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17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得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两三岁。
　　
　　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
　　
　　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我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
　　
　　我失望到了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５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９元生活费，就剩这５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
　　
　　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吗？你在它前边照张相片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
　　
　　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片，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
　　
　　她哪里去了？
　　
　　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