉴”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谥号；而明人陈仁锡《尧峰山志》卷一记载宝华山有“怀古禅师，嗣功臣轲，住宝华法眼宗”【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2辑第11册，台北明文出版社，1980年，4页。】，宝华山位于江苏句容，自五代“宝志神僧为武帝师，始建庵山间”【[清]刘名芳：《宝华山志》，沈云龙主编《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第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31～32页。】，与怀古师号的“峨眉”适成南北，可能是早期皈依的道场。而希昼《寄怀古》有“遥知”怀古“吟苦夜禅忘”句，《九僧诗》中少见“禅”字，怀古应是禅宗法眼派下。

　　（六）宇昭是禅宗僧--文兆《送宇昭师》有“他方人请住，又得继南能”，“南能”也是禅宗六祖岭南惠能大师简号，证明宇昭也是大鉴系下禅僧。

　　（七）简长是沃州山禅院僧--他的寺籍是沃州山禅院。而且《九僧诗》中，他用的“禅”字最多，十七首中用了五次；禅门术语也数他最多，“空印”、“斋身”、“振锡”、“祖衣”……出现了十二词，应该是禅宗僧。

　　（八）希昼是杭州西湖僧--智圆有《次韵酬邻僧昼上人》诗【《闲居编》卷四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他本是天台宗僧，住杭州孤山西坡之玛瑙院；林逋也有《酬昼师西湖春望》一首【《林和靖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640页。】，说明希昼虽然出身剑南，但曾挂单孤山邻近的道场，可能是杭州西湖僧。

　　九僧的宗门，只能寻索出七僧：三僧属于天台宗，四僧属于禅宗，二僧无法定位。因为不属于同一僧团，证明他们不是自行鸠合的小众团体，并非同一门派的僧侣。当时佛门宗派中影响最大、僧众最多的，正好是天台宗与南宗禅，他们的宗门符合那个时代的趋势。

　　四、生卒年

　　九僧的生卒年代，除了惠崇有一条宋祁的概略注记之外，几乎没有文献可供考索。他们的生存时间从五代延伸到北宋，陈振孙记载惠崇“与潘阆同时”【《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潘阆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胡应麟指“九僧诸人盖皆与寇平仲、杨大年同时”【胡应麟：《诗薮》杂编五，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16页。】，应是依据九僧与“晚唐体”盟主寇准、“西昆体”盟主杨亿往来赠诗而推断；至于清人所记“僧智仁，一作智淳，与九僧同时”【厉鹗辑：《宋诗纪事》卷九一，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15页。】，则是因为与智圆同门的关系。事实上，要考察九僧的生卒年代，也只能从其诗作内容及与当时文士往来题赠赋诗这两条线索去探寻：

　　（一）惠崇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仍住世--有关他生卒年的唯一记载，是宋祁《过惠崇旧居》两首追念诗的附注。第一首注：“自注：师善行草，斋中多自题写。”第二首注：“予为郡之年，师之去世已二年矣。”【《景文集》卷十，14页。】方回收录第二首诗时，取消第一联下的“自注”，在诗尾另作批语：

　　原注云：“予为郡之年，师之去世已二纪矣”。景文年四十四，初得郡寿阳，惠崇旧居院在境内。选此一诗以见惠崇之死，宋公年二十也【《瀛奎律髓》卷三，92页。】。

　　佚存本《宋景文集》卷三十也是“师之去世已二纪矣”，不是“二年”。古人以十二年为一纪，二十四年与二年差距很大，从《四库提要·集部》记载来看，今本六二卷《宋景文集》是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补辑得来，难免辗转成误；“佚存本”及方回的批语较早出，应以“二纪”为是。针对这一条记载，黄启方、许红霞、祝尚书已有三种考证成果：

　　如方回之说不误，则宋祁二十岁时，惠崇方死，时为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当时欧阳修正十一岁【同前揭黄启方文，148页。】。

　　根据这一说法，宋祁四十四岁时，当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这样逆推二十四年，即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时，惠崇去世，这时宋祁只有二十岁【同前揭许红霞文，55页。】。

　　宋祁知寿州在庆历六年（1046），见《宋景文集》卷三七《谢表》题下原注“时年四十九岁”，并非“初得郡”，方氏所考不确。以“予为郡之年，师之去世已二纪矣”推算，惠崇应死于天圣元年（1023）。但诗人所谓“二纪”，是否即为二十四年确数，尚不得而知，故天圣元年未必即可断为惠崇卒年，不过这已是“九僧”中卒年唯一可考的了【同前揭祝尚书文，53页。】。

　　黄、许两氏因为虚岁、实岁的计算差别，结论稍有不同；祝氏则以《宋景文集》的“原注”来补充方回的概注，审核更真实。许氏另外仔细考证方回批语的两个疑点：“为郡”是寿阳还是益州？究竟是“二年”还是“二纪”？结果推断以“寿州”、“二纪”较合理，解决了祝氏的存疑。

　　但南宋僧志磐记载：天禧四年（1020）时，真宗不许四明知礼遗身，“京师译经院证义简长、行肇二十三人各寄声诗赞美道德”【《佛祖统纪》卷八、卷四四。】，其中就有惠崇，可见他当时仍然住世，不可能于天禧一、二年去逝。他的题诗对象有寇准（962～1023）、林逋（963～1028）、刘筠（971～1031）诸人，天禧二年前都还名闻于世，既然彼此都有诗篇往还，自然健在无虞；而且《句图》中有《杨秘监池上》与《上翰林杨学士》二联，杨亿于天禧二年拜工部侍郎，大中祥符六年（1013）及天禧三年（1019）冬进秩、降授秘书监，天禧四年四月复为翰林学士【 《宋史》卷三○五《杨亿传》。】，可证惠崇于天禧四年仍然在世。再以《塞上赠王太尉》及《句图》之《上王太尉》来考索，王超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加检校太尉”，其子德用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以后才“加检校太尉”【《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学者认为“此太尉应为王超”【周本淳：《读宋初九僧诗零拾（二）》，《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63页。】，或认为“当是王德用”【同前提许红霞文，71～73页。 】，各以一人论断，没有通考。如果是王德用，那么，惠崇在天圣元年还在世，就符合方回“二纪”的批注了。另外，王安石《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一诗中，有“一时二子皆绝艺，裘马穿羸久羁旅”句，将惠崇和濠梁人崔白并称，崔白于仁宗朝扬名画坛，神宗熙宁初补画院艺学，两人都裘衣破旧马羸瘦，长期流离困顿。魏野《赠惠崇上人》绝句中，也提及“崇师耳聩性还聪，是非言语徒喧世，赢得长如在定中”，当时他应该已年老重听了。

　　（二）简长于真宗乾兴元年（1022）仍在世--智圆先后有酬赠《简上人》的诗三首【 同前揭《闲居编》卷三九、四三、四六。】，其中有“香灯老沃洲”句，可知是赠简长的诗，而智圆为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至真宗乾兴元年（976～1022）人；另一宋僧尚能有《送简长师陪黄史君宣旦归浙右》诗【陈起编：《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后集卷上，见《南宋群贤小集》第5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与简长《暮春言怀寄浙东转运黄工部》所赋应是同一人，但宋代不见黄宣旦其人，“宣”应是“宗”字之误，黄宗旦于乾兴元年七月“以权户部判官工部郎中出知袁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许红霞据以断定“简长和他交往也在乾兴元年前后”；而简长与行肇在乾兴元年同兼“缀文”职【《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上述三项情况都证明：他于乾兴元年前后仍在世。

　　（三）希昼、文兆、行肇、惟凤、宇昭、怀古于天圣年间（1023）仍在世--刘筠（971～1031）有《赠希昼》诗【《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三，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3页。】，智圆（ 976～1022）有《次韵酬邻僧昼上人》诗【同前揭《闲居编》卷四四。】，林逋（ 968～1028）有《酬昼师西湖春望》诗【《林和靖先生诗集》卷三。】，希昼年岁应该和他们相当；文兆先后有诗寄简长、保暹、行肇，应是同时而先后之人；行肇与惠崇等三僧同寄“声诗”赞美四明知礼，于天禧四年（1020）仍然在世；又于乾兴元年（1022）与简长同兼“缀文”之职，同校《大藏经》【惠洪觉范有《肇上人居京华甚久别余归闽作此送之》诗，惠洪是神宗熙宁四年至高宗建炎二年人（1071～1128），如果诗题中的“肇上人”也是行肇，那么，他可能在南宋时仍然以高龄住世。见《石门文字禅》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248页。】；宇昭《塞上赠王太尉》的写作时间，应该在王德用于天圣年加太尉以后；惟凤有诗寄希昼、宇昭，怀古也有诗寄简长，他们生卒的差距应该也不会太大。

　　（四）保暹可能长寿而耆龄--释文莹记载张咏与保暹期约十年开启遗书之事【《青箱杂记》卷十：（张咏）公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其上题“须十年后开”。其后公薨于陈，凶讣至蜀，果十年。】，张咏卒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余靖（1000～1064）有赠保暹的《慧照大师》诗【 同前揭《武溪集》。】，“慧照大师”封号是祥符年间的事，当时他正值英年；他又有《送蒋白归越》诗，尾联“未可从耕钓，青云懒致身”，似是因蒋白下第、致仕而作，其人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元祐三年进士”【《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八，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627页。】，这首诗若是元祐年所写的晚作，他已经是耄耋耆龄了。此时上距司马光发现《九僧诗集》之元丰元年（1078）已逾十年，距欧阳修《六一诗话》成书之熙宁年（1071、1072）逾十六、七年，与二氏认定九僧皆已亡故之记载不符，所以不可能是元祐年以后之作，但已显示他很有可能长寿而耆龄。

　　从上述情况考察，九僧的顺序不是依年龄排列。学者认为：

　　大抵九僧生于五代末年，由北周而入宋，故在北宋初六十年之间，已物亡殆尽，惠崇其后死者，故尚能为十龄之欧阳修所熟记耶【同前揭黄启方文，52页。】！

　　惠崇并非“后死者”，九僧应无神宗以后之人。陈起编辑《南宋群贤小集》时，将《九僧诗集》与江湖派诗人混于一鼐，容易造成九僧有人于南宋犹健在的印象。由于传本《南宋群贤小集》的卷数不一致，原貌无法查考，是否《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重辑时增入？或陈起集书时贪多而伪托？或毛晋影钞重刊时羼入以名世？或顾修辑课时误收？如今已难以探究。许红霞因此谨慎避开各种不确定因素，归结为：

　　九僧作为北宋初年的一个僧诗流派，主要活动于宋太宗、真宗两朝，而以太宗至道至真宗咸平年间最为活跃【同前揭许红霞文，76页。】。

　　缮以断定的是：惠崇、保暹、行肇、简长四僧于天禧四年（1020）还上过“声诗”；简长、行肇于乾兴元年（1022）还在世；希昼、惠崇、宇昭、怀古于天圣元年（1023）仍然住世。

　　由于资料奇缺，使他们的生卒年代无法完整确认，成为千古的谜团。

　　绾合僧籍、僧官、宗门、生卒四方面的情况来看，并没有统一的属性，可以将九僧僧系作出明确的规范，这就印证了一点：他们虽然是宗派教下的法门僧，属于佛门僧伽，却不以释教名，而以诗名，是诗僧，是以诗歌为背景的文学僧。

　　〔 吉广舆，1953年生，河南温县人。现为高雄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台湾佛光山文化院执行长，南华大学助理教授。发表有《宋初九僧诗研究》等专著，及《禅宗公案的现代诠释》、《宋初九僧诗渊源》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