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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石门摩崖石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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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石门摩崖石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探讨

  郭鹏

  陕西汉中,自古以来,是连接中原、关中与大西南的枢纽地带,有中国古代交通史上最为辉煌的建筑——栈道勾通南北。在褒斜栈道南口的石门一带,有摩崖石刻160多块,其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最为著名者有被中外书法界称为“汉魏十三品”的摩崖石刻书法作品。这些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地位,已经引起中外书法界的关注。但由于汉中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与外界交流不多,故其在书法发展史的地位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认识。

  石门摩崖石刻以记述褒斜栈道开凿、水利修建、以及题咏为主要内容,在时间跨度上,上迄东汉,下至明清,尤以东汉永平年间的《开通褒斜道刻石》(人称《大开通》)、《石门颂》、北魏《石门铭》等为最著名,受到历代中外书家赞颂。

  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著作中对汉中石门石刻都有著录,尤其清代以来,研究和著录汉中石门摩崖石刻者日多。有清以来,凡较为重要的书法研究和辑录隶书碑帖,几乎都收有汉中《石门颂》等作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毕沅《两汉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以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还有历代《一统志》、省、府、州、县志中都有著录。清代大学者杨守敬、康有为均称赞石门书法艺术;孙中山先生和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也极其推崇石门书法。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辞海》,其封面就是集汉中《石门颂》中的“辞”、“海”二字而成。近年来,文化开放,每年日本书道界有不少书家来汉中瞻仰石门石刻,都给予了予极高评价。日本书道界权威种谷扇舟先生1988年访汉时,亲笔写下了“汉中石门,日本之师”的题字,其石刻至今屹立在汉中博物馆。每年日本及各国游客莅临汉中,都要瞻仰汉中石门摩崖石刻书法,无不叹为观止。

  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此处对其在历史、军事、交通、科学技术、水利建设、人文等研究方面的价值,暂且不论,单就其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以初步探讨。

  汉字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从殷商甲骨文、钟鼎文,到周秦篆书、汉代隶书、晋魏楷书、魏碑、行书、草书,以及宋以后的宋体等,反映了书法从应用到艺术、从单一形体到不同风格的演变,也反映了书写材料及载体的发展变化。如甲骨文通常是人们用锐器直接在兽骨上刻划,故笔力直短简单;篆书是在青铜器铸模或缣帛上描画,故笔形多弯曲变化;秦代起开始有隶书,写或刻于竹简上,故隶书笔画似乎可以看出用刀刻字的着力之处。汉代是由篆书向隶书过度阶段,到了东汉后期,是隶书成熟的阶段。汉中石门石刻正是处在汉字由篆而隶的重要过度时期,它代表了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点,在《开通褒斜道刻石》(亦称《大开通》)摩崖石刻最为突出。该石刻刻于东汉永平九年(66),“已被书法界公认为是古隶中最早,占据首位的刻石”(日本书法家牛好丸一语)。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载:“《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所谓古隶者,前人认为“合秦汉谓之古隶”,也就是兼容秦篆、汉隶二者之特点,独具形态特征。《大开通》其字古拙苍劲,似篆非篆,似隶非隶,界于篆隶之间。无论结体、笔势、笔形,都可以明显同时感悟到篆书与隶书的风格和神韵,这在现存的东汉书法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故清代大学者杨守敬在其《平碑记》中称该石刻“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康有为说:“汉隶之始皆近于篆,……《褒斜》(《大开通》)、《郙阁》……皆朴茂雄深,得秦相意。”从此碑也可以看出东汉中期篆隶并列、篆隶参杂使用,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具体表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篆隶递变和隶书演变的具体实物依据。

  在其后的东汉建和二年(148),有汉中太守王升为已故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刻石记功的《石门颂》,该刻向被称为草隶鼻祖和楷模,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既整齐规范,又富于变化,富含感情,不拘一格,不拘绳墨,笔势纵放,奇趣横生,笔画粗细虽区别不大,但每一笔画却变化多端,字型大小差别较大,收笔多有特殊处理,用笔挥洒自如,不故作修琢,有自然豪放意趣;字画瘦硬,结构疏朗,飘逸有致,笔隶中带篆(如第二字“坤”字)、带草、带行,历来又被书家称为“隶中之草”。杨守敬《平碑记》称之为“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杨孟文碑(即《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清王昶《金石萃编》亦称该刻石“推为东汉人杰作”。《石门颂》称为草隶,始于康有为,他认为,汉隶有“篆、楷、行三体,《郙阁》、《夏承》等为隶中之篆;《张迁》、《孔彪》等为隶中之楷;《杨孟文》(即《石门颂》)等为隶中之草。”可见汉隶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更趋成熟。同时,也可从此碑中看出这时的书法上承篆隶,下启行草的时代过度特点。

  顺便提及的是,汉中略阳县灵崖寺保存的东汉建宁二年(172)的《郙阁颂》石刻、东汉灵帝时(168~184)城固县升仙村《唐公房碑》(1970年移存西安碑林),隶书风格古朴,结构谨严,亦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汉中褒斜栈道上原有晋初太康十年摩崖石刻一方,唐代大文学家孙樵在其《兴元新路记》一文中有录文。摩崖石刻惜已不存,所幸有拓片流世。从拓片看,晋初隶书风格基本与东汉末《郙阁颂》、《唐公房碑》同,规整方正。

  南北朝时的北魏时期的《石门铭》同样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极品。于右任书法曾得益于《石门铭》,他在《杂忆》诗中写道:“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勤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可见《石门铭》书法在于老书法史上的地位,也可从这位书法大家眼中看出《石门铭》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该方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的刻石,在石门刻石中独树一帜,是仅有的一方魏体书法,在书法史上,仍属早期魏体作品,对于研究魏体书法的形成,亦是一件重要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得是,1946年,有一些汉中人士到南京拜访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于老问大家是习南帖,还是习北碑,当大家回答习北帖时,于老当即背诵上述《朝临石门铭》一诗,接着说:“诗言志,歌咏言,为写字而掉泪,人会笑我有神经病,我不会这么傻。但为了革命事业,能以在书法上触景生情,我就情不自禁的偶尔哭了。因为中华民族在北宋以前,原是既文明又雄武的民族,惜乎北宋以后,只重视文明,不重视雄武,苟安怯懦的风气普遍了,书法也紧跟着堕落了!元朝开国,赵孟頫的书法交了运;清朝取士,董其昌的书法邀了宠。此风一倡,遍国中都是侧姿求媚,苟合取宠的书法。七百多年来,想找出能象《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等方峻雄强的龙门书法,就象找龟毛兔角一般。因此我向孙总理建议:我们革命者本身,应首先来提倡北碑。总理说:‘我们今后还是提倡《石门铭》吧!’孙总理当时已受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影响,写过《张黑女》和《石门铭》,他的理由是:《龙门二十品》的书法太严峻了,《石门铭》书法太好,它基于龙门,却不受龙门的绳墨,而又展开了个性,走向了自由。总理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我悟到只写《石门铭》还是不够,必须要二者兼学。前者朝临,取其朝气蓬勃,走向自由;后者暮写,取其归息之际,落入法度。二者所学到手的成就,还得要辛勤地综合一番,使之珠联璧合,成为佳品;这不单单指书法,而是包括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啊!我是这样写字,我希望中国的革命,也能这样做。可是,我的愿望总是达不到,这样我在写字的中宵,我就泪湿枕了……”从于老的这番高论中,我们既体会到了书法同社会国民风气的关系、同国势强弱的关系,又看到了北碑南帖的关系,龙门、石门书法的比较,还看到了汉中石门石刻在书法界应有的地位。

  此外,汉中石门石刻《汉魏十三品》中有“石虎”、“衮雪”二字,不少资料记载分别为东汉郑子真、曹操所书,其成字年代及书者虽尚在进一步研究证实之中,但亦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极具价值的作品。

  自秦末战争中,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汉中市)”(《史记》),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出定三秦,谫灭项羽,遂以“汉”为名,建立汉朝。其后,遂有“汉人”、“汉民族”称谓,中国书体亦被称之为“汉字”,中国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中迄今仍遗存有为数可观的汉魏石刻书法摩崖。因此说,汉中,对书道界来说,无论从汉字的命名,还是从古篆隶、草隶到魏碑体的发展演变,都极有值得研究关注的必要,尚且这里有大量可资研究实物证据。

  (《陕西史志》2001年第2期、《汉中经济》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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