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心觉生平事迹析论
　　前言
　　妙心寺的开山住持心觉老和尚（1900～1969）1，是一位颇具传奇性的人物。在青年时期，先后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并积极投入抗日运动。战后，更曾任中国国民党南 市支会执行委员、佛教会分会常务理事，且参加台南市议员选举，及接受政府表扬为“抗日志士”。中年后为何选择出家、创立妙心寺？学界对其所涉及之争议事件及其人格的探讨，有著迥异的评价，引发笔者一探究竟的想法。笔者参阅一手资料并走访释心觉的后代，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释心觉传奇的人生。以下略述其生平事迹并针对其争议事件加以探析。
　　一、生平事迹
　　释心觉，俗姓梁，名加升，字拓荒，又字少沧，笔名霜梧，台南市人。1900年1月5日（农历1899年12月5 日）出生。小学毕业后，赴中国厦门同文书院就读，旋赴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后回台积极投入争取台籍人士权益的社会运动。曾先后参加台湾文化协会2、台湾民众党3等团体。1927年8月7日，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并辅导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台南区，其下设有机械、木材（木工）、土水（泥水匠）、印刷、店员、理发、线香、台南劳工会、安平劳工会等九个工友会，会员有二千多人4。此外，氏不但出任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书记5，又任台湾工友总联盟台南区主席6。1928年高雄浅野水泥公司发生劳资纠纷，台籍工人群情激愤。为抗议公司的不平等待遇，氏被指派为罢工团副团长兼纠察队长；4月初参与抗争，5月31日日本总督府以“暴力行为取缔法”下令拘捕7。被捕期间，台湾民众党于10月7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通过“政治经济劳农委员会章程”，并选出委员，氏被选为“劳农委员会”委员8。嗣后经同志的奔走及买通，同年12月27日获判无罪。氏获释后，更积极的参与民众党台南支部的党务工作。台南支部举办的多场讲演会，也曾担任辩士（即讲演者），所参与讲演会有：反对普度讲演会9、第六次议员改选批评政谈讲演会，讲题“官选的地方自治与工人”10、1931年五一节纪念大讲演会，演题“由○○得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11。1931年2月，氏被选为台湾民众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1931年）2月18日，台湾民众党召开第四次党员大会，……就在此际，台北警察署长突然出现会场，民众党主干陈其昌交付‘结社禁止命令’，并当场声明台湾民众党业已被取缔，故命其集会解散，同时将蒋渭水、陈其昌、许胡、卢丙丁、梁加升……等16人加以逮捕，送往警察局拘押，翌日始予释放。”121932年3月，氏进入《台湾新民报》工作13。离职后，旋赴中国福建、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经商，并担任旅粤台湾同乡会理事长。日本战败后（1945年），被日本征召之台湾军夫及护士（慰安妇）滞留中国，氏为同胞回台而奔走，于11月29日搭昌明轮船赴澳门交涉船只安排事宜。回程时，行至 珠江口被日人安置之水雷炸沉，同船百余人，仅他一人幸存，在水上漂流多时，终为龙穴岛渔民救起14。历经这一大难而能幸活，氏对生命顿有感悟；战后即返回台湾且开始信仰 佛教15，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当选第一届执行委员。1950年，参选台南市第一届市议员落选。161952年6月2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台湾省分会台南市支会正式成立，氏任该会常务理事，并担任主任干事之职。
　　1955年8月31日，由于氏之小儿子梁培疏因涉白色恐怖被枪决，令氏内心百感交集，顿觉生命无常。此乃引发他出家为僧的主因。17故于同年的11月于高雄县大岗山礼超峰寺住持开照为剃度师，正式出家为僧，法名“心觉”。1955年11月22日前往台中宝觉寺受戒。1958年，于大岗山创设静心觉苑，栽腊梅千株，以为清修之所。1959年将静心觉苑奉献给超峰寺接管。1960年得其亲戚之助，在台南县永康乡（今永康市）开创小东山妙心寺。1963年接受政府表扬为“抗日志士”。1968年11月完成妙心寺大雄宝殿大部分的工程，并举办大雄宝殿落成佛陀圣像开光暨释心觉升座大典。次年1月27日辞世，享年70岁，僧腊14年，戒腊14年。
　　二、释心觉倍受争议之事件探讨
　　释心觉所处的时代背景，历经了两个政权的统治：一为日治时期，二为国民政府时期。在日治时期，他积极参与争取同胞权益的抗争运动。战后，除了加入国民党，从事党务工作外，也担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台南市支会常务理事兼干事之职。从他的生平事略，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热心关怀社会、政治，又能身体力行的人。然而由于高执德事件，却让他一生呈现两极化的评价。
　　有关探讨释心觉行事的著述中，有两位学者各持相反的看法：一为黄文树在“大高雄地区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大岗山派心觉法师行述〉一文，对释心觉有深入完整的探讨；然而，文献引用有些许错误及遗漏注记，但整体而言，对于释心觉是予以正面的评价。另一为吴老择，对释心觉的评价却是负面的，可能因吴氏凭其记忆，未能充分参考相关文献，所以，有几处的推测是有待商榷的。以下针对二者有争议、贻误之部分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林慧云事件
　　吴老择受访时，提到释心觉曾向日本警方检举中国来台的出家人林慧云涉谍事18；但其推论却没有依据。而江灿腾也有此一说，其讯息来自释慧岳19，而释慧岳又是从释西定而闻20；这经辗转传闻而来的讯息，是有待商榷的。笔者参阅相关文献，及访谈释心觉的儿子，得知有所出入。因为林慧云是在1934年受邀参加开元寺落成受戒法会，1936年被检举涉谍；这与释心觉信仰佛教的时间是有出入的，根据笔者访问释心觉的二儿子梁南坤（1921～2004），表示：
　　父亲从大陆回来后（1945年），因发生二次大战，美国总统指使发射原子弹，炸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日本死了好多人。美国总统是基督徒，对于一个教徒，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从那时候开始信仰佛教。21
　　此外：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日军竟置前被征召之军夫及护士等遣送返台于不理，是时他极力奔走四方，雇用民船渡台胞归返故乡，使久在异乡奴役之同胞重得温暖。曾一次坐船赴澳门交涉船只，行至珠江口竟被日本安置水雷撞沈，同船百余人，仅他一人幸存。在水上漂流11小时，终为龙穴岛渔民救起，至此顿悟善有善报，启开他的佛性的渊源。22
　　从上述得知，释心觉是在战后，才与佛教有深层的接触及信仰。在日治时期，他接触的宗教是基督教，在其出家回忆文章也提到：
　　我原是接近基督教，而一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信仰佛陀；出家摩顶，继而受戒。大部的亲友认为奇特。23
　　释心觉之孙子梁百煜也提到：
　　听爸爸说：爷爷差一点成为基督教的传教士。24
　　由此证实，他在信仰佛教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接近基督教；他深交的朋友同志中，有不少是基督徒，包括韩石泉、蔡培火、王受禄等皆是。所以，亲友对于他接触佛教而后出家，才会觉得很惊奇！
　　另外，当时台湾文化协会，为配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25，征求台湾岛内募集请愿人，收集连署请愿书工作，以便于让台湾代表，能携带请愿书到日本帝国议会请愿，当时释心觉被派任募集的工作，并兼任各地的运动联络员，经常四处奔走。在他的文章提到：
　　和各地警察打游击。为遮蔽身份，时而以老神（绅）士派头出现，时而以菜贩、工人、土地测量员变装易容出现，箱笼中除了请愿书外，别无长物，出门只一担皓月，归来只两袖清风。26
　　由上述可知，从释心觉热心公众事务，全心投入党务工作的精神，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再接触佛教，虽然这期间，曾与革命僧林秋梧（1903～1934）有所接触，但双方应是共同推行党务工作的同志、朋友关系，因为林秋梧同是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的党员。当时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所属的团体有“台湾工友总联盟台南区”、“赤崁劳动青年会”、“安平读书会”、“台南文化剧团”。释心觉与林秋梧曾参与1930年8月4日“赤崁劳动青年会”发起的“反对中元普渡”讲习会27。而林秋梧病故后，释心觉虽名列60余位“亲戚友侣”之
　　一，出席拈香，28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居于同志、朋友的关系，不足以佐证释心觉在日治时期为开元寺的檀越。
　　另外，有一点值得思考的问题：释心觉在1926～1931年期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退出台湾文化协会后，复加入台湾民众党。这些团体都是反对日本对台湾同胞的不平等待遇，以争取台湾人应有的权益为行动诉求。而释心觉曾在1928年4月，参与台湾民众党支持的高雄浅野水泥抗争事件，5月31日被捕入狱，在他的文章中提到：
　　当高雄浅野水泥争议进入罢工决战状态，余收到中央党部密电令，“赴高协助黄（即黄赐）领导工友争取胜利达成任务为止留高”之命令，决心誓死以赴。29
　　由上述可知，释心觉是一位愿意为同胞争取权益，不惜牺牲性命向日方政府抗争到底的人，足见他对于日本政府极度的不满。这样的情怀，怎可能向敌方密报来陷害自己的同胞呢？这与其理念是相违背的。
　　高雄浅野水泥事件，日本政府以违反“暴力行为取缔法”，将释心觉等人逮捕入狱，囚禁两百十七天。但吴老择认为不足采信，并提出：
　　经查日据时期各种社会组织都需事先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未经许可而暗中进行，其首谋者，若不是如雾社、西来安（庵）事件的匪乱罪，就只是违反治安警察法，最多判刑4个月，囚禁80天就得假释出狱。所谓“身系囹圄凡七阅月（200多天）”，实不合常理。30
　　但据梁南坤表示：
　　父亲被抓时，日本政府以不理睬的方式，故意拖延审问。经民众党党员多方的奔走，买通法官，也请律师团为其辩护，经过三审才被判无罪。父亲在台南看守所被关了七个多月。这事件是我在六、七岁时发生，父亲入狱的那七个月（党部有送补给也好，没送也好），我母亲含辛茹苦的靠著裁缝、帮人家洗衣来维持生计。她大部份的时间都在裁缝衣服上，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将裁缝机挪到火炉旁，教我们如何煮饭。哥哥放学回来，就负责收衣服、折衣服，将洗好的衣服分送给客户，然后再带回待洗的衣服。那七个月母亲真的是很辛苦，独立的抚养我们。31
　　从以上得知，释心觉因日本政府拖延审问，以致被囚禁了七个多月，并非被判刑入狱，获释时还拍照纪念。
　　1931年2月18日台湾民众党遭禁后，释心觉在1932年3月曾进入《台湾新民报》32工作。而释心觉是在何时离职，及离开台湾到厦门、香港？梁南坤并没有主动提起，仅提到全家旅居的年代：
　　全家旅居到香港是在1939年。33
　　由此可知在黄文树的文章中，引述联合报之部分报导，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报导者未能标明释心觉离台的年代，因此，过于简略的报导与事实不符。其文中有一段提到高雄浅野水泥事件，内容是：
　　他与黄赐等三十八人被起诉，但在法院审判时，志士们多方奔走，以金钱买通法官，……同年（1928）十二月二十七日，他们被保释出狱，然后经过十次申请，始被日本政府核准“放逐”到厦门、广东等地，……以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儿子梁南坤的名义，在香港开了一间南大公司香港支店。34
　　实际上，这事件之后，释心觉还是继续参与台湾民众党的抗日运动，并没有离开台湾，这一点黄文树并没有采纳报导之内容，他提出释心觉是在台湾民众党解散后，才离开台湾，但其他部分则采用报导的内容：
　　台湾民众党被解散后，心觉法师被日人放逐离台，那期间，他以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儿子梁南坤的名义，在香港开设了一间南大公司香港支店。35
　　这一段内容吴老择却觉得有矛盾之处，他说：
　　台湾民众党在1931年2月18日被解散，此时梁氏刚32岁，他的儿子21岁，那氏应该在11岁就生下梁南坤了。再退一步，就算在18岁（1917）结婚的同年就生下梁南坤，至1931年也只有14岁，那里可用其名义创立公司呢？36
　　这确实是有所出入，可能因报社报导之内容碍于篇幅，有所省略及疏误。笔者从释心觉的孙子梁百煜取得资料，他提供当时南大洋行香港支店“戎克航行许可证”及“假帆船船籍证书”相片，许可证上的日期是昭和18年（1943），这时梁南坤确实是21岁。所以，可以得知用其儿子的名义登记洋行是在1943年，并不是1932年。
　　至于释心觉是何时离开台湾？陈真有不同的说法：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略之心更加暴露之际，氏因日人对之监视甚严，无法进行反日活动，七七事变（1937）时乃潜赴厦门，在闽、粤经营贸易，于商场得意一时。37
　　从上述资料可以推知，《台湾新民报》在1937年4月1日被强制废止全台日刊报纸汉文栏，1932年3月进入《台湾新民报》的释心觉，此时可能因此而离开报社，先行到厦门等地经商。待事业有了基础后，才于1939年将全家接至香港。若以此推知，1936年释心觉应还在台湾。但从以上的种种例证，可以确知释心觉在日治时期还没有信仰佛教，甚至差点成为基督教传教士。况且他又是积极全心投入抗日运动；虽然民众党在1932年被解散，但释心觉转而在《台湾新民报》工作，该报社是“台湾人的喉舌”，唯一有汉文的报社。这工作可说是延续他一心护持同胞权益的一贯理念。虽然他后来离开报社到厦门、广东一带经商，但还是充当我政府与抗日份子情报传递的工作者。38
　　从上述的论证可以得知，1936年向日本检举林慧云从事间谍工作的人，不应是释心觉。为何有此传闻？可能与高执德事件有关，因为学界、教界大多认为释心觉是密报高执德
　　之人，因质疑其人格，而引发联想揣测检举林慧云事件也是释心觉所为。以下针对高执德事件的密报之说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高执德事件
　　有关高执德（1896～1955）事件，在学界有释慧严、李筱峰、蓝吉富、黄文树、江灿腾、阚正宗、苏瑞锵、高荣松等人，曾论及或有专文探讨。而叶阿月、吴老择则以口述回忆这段历史。其中，叶阿月的说法39最常被学界引用，她提到：“梁先生（按：释心觉）与保密局人员来慎德堂访问证光和尚（高执德），随后押往保密局。”学者以此衍生种种的假设及推测。
　　其中，吴老择更直指释心觉即是密报高执德之人，并揣测如下：
　　光复后，梁氏亦长期地被观察，因为他的父亲亦参与二二八事件而被密集的追查中……可知梁氏亦处在恐怖气氛中，是无须待言的。检举高证光，可能是不得已而采取自保办法，他知道若不立即喀嚓砍下去，可能会受到连坐。但没料到砍了高证光，同时也砍了自己的儿子梁培疏。40
　　其实，释心觉的父亲早于1930年6月12日往生41，并没有遭遇二二八事件。释心觉又是国民党员，因此吴老择的推测与事实大有出入。诸如此类，吴老择针对释心觉的相关猜测，有多处是值得商榷。阚正宗从“档案管理局二二八事件档案”及采访与高执德同期被捕之人，重新解读，并于〈台南开元寺僧证光（高执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一文中，针对吴老择口述与史实不符，作了一番厘清，也回应学者的疑义及推论，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针对密报之说作探讨。
　　最近阚正宗在未出版之新作《物华天宝话开元──二级古迹开元寺历史文物精华》一书中，阚氏查阅《觉生》刊物记载1954年5月17日高执德公开参加慎德堂举行安藏典礼，并亲自说明请藏的缘起和经过。阚氏更分析所谓“高执德的因行踪公开，当晚即被逮捕”一事。42事实上，高执德被捕是在1954年5月24日凌晨12点43。虽然如此，但他透露了一个重点，即是高执德的行踪是公开的；既然是这样，其实并不需要别人密报，而且以情治单位的绵密组织，对其行踪应是了若指掌。所以，释心觉被质疑为密告之人，是值得再作探讨的。
　　笔者也从其家属梁南坤和梁百煜得知：
　　培瑛那时候常出入开元寺，研究印度佛教。他当时的思想偏向左派，参与左派组织时已有觉悟，即不想结婚，但他却鼓励参与组织的独生子身份的同学要结婚，以传宗接代。他自认为家里还有其他兄长，可以不用娶。他与同学共有三人，常在开元寺出入，后来被出卖，其他同学有人去自首，主导的是开元寺的住持，不是他们三个，他同学做正的，他做副的。44
　　三叔（梁培瑛）当时有听到风声，曾躲到中部外婆家的阁楼，至于在哪里被抓不知道，有调查人员曾到我们的木材行（台南）搜查，后来在木材行搜到弹药及无线发报机，木材行也被查封。45
　　从这段口述透露了一些讯息，即是其家人都知道梁培疏常往来开元寺，其思想偏左。而且在未被捕之前，即闻风而四处躲藏。由此可知，释心觉不可能不知其儿子的走向。所以，释心觉若检举高执德的话，相对的对其儿子也不利。而且以释心觉的社会历练，若要检举他人，也不需公开露面。况且高执德与他又相识，和其儿子关系密切，于情于理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上文提到梁培疏是被出卖，而四处躲藏，且经营的木材行还被搜出弹药及无线发报机，木材行也因此被查封。这在当时等同叛乱，情节重大。梁家定被列为监控的对象；所以，释心觉与保密局的人同往慎德堂，可能是非自愿的，是被强行要求同往，与高执德会面，有助了解梁培疏的案情。
　　事后，高执德的儿子高克勤曾托人问明释心觉原委，但释心觉却没有详告。46其实，在白色恐怖的时代，若是家人牵扯到叛乱之嫌，该户常被列为监视的对象，以释心觉曾参与政治的丰富经验，定更加的谨言慎行，避重就轻，不敢详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经意的述说都有可能波及无辜。由此可见，释心觉当时的处境是非常无奈的，木材行被查封，儿子有叛乱之嫌，又加上外界的质疑，可说是有苦难言。
　　又梁百煜提及其三叔梁培疏被枪决后的处境：
　　从此（木材行被查封）我们家道中落，因为三叔的事情，真如惊弓之鸟，别人对我们都保持距离，而家中所有看得到三叔遗物及资料包括相片也都一一销毁。47
　　从其描述得知，那样的时代，家人触犯叛乱之罪，真如惊弓之鸟。由此更可以理解释心觉不能详告的苦衷。
　　综上所述，有关释心觉密报高执德之说，向来备受讨论，如前所述学界大多引自叶阿月的说法；然而，若未能考虑相关人事物及时代背景，则易流于以表象来论断。笔者透过访谈及参考相关文献，尝试从人性面作不同角度的观察，期能提供另一思考空间。
　　（三）被指控变卖开元寺寺产事件
　　释心觉被指为欲变卖开元寺寺产，此一说法与高执德有关。吴老择的看法是：
　　1950年11月，台南市氏（释心觉）参选台南市议员落选，此时心耀法师还在，氏就来住开元寺，告发证光法师（高执德）为共产党员，使证光法师被警总逮捕。氏于证光住持不在之后，申报地价时，就把开元寺周围的宅地，申报比以前提高数倍（说有意变卖），因此每年增加了数十万的地价税。氏是黑、白两道人物，计画对开元寺夺权以卖掉开元寺产，但不久心耀法师圆寂了，证光法师还在狱中，未处死之前，不能剥夺他住持的职位。此事看来不易谋取，氏就离开开元寺，往大岗山的寺庙出家。48
　　有关上述的说法，阚正宗在其〈台南开元寺证光（高执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一文中针对其错误提出反驳：
　　证光（高执德）被“警总”逮捕并不正确，事实上是“保密局”。……其次有关心耀法师（？～1958）的部分，1950年11月时还住在开元寺，这虽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战后心耀法师主要是住持高雄冈山的警悟堂，……从1950年11月到1958年10月31日心耀圆寂，前后约八年，这应该不能算是“不久”，事实上心耀法师还比高执德晚了三年多才过世。49
　　据此，吴老择的回忆有多处错误。除此之外，笔者也从相关文献发现还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其一，在《大乘月刊》〈庆祝印明大和尚七十七龄寿诞〉记载释印明：
　　连任本寺副寺十年，监院十年，顾问五年，对于开元古刹贡献至钜，乃于民国四十年（1951）十二月一日，就任开元寺住持。三年以来，改进寺务，不遗余力。50
　　这与吴老择的说法也有出入，因为从1951年12月1日起，开元寺即由释印明接任开元寺住持。另外，高执德的儿子高克勤，向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台南市支会申诉时，提到其父亲被捕的内容：
　　于民国四十一年（1952）年（高执德）因带病辞职，渡日疗养身体，本年（1954年）3月28日始返回台湾。51
　　可见高执德从1951年12月起就不再是开元寺的住持。所以，吴老择提到梁加升趁住持高执德不在时，提高地价的申报，实有人物错置的情形。
　　其二，又高执德被捕时，氏的第三儿子梁培疏也被逮捕，在生死未卜的情形下，氏竟不为疼爱的么子安危而奔走，反觊觎开元寺的寺产，这似太不合乎常情了。
　　其三，寺产的变卖是需经住持的同意及信徒大会通过的机制，方能出售，氏既非住持也不是当家，仅是信徒代表之一，依法是无此权限的。
　　其实，有关氏介入开元寺产的部分，阚正宗在其未出版的《物华天宝话开元——二级古迹开元寺历史文物精华》一书中，有深入的探讨。阚氏参考相关文献所作的推论如下：
　　政府一连串的土地改革是造成拥有大片土地的开元寺迅速失去寺产的主要因素，氏（释心觉）透过开元寺会员代表介入开元寺寺产的运作，证据显示是在民国42年10月之前，如果是这样氏透过信徒代表身份提高地价申报的目的，极可能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公布施行有关，欲让开元寺岌岌可危的田产以高价脱手。52
　　从上述得知，提高地价的前提是需经寺方同意方能办理。且从其推论来看，虽然氏是为开元寺寺产解困而为；但确实也因地价的提高，增加纳税的负担。但造成开元寺“收租不够纳税”而积欠钜额税金，是1956年都监释复妙为寺产自保，又再度申报高于原地价约4 倍的地价，以致面临寺产难保的窘境，落得出售寺产一部份（三分子148 号）土地以偿纳地价税。53阚氏的研究，可以说明释心觉提高地价是为因应“耕者有其田条例”。否则，释复妙不会再度将地价提高4 倍。这一线索的发现，提供了重新看待梁加升介入开元寺寺产的角度。
　　结语
　　综上所述，释心觉是一位受高等教育又热心参与公众事物的人，从日治时代的抗日运动到国民政府时期参加台南市议员选举，足见其对公益、政治的参与是多么热衷。由于其个性积极主动，又勇于表达，做事态度一向投入又全力以赴。所以，无论参与任何团体，自然成为该团体的要员。他接触开元寺而后成为该寺信徒代表，即是一例。然而，开元寺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资源丰富，是众所周知，但由此也衍生寺产、派系之纷争。释心觉过于积极的投入开元寺的相关事务，急求表现，因而招来被质疑为上述事件的主谋者，是不意
　　外的。但他随著其儿子被枪决，而后出家为僧，54其性情有所改变，淡出群众，将其余生全心投入创建妙心寺，但由于年事已高，不胜负荷。因此，大雄宝殿落成后不久即辞世。其对妙心寺最大的贡献乃创立妙心寺并完成局部之建设，虽未能完成全部建设及弘展志业，但却已为妙心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注释：
　　1.参阅梁南坤提供的“家谱”。在黄文树撰〈大岗山心觉法师行述〉一文中，释心觉的出生年代误登为1898年。在杨宫妹（释如微）的《台湾佛教僧团的现代转型——台南地区开元寺与妙心寺之比较研究》中，释心觉的出生年代为1899年，二者皆有误。
　　2.日治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与抗日民族运动之团体，1921年10月17日成立，1931年后停止活动。参见何义麟撰，〈台湾文化协会〉条。收录于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年9月），页1078。
　　3.日治时期台湾人所组成的唯一合法政党，拥有21个支部，总计约有600 名党员。1927年7月10日在台中成立，成员是文化协会分离出来的右派干部，该党主要目标在于要求地方自治、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改革学制、教育机会平等、废除保甲制度、改革金融专卖制度与税制等。1931年2月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遭日警下令解散。逮捕蒋渭水等16人，同年8月5日蒋氏去世，民众党势力完全瓦解。参见何义麟撰，〈台湾民众党〉条，收录于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年9月），页1087。
　　4.韩石泉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辑编印委员会，《韩石泉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辑》（台南：韩石泉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辑编印委员会，民55年10月），页75。
　　5.庄永明，《韩石泉传》（南投：台湾文献委员会，民82年11月），页105。
　　6.同4.，页38。
　　7.孔子嘉，〈参加抗日活动未受政府委派完全基于民族大义〉，载《联合报》，民54年10月8日，第6版。
　　8.蔡培火、吴三连等著，《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民71年2月），页387。
　　9.李筱峰，《台湾近代名人志?第四册》（台北：自立晚报社，民76年），页291。
　　10.同4.，前录相片。
　　11.同注9.，页300。
　　12.同注8.，页441。
　　13.〈梁加升先生事略〉，《台湾风物》第19卷第3、4期（台北：台湾风物，民58年12月），页100。
　　14.释心觉遗稿1：“余任旅粤台湾同乡会理事长台湾同胞二万余人之安全系在余身，闻悉澳门长泰、永泰两轮整修计画行驶台湾，余以理事长身份往澳门接洽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同○子冯孝君（碧苑）搭昌明轮由澳门归省城，船至○仃洋触水雷沉没，余○漂流十一小时获救，身○重伤就医脱险。”PS.○字被虫蛀掉。
　　15.梁南坤访谈录（2002.04.02）：“父亲从大陆回来后（1945年），因发生二次大战，美国总统指使发射原子弹，炸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日本死了好多人。美国总统是基督徒，对于一个教徒，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从那时候开始信仰佛教。”
　　16.苏南成等监修，《台南市志卷九选举志》（台南：台南市政府，民68年3月），页124。
　　17.梁加升寄予其妻之信函：“惠招如面：卿收到本信时，应是鄙人摩顶为僧伽的时……余自英儿（培疏）亡后，对社会一切的一切已成幻灭，这数月来只诈痴诈醉，过著矛盾的生涯。长此以往必定自我毁灭。余为求有正常的生活，秉余所信佛陀决心，做个佛弟子，为佛教做些事，余志已决，自不能挽留，余信这条路是余之归宿处。”（妙心寺提供）
　　18.吴老择口述，卓遵宏、侯坤宏主访，《台湾佛教一甲子：吴老择先生访谈录》，页78。
　　19.江灿腾，〈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的源流和发展〉，《大岗山法脉传承史．通讯录》，页57之注101：“据慧岳老法师告诉笔者说：‘林慧云比丘，来台后，由于深受龙湖庵方面的重视，甚至有庵中年轻女学员，转拜他为师，此举在当时是犯大忌讳，因而被开元寺檀越出身的梁加升（1899～1969），向日本警方检举林慧云比丘，有从事间谍工作的嫌疑’”。
　　20.释传道表示：曾于2005年5月26日向慧岳法师当面请教，有关江灿腾引其说法提及梁加升即是向日本警方检举林慧云的人，此讯息从何处来，慧岳法师表示是从西定法师而闻。
　　21.梁南坤访谈录（2002.04.02）。
　　22.庄永明，〈妙心寺心觉和尚〉，《自立晚报》，民74年1月27日，第10版。
　　23.霜梧（加升），〈我往台中受戒一年的回忆〉，《法音》，第1卷第12期（民45年11月20日），页16。
　　24.梁百煜访谈录（2005.05.28）。
　　25.此一运动旨在台湾设置议会，以牵制台湾总督在台湾的施政。从1921年起到1934年为止，14年间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15回请愿，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在运动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接受到台湾当时最有力的团体的支持：先是文化协会，后来是台湾民众党，并以林献堂为中心。参见蔡龙保，〈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条，收录于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年9月），页1179。
　　26.少沧遗稿，〈日据时代台湾民族革命运动兴起与沿革略述〉（民54年6月3日稿），页8～9。
　　27.张炎宪等编，《台湾近代名人志》（台北：自立晚报，民76年），页291。
　　28.阚正宗、苏瑞锵，〈台南开元寺僧证光（高执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护僧》第37期（高雄：中华佛教护僧协会，2004年12月），页24。
　　29.同注26.，页18。
　　30.同注18.，页81。
　　31.同注21.。
　　32.庄永明，《台湾百人传?1》（台北：时报文化，2000年 5月22日），页82：“《台湾新民报》，是由民间集资经营，秉持其做‘台湾人的喉舌’之外，还得和当时岛内的四家御用报纸相互竞争。一九三四年，《台湾新民报》也和这些‘类似官报’的御用报纸一样，发行晚报，愈拼愈勇，销售份数突破五万以上。”
　　33.同注21.。
　　34.孔子嘉，〈不满不平待遇发起罢工风潮〉，《联合报》，民54年10月8日，第6版。
　　35.黄文树，〈大岗山派心觉法师行述〉，《护僧》第27期（高雄：中华佛教护僧协会，2002年6月），页41。
　　36.同注18.，页82。
　　37.陈真，〈少时率众抗倭报国晚年独伴黄卷青灯 心觉法师圆寂修成正果 遗体火化获八粒舍利子〉，《中国时报》，民58年2月2日，第7版。
　　38.孔子嘉，〈参加抗日活动未受政府委派完全基于民族大义〉，《联合报》，民54年10月8日，第6版。
　　39.叶阿月，〈中日佛教三宝的差异〉，《中日文化差异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民81年3月初版一刷），页254：“一九五三年，证光和尚从东京搭机返台，回到故乡员林高家。随后由教姑与笔者招待，住宿于台南慎德堂，参加开元寺新派及其信徒们庆祝大藏经奉置欢迎会，当晚，梁先生与保密局人员来慎德堂访问证光和尚，随后押往保密局。约一年半后（即一九五五年）即遭国民党枪毙。”
　　40.同注18.，页91。
　　41.心觉的族谱。
　　42.阚正宗，〈一、印明和尚的欠税风波〉，《物华天宝话开元——二级古迹开元寺历史文物精华》，未出版。“高执德到日本养病外，还因缘际会地迎请到《大藏经》回台，后安奉在台南市慎德堂中。43年5月17日，正式在慎德堂举行安藏典礼，高执德并亲自说明请藏的缘起和经过，参与的诸山大德及居士共有二百余人。这一公开活动，让高执德行踪曝光，也就是在当晚，保密局人员就到慎德堂将其逮捕。”
　　43.声请书〉，民43年6月24日，高克勤呈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台南市支会。“二、缘于五月二十四是下午十二点许，忽有台南市人梁加升偕一不明身份便衣人来慎德堂访问家父，然后要求同去，嗣后一去不回，虽经托人询问梁加升是何理由？而他不肯详告。”
　　44.同注21.。
　　45.同注24.。
　　46.同注43.。
　　47.同注24.。
　　48.同注18.，页47～48。
　　49.同注28.，页21。
　　50.〈印明和尚略传〉，《大乘月刊》第六期（民43年9月10日），页19。
　　51.同注43.。
　　52.阚正宗，〈（二）心觉法师（梁加升）在“高执德事件”的因素〉，《物华天宝话开元——二级古迹开元寺历史文物精华》，未出版。
　　53.阚正宗，〈一、印明和尚的欠税风波〉，《物华天宝话开元——二级古迹开元寺历史文物精华》，未出版。
　　54.梁加升致其妻的信函中提及“余自疏儿亡后，对社会一切的一切，已成幻灭，这数月来只诈痴诈醉，过著矛盾的生涯。长此以往必定自我毁灭。余为求有正常的生活，秉余所信佛陀，决心做个佛弟子，为佛教做些事，余志已决，自不能挽留，余信这条路是余归宿处。至于社会上毁誉褒贬，在所不计。”从其信得知，并非吴氏所言因夺取开元寺住持不果，而赴大岗山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