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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重要碑刻及摩崖题刻(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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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重要碑刻及摩崖题刻(汉~元)

  陕西现存有各类碑刻和摩崖题刻逾万通(方),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清代集金石著录大成的《金石萃编》中,收录的陕西金石就占全国的半数以上。据记载,陕西最早的石刻文字有上古“阳虚岩壁二十八字”、传为夏代禹王所刻的“嶓冢摩崖”和秦“石鼓文”、“诅楚文”,今除“嶓冢摩崖”尚残存于原地、“石鼓文”藏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品已失佚。本图共收录省内汉至元代的碑刻和摩崖160余处、300余通(方),内容包括记事、颂功、石经等类;以处计,关中地区占三分之二以上。肇建于北宋的西安碑林,共收藏汉至明清的碑石2300多通(方),是国内保存碑石时间最早和数量最多的一处。另外,汉中石门、略阳灵崖寺、礼泉昭陵、户县重阳宫、周至楼观台、耀县药王山、韩城司马迁祠等,都是汉至元代碑刻或摩崖较为集中之地。

  陕西现存最早的摩崖和碑刻均镌刻于东汉,而以汉中褒斜道石门最为集中。石门共有历代摩崖百余方,东汉摩崖有“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淮、杨弼表记”等,内容主要为记颂开通褒斜道的事迹,是研究古代交通史和书法艺术的珍稀资料。“鄐君开道碑”刻于永平九年(公元66年),幅宽2.7米,高1.3米,笔阵森严,气势雄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摩崖。“杨君石门颂”幅宽2.05米,高2.65米,书法洒脱劲挺,为汉隶的上乘之品。略阳“郙阁颂摩崖”刻于建宁五年(172),存470余字,记述了修造郙阁大桥一事,极为珍贵。明代出土于郃阳的“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刊,碑文记载了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生平,并涉及黄巾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书法秀韵飞动,是汉隶中锋圆笔书体的代表作。城固“唐仙人公房碑”,灵帝年间刊,书体是由篆变隶的标志,备受世人推崇。

  三国至南北朝的碑刻及摩崖有10余处,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出土于西安的曹魏“三体石经”残石,存《尚书》、《春秋》两篇84字,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有“正始”年款的“三体石经”。西安碑林的西晋“管氏夫人墓碑”,高仅0.59米,碑首刻有三条弧形晕线,属碑碣演变为墓志的过渡式样,较为罕见。白水“广武将军曾孙产碑”和蒲城“邓太尉祠碑”均刊于前秦,前者书体拙朴,有汉隶“石门颂”遗风,推世之绝品;后者碑文则是研究十六国时期关中少数民族聚居、融合的重要资料。澄城的北魏“晖福寺碑”,魏书中遗有隶意,端庄古拙,被誉为“隶楷之极则”。汉中石门的北魏“石门铭”摩崖,记载了重开褒斜道一事,是这一时期石刻铭文中的佳作。耀县的北周“张僧妙法师碑”,书体隽健而介于隶楷之间,为北朝书法的珍品。

  陕西隋唐两代的名碑荟萃,为天下之冠。全省的40余处70余通(组)隋唐碑刻中,绝大部分位于关中。这些碑刻形制高大,类别丰富,书法价值高,尤以西安碑林的一大批名碑最负盛誉。“道因法师碑”,欧阳通书,以险峻凌厉的小欧书法名传于世。“三藏圣教序碑”,僧人怀仁集王羲之书历时24年而成,以再现王书风貌而极为士林所重。“石台孝经”是碑林最早的藏品,唐玄宗李隆基书,碑身方形,盖顶、碑首、碑身及三层碑座上均雕有精美的纹饰,是盛唐石刻艺术的精华。张旭书“断千字文碑”,书草淋漓酣畅,是著名的“狂草”作品。“大智禅师碑”,史惟则书,被清人推为“开元第一碑”。颜真卿的著名作品有“臧怀恪碑”、“多宝塔碑”、“郭氏家庙碑”、“争座位稿碑”、“颜勤礼碑”等,“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分别为其中年和晚年的力作,极为世人推重。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书体雅练刚健,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柳体楷书范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中国传播、流行的情况,是研究唐代中国与叙利亚、希腊、波斯等国文化交流的罕有资料。成于唐开成二年(837)的“开成石经”,刊《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14种,共计114石65万字,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大型经书刻石。

  关中各地的名碑还有:麟游九成宫遗址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为欧阳询力作,楷书典范,对后世影响极大。西安大雁塔和大荔的两通“圣教序碑”,虽同为褚遂良书,但笔致风韵迥异,连同昭陵的“房玄龄碑”,是公认的褚体三大名碑。昭陵“李碑”,唐高宗李治撰、书,是以行草体书碑的杰作。高陵“李晟碑”,柳公权书,世称三绝。其余如桥陵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扶风唐玄宗李隆基书“杨珣碑”、蓝田僧人帷嵩书“大福和尚碑”、华县韩秀弼书“李元谅碑”,不仅形制高大(“杨珣碑”通高6.7米),也有很高的史料和书法价值。另外,50年代以来西安一带出土的唐“李愍碑”、“东渭桥碑”、“重修内侍省碑”、“智该禅师碑”、“上方舍利塔碑”、“回元观钟楼铭”等,均未见著录,也是研究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难得资料。

  宋金元碑刻及摩崖共发现近130处、200余通(方),遍布以关中为主的全省各地。其史料和书法价值虽逊于隋唐,但内容更加丰富、广泛,加之有助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刻贴的兴起,仍不乏佳品出现。在西安碑林,北宋摹刻的著名碑石有秦李斯书“峄山刻石”、隋智永真草“千字文碑”、唐张旭草书“肚痛帖”、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李阳冰书“李氏拪先茔碑”、“三坟记碑”,怀素草书“东陵圣母宫碣”、“藏真帖”、“律公帖”等,均为不可多得的珍藏。在道教圣地楼观台(周至)和重阳宫(户县),存有宋元碑石40余通(一部分为蒙汉合文),著名者有元代赵孟頫所书的“敕藏御服之碑”、“孙真人道行碑”等,是研究宋元两代道教史的重要资料。西安碑林的“大观圣作碑”和耀县的“褚慧龙章云篆诗文碑”,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所书,内容分别涉及教育制度和道教宗师林灵素(褚慧)的活动,也颇为珍贵。

  在全省各地,还遗存一批从各个角度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的碑刻和摩崖,其中不少未曾著录。主要有:反映金代道教在上层集团活动的元“邱长春内传碑”(宝鸡)、反映制瓷(陶)业史实的北宋“耀州窑德应侯碑”(铜川)、反映盐业管理的南宋“禁运盐榷摩崖”(勉县)、反映宋与金、西夏、元之间边战的北宋“宝塔山摩崖”(延安)、金“宋家川摩崖”(吴堡)和“白沟界碑”(吴旗)、南宋“灵崖叙别摩崖”(略阳)和“李侯重建州治碑”(洋县),以及记载黄河水文状况的北宋“河渎碑”(韩城)等。这些碑刻在证补史阙的同时,往往有着较高的书法价值。

  摘自1998版《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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