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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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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时期的佛教

  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

  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908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972 ),为吴越国师。门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

  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

  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盘》、《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911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依据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录》入藏经,这较《开元录》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通常依《开元录》

  写经。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请编李长者所撰《华严经论》四十卷入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从关右写到《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编成《续贞元释教录》,请写录施行,这样南方就也有《贞元录》入藏经的写本了。另外,和写经连带着有音义之作。如汉中沙门可洪,从后唐长兴二年到后晋天福五年(931 —940)费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订正了玄应、厚师(西川)、谦师(浙右)、郭迻(河东)诸家旧作的错误,其书今存。又行瑫(895 —956 )也以订正郭迻音义的用意,撰述《大藏经音疏》五百余卷,几乎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义。其书曾风行两浙,全部已佚,最近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百零七卷写本一卷。当时讲家博学的大都遍览全藏。如贞海(后唐)擅长《法华》,三十余年间讲经三十七座,阅览藏经两遍。从隐(后汉)通《弥陀》、《中观》、《百法》三种经论,尝为大众一日作三讲座,阅藏一遍。智佺(后周)讲《百法论》百?啾?登座多不临文,但凭记忆讲述,却极流畅详尽,阅藏三遍以为参考。

  文辇(南唐)习禅,也览大藏三遍,以佛言为定量。义楚(后周)精于《俱舍》,讲《圆晖疏》十余遍,也阅藏三过,并纂成类书《释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犹存。

  五代时佛教艺术无大发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筑窟存三十三个,其中塑像仅保存了唐代的旧规模,壁画也缺乏生气。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区的摩崖龛像(西方三圣像等)较胜。在此时塑像和画像里,十六罗汉等题材特别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有十六罗汉像,皆吴越时造。在僧俗间有好些人以画罗汉著名,如后梁的李罗汉(因善画罗汉而得名)、后蜀贯休(禅月大师)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称弥勒化身,江浙间多有信者,也时图画其像。至于佛教建筑,特别在造塔方面,因鉴于木材之易引火灾,改用砖石,其结构形式虽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别有特色。现存遗构在南方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圣塔(闽国时造)、杭州保俶塔(吴越时造),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南唐时改建)、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南唐时造)。

  另外,当时僧徒有学包内外、吟咏风骚的好尚,故很多擅长诗文或书画的。

  如可止(后唐)有《三山集》收诗三百五十篇,齐己(后梁)有《白莲集》收诗八百首,栖隐(楚)有《桂峰集》,汇征(吴越)有诗文集七卷,虚中(楚)有《碧云诗》,希觉(吴越)有杂诗赋十五卷,贯休(后蜀)有《禅月集》等。其能书的则有贯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书),又晚峦(能草书)等。能画的有智晖(后唐)、智蕴(后周)、蕴能(吴越)等,都很著名。

  四、五代十国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历时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相当深远。来自西北的各部族,完全控制了河西广大疆域,直逼灵州、秦州,发自东北的契丹,寒光铁骑,出入于河北境内。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断进行改朝换代的战争,前后建起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而势力只能向南推到淮河流域。江淮以南,也是群雄竞起,割土立国,先后出现十个小朝廷。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混战的局面。

  北方五代,大都是军阀当权,他们迷信长枪大剑和金钱万能,不得已时,还有出卖国土、做儿皇帝的一途;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知为何物。南方诸国相对稳定 ,地方经济得到新的开发,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全国南北的经济文化格局,开始了重大的调整,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

  1.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和周世宗限佛

  北国不停息的战乱,造成赋役沉重,掠杀连年,既给佛教设施以严重破坏,也驱使更多的丁壮和人口流入僧侣阶层。从政治上说,佛教对统治者是无害的,从急需兵源和财力上说,佛教却是暴敛和强征的重大碍障。因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

  梁龙德元年(921),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

  这是后梁君臣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也是整个五代王朝时佛教的基本态度。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敕并无名额小院舍”。明宗天成元年(926)敕,此后不得辄造寺院,衷私剃度。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亦敕,今后违章私度者,“并请重行决断发遣,归本乡里收管色役;其元招引师主及保人等,先具勘责违犯条流愆罪,亦请痛行决断。”至后汉乾佑二年(949)。司勋员外郎李钦明上疏,更请沙汰僧尼;国子司业樊伦上疏,请禁僧尼剃度。

  君臣上下的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统治者有过不止一次的决心,但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史载,有胡僧自于阗来,唐“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庄宗自好吟唱,虽行营军中,亦携法师谈赞,时或嘲挫”。唐末帝也对佛教“颇宗奉”。晋高祖更多次赐寺院名额及僧尼紫衣师号。出令者就是毁令者,这是有令不行的重要原因;而只禁“此后”,实则承认全部现状,往往使国家政令变成儿戏。在中原地区彻底限制佛教扩张的,是周世宗。

  公元951年,郭威建国周,从称帝之日便着手进行改革,包括对佛教的切实控制。广顺三年(953),柴荣以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功德使管理僧道,执掌出家、度牒、试经等事项。同年诏废都城开封无名额僧尼寺院58所。翌年,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他在坚决击退北汉刘崇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推行改革,整顿国务,对佛教则采取大规模压缩和坚定限制的方针。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违者重惩;严禁“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并不许再建任何寺院、兰若;鼓励僧尼还俗。其中对革除佛教旧弊的规定尤其精采:“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施俗,今后一切禁止。”

  准确地说,周世宗是整顿佛教,而不是毁灭佛教。上述措施的结果是,“所存寺院凡2694所,废30336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从另一方面看,其存废寺院总数比会昌毁佛时的44600所要少一万余所,但唐武宗令行全国,周世宗只能实施于中原一地,可见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的佛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发展。周世宗以前的限佛法令,全是废话。

  柴荣是五代中最有作为的君主。当权以后,“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改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他正是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宗法伦理角度,废除YIN祠,整饬佛教教团的。当然,经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赵匡胤开宝二年(969)巡访正定龙兴寺时说:“朕忆得先皇显德年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以为奄有封略,不过千里,所调租庸不丰,边备校贯屡空,于军实算口莫济于时,囚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铸以为钱。”

  周世宗采取的佛教对策和振兴儒家的设想,对宋代确立新的统治思想无疑是有影响的。

  2.吴越佛教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们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其余四家都在南方,面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镠被封吴越王,此后历五世72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吴越武肃王钱镠,青年时代信奉道教,后转而并奉佛、道,晚年则深信佛教。据载,钱锣的奉佛与禅僧洪諲的活动有关:“初,諲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諲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日,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为了收罗才学异人,他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国师。”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予高僧以优礼,他专为禅僧道您创建龙册寺,“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据传,当周世宗整饬佛教时,他曾制8万4千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当时全国的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有德韶、义寂、延寿等。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的法嗣,当钱俶早年刺台州时,便已“延请问道”;嗣王位后,“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著名僧侣,曾被钱俶召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钱俶又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次年又接住永明寺。

  吴越佛教对以后佛教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三教合一的提倡。钱俶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禅教二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为了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义寂奏请向各处搜求,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其后高丽僧谛观携带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使天台宗在宋初时呈现“中兴”之象。相对于北方诸国佛教重戒律和经义而言,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点,在南方诸国中也有普遍意义。

  吴越对东南经济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在这个政权统治下,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钱镠晚年,招致台州禅僧师彦。师彦经“累召,方肯来仪”,最后以“寺仓常满”为由辞去。事实上,居留于“仓常满”寺院的禅师多起来,中唐以后南方禅师多隐遁山林的状况,至此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部分又回到了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政权还有闽。闽以福州为国都,对福建的开发和中外海上交通的开辟,作用良多,经济和文化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凡斋僧构刹,必请问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义存居闽讲法40余年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 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义存弟子也多得闽王礼遇,如师备在闽说法30年,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奏赐紫衣、师号。王审知子王延钧也奉佛,曾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南唐君臣更是酷好佛教,常为史家所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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