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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寺院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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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寺院与环境保护

  作者:李映辉

  来源:长沙大学学报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不断地从自然界取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又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原始农业出现以后,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日益显著,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现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两种:一是生态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一是环境的污染。后者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前者则古已有之。所幸的是:考之载籍,就可以发现:在古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某些方面,很早就自发地或自在地注意到了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相互关系,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措施。中国古代的佛教寺院也有意、无意地为保护环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

  佛教寺院对于环境的保护,主要是基于佛教的教义和禁忌,以及佛教徒修行参禅所需的环境条件。

  首先,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所谓众生,即指人类、禽兽虫豸、林木花草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佛教有许多戒律,是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定和行为的限制。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学佛首先要守戒律。最主要的戒有五: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第一就是“不杀生”。由于佛教讲“众生平等”,不许杀生,所以僧侣对林木花草、飞禽走兽都持爱护的态度。寺院周围的自然环境,近水楼台,更是受到优先保护。其次,佛教僧侣出于灵魂寄托的目的,对生物有种特殊的感情,特别加以保护。第三,佛教徒修行参禅需要清静的环境,因此,寺院特别重视园林绿化,以求得清新安祥之所。一般来说,寺院多选择在风景秀丽的山林,如若处在市镇屋林之中,也以高墙大树遮隔,自然地形成作为静憩养性而用的园林空间。第四,一般百姓,对于佛教唯恐敬之不恭,对于寺院周围的环境,唯恐爱护不周,哪还敢破坏呢。第五,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也帮助保护寺院财产,维护寺院环境的秀美和幽静。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敕封庐山天池寺,规定了天池寺禁山的界址: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北至讲经台,这一地区严禁樵采放牧,不准损毁森林。此道禁令在明清两代基本上得到执行。查慎行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游庐山时说:“惟天池一带为禁山,苍翠如故”,“自大林(庐山有大林寺,在云顶峰,又名大林峰。笔者注)而西,冈脊迤坦,树阴丰茸,松毛堕地厚寸许,人行其上,策策有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培养了许多高僧大德,吸引了无数的善男信女,大小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因此,我们决不可低估它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出的成绩。

  二

  中国古代寺院对于保护环境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化环境。

  美化环境,实际效果是保护了环境,由于还要能给人以美感,比一般的保护环境层次更高。佛教传入中国后,势力逐步壮大,寺院的数量,有的时期达到惊人的程度。北魏后期,佛教寺院已遍布北方各地。迁都洛阳后二十余年中,北魏全境寺院增至13700多所;北魏末年,更激增至30000余所。齐、周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0000,北周“有盈万数”。东晋南朝以后,江南佛教也大为发展,建康一地即有寺院500余所。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至鼎盛,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下令拆毁的寺院就达4600所,招提、兰若40000余所。各个时期遍布城乡的大大小小寺院,无不林木扶疏,花香鸟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把神州大地装点得漂漂亮亮。传颂干余年的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说是历代寺院园林胜景的真实写照。就是一些山野小寺,景致之佳,也令人流连忘返。杜甫:“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刘禹锡也有诗曰:“何处深春好?春深兰若家。当香收柏叶,养蜜近梨花。野径宜行乐,游人尽驻车。菜园篱落短,遥见枯槔斜。”由于佛寺是善迎信徒,广接世人,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共享场所,优雅的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游览场所和休息娱乐的去处。

  寺院园林对于环境的美化,尤见功效于城市中。我们知道,城市的最大特点是人口高度集中。它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人工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绿色植物)的量很少,消费者(人)的量很大,分解者(微生物)亦很少,城市的建筑、道路及大量废弃物的排放,改变了原有的生态和生态平衡。城市周围又大都是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森林和其它植被早已遭受了破坏。以洛阳为例,战国时著名的辩士苏秦,就是洛阳人。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洛阳附近田地既如此难得,表明战国末年这个地区的土地垦殖程度已经相当高,留下的林地大概不会有多少了。迨至西汉初年,洛阳的烧炭材木,已经不能靠近边供应了,人们要远到洛阳西南宜阳县山中去砍伐。北魏由代迁洛,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当时建设所需的材木都远取于西河之地,也就是吕梁山上。为什么不就近取之于伊洛流域诸山?可能是这些山上的森林已经破坏殆尽了。东汉、曹魏、西晋都是建都洛阳,几次改朝换代,洛阳几经焚毁。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各种复杂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毅然决然地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重建前的洛阳,承晋末“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城内瓦砾遍地,一片废墟;城外森林消失殆尽,满目荒凉。后来,幸赖人工园林的建设,才使这样的局面得以改观。北魏迁洛之初,孝文帝元宏远谋政业,不事奢侈,皇家园林就只集中重建了西游园和华林园,并未开辟新的园林。倒是王侯贵族、外戚公主们建立了不少的私家园林,他们“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谢,家家而筑;花木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寺院园林,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北魏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笃信佛教,大力修造寺院;庶士豪家舍宅为寺也蔚然成风,洛阳的寺院因此就非常的多,最盛时达1367所。“昭提(按:佛寺)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横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状。”佛寺注重绿化,大多是松竹拂檐,柳丝垂岸,香草护阶,菩提扶疏,环境十分幽美。如景林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寺中祗园精舍,“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法云寺“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其他如景明寺园林、宝光寺园林、景乐寺园林、永宁寺园林等等,都是当时佛寺名园。因了这众多的园林,洛阳城内,四季鲜花盛开,争芳斗艳,各种鸟儿竞相展露歌喉……城市完全变了模样,变得美丽可爱了。这些应是当时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却还有许多的好处,人们不能耳闻目睹,不能不加以说明。现代科学表明:城市绿地、水面的保留和扩大,作为城市绿色屏障的城郊山林的存在,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作用。具体而言,树木能吸收许多种有毒气体和物质,吸滞烟尘;有些树木甚至还可以释放杀菌物质,杀灭细菌,从而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能不断吸收二氧化碳和放出氧气,以保证大气中二者的平衡,从而维护较大范围的生态平衡。森林还具有一定的调节小气候,改善环境的作用。由此可知,众多的寺院园林在美化洛阳城市环境方面,一定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其他城市,特别是古都亦然,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保护森林植被,植树造林,保持水土,防御自然灾害。

  城市中的寺院园林,嘉木连阴,芳草如织,自然是僧侣们坚持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是分布在山野乡村,在保护山地丘陵地带的森林植被和植树造林方面,僧侣们作了可贵的努力,从而为涵蓄水分,遏制水土流失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水经?河水注》载,离白马县故城大约50里的地方,有座神马寺,周围“耕耘垦斫,削落平尽”,惟寺旁“树木修整”,林木茂盛。湖南宁乡县是全国荒山迹地多,水寺流失严重的县,西部地区尤甚。据笔者亲眼所见,沩山地区到处童山秃岭,独密印寺(唐代灵佑禅师所建)旁古木参天,树木葱茏,显得格外突出。显然,寺旁森林得以保存至今,全赖寺院的作用。

  唐贞观年间,藏王松赞干布曾领兵攻占松、茂等州(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把耕地、山林分给部下。不料这些人竟烧山围猎,毁林开荒,扩充牧场,肆意破坏森林,致使许多地方童山濯濯,山泉枯竭。松赞干布气愤之至,遂下令把余下的山林分成两类,一类为神山,由寺院管理,严禁任何僧俗人等侵犯,;一类为公林,属各部落、寨子共同管理使用。这两条法规,据说一直到本世纪50年年,还在贯彻执行,有力地制止了破坏森林的行为,使川西北的森林免遭厄运。

  南岳衡山是我国有名的佛教圣地。唐朝末年,僧人京泰,外号“泰布纳”,在衡山佛寺“掌翰”二十年,目睹当时一些人在山上刀耕火种,对森林破坏很厉害,心中愤然,遂作《畲山谣》一首,云:“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年媚,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雀因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岸出,芝兰失根芭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鉏,千秋终是难复初。”这是一个很有点“环境意识”的僧人。他的歌谣后来传到京城,朝廷因此下诏,禁止在南岳畲山开荒。所以“千年古柏乔松间有存者,泰布纳之力也”。当然,寺院对林木的保护有时也力不从心。一些胆大之人,或迫于生计,或谋财源,上山樵采,致使森林破坏。仍以衡山为例。宋代法轮禅寺周围,“松杉数万,每至风激林响,声若洪涛”,可是到了明代,这里的林木已破坏得所剩无几了,明代韩阳《南岳种树记》说:“遥望林峦之间,众木森列,而往来之途,荆芜荒秽。夹道之木,百无二三。”王船山《莲峰志》也说到过去“枫、杉、桧、枬之流,干章插霄,一望苍郁。近颇伤于樵采。”兵争之地,战火所及,森林即遭剪伐,化为灰烬。清代潘耒《游南岳记》:“道中旧多古松,日影不到地,兵余剪伐殆尽,仅存数十株。”

  寺院僧侣除注意保护天然森林植被外,还注重植树造林。例如昙摩密多,罽宾人。北魏初年,越葱岭,度流沙,到达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敦煌地处我国西北,自然条件本来并不是很好。精舍所在,又是闲旷之地,昙摩密多植柰千株,应是一番盛举。一些较大的寺院种植林木更多达上万株,乃至几十万株。衡山福严寺在建寺时,砍伐了一些林木,使得寺院附近有些萧索。福严寺主持慧思禅师,亲自倡导植树;而且身体力行。慧思之后的福严和尚更重视植树造林,在他的带领下,“栽种杉松十万株”。东晋著名高僧慧远的弟子昙诜,在庐山云顶峰讲经台东南一带种植许多花木,蔚然成林,云顶峰因而又名大林峰,昙诜在云顶峰所建寺院,亦名大林寺。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在大林寺西南侧,有两株婆罗木,人称“宝树”,相传亦为昙诜亲手栽植。高于巨枝,亭亭如盖。明代文人袁宏道见后,作《宝树诗》二首。其一云:“铁干铜肤四十围,隔峰犹自生孙枝;涂云抹日空山里,曾见东林行道时。”又北宋景德年间,黄龙寺和尚大超,手植杉木万株,皇帝褒其功绩,赐名“万杉”,诗人张孝祥为之吟咏道:“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着浮图。”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保持一定的林地和水面,可以用来抵御自然灾害,“薮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寺院在保护水土、防御自然灾害方面,曾做过不少工作,最典型的事例是唐代泗州开元寺。本来,因为“淮泗间地卑多雨潦”,泗州“岁有水害”。后来开元寺大和尚明远与郡守苏遇等谋划,“于沙湖隙地创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本。由是僧与民无垫溺患。”各时期寺院僧侣遍布各地,保护植被,植树造林,卓有成效,都能起到保护水土,抑制水土流失,防御自然灾害的作用,功不可没。

  第三,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动物植物品种。

  物种灭绝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历史上我国的一些珍贵的动植物品种,由于寺院的保护得以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仅举数例:

  银杏,我国所特有的活化石。南岳衡山福严寺旁有两株。福严寺始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公元567年)。这两株银杏据传是寺院主持慧思禅师于建寺时所种,树龄达1400多年。笔者曾见过这两株仍显青春风采的老树。遵化县城北禅林寺,有银杏,树龄更大,达1500多年。浙江天目山上因有佛寺故而生长成片的野生银杏。

  鹅耳枥,濒于灭绝的最后一棵,保存于浙江普陀岛佛顶山上。

  岩鸽、白鹇、小熊猫、苏门羚、弹琴蛙、大蚯蚓、枯叶蝶,均属世界少见的动物,靠我国佛教圣地峨嵋山报国寺的保护而幸存下来。

  许多佛教徒从事了很多的社会公益事业,如行医施药,造桥修路,以及本文所述的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等等,这是历史事实,不能抹煞。如今,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环境优美。所以认真总结佛教寺院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今天的环境保护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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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佛教与《五台山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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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华传统生态文明

佛教与生态文明(二)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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