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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的发现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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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的发现经过
  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到陈习删和杨家骆。
  陈习删,大足人,抗战期间任大足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并主纂《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是现代中国研究大足石刻的第一人。长久以来,他为家乡精美的古代佛教石刻沉晦不彰、不为外界所闻而深感不平。修县志时,即欲全面介绍大足石刻,但因力量有限而未能如愿。
  1944年冬,陈习删前往重庆北碚北温泉,找到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先生,请由学典馆所设的印刷厂为之印行重修的县志,并谈及大足石刻问题。杨家骆,南京人,1938年将其所创办的中国学典馆由南京迁往重庆,驻北温泉公园观音殿(公园主任是邓少琴,经理程春蔚)。
  来重庆后,杨家骆即思“此行必期于西南文化有所贡献,以不负蜀中父老兄弟之所望”,“久拟一探大足石刻之实况,盖以中外人士之言中国石刻史者,皆未及之”,遂向陈习删提出考察大足石刻一事,此议与陈习删所思正合。陈习删返大足后,即与县长郭鸿厚商议,邀请杨家骆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杨氏遂邀在重庆的著名人士组团,其中包括孙科、李清悚、金兆梓、罗香林、汪长炳、黄大受,但此六人终因有事未能成行。
  1945年4月25日,在北温泉公园启程前往大足的考察团正式成员有: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顾颉刚夫人张静秋、北碚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冯四知、故宫博物院科长庄严、北碚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傅振伦、画家梅健鹰、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中国学典馆青年学者吴显齐,以及苏鸿恩(何遂的副官)、何康、程春蔚,共15人。
  考察团一行乘滑杆或人力车,经合川、铜梁,于27日到达大足。大足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共40余人在陈习删主领下,在县城东关镇迎接考察团。全城居民倾城而出,约万余人夹道欢迎考察团。
  正式考察前,杨家骆在座谈中向陈习删及大足地方名士通报了工作计划:出版《大足石刻图征》、摄制《大足石刻》影片、在顾頡刚主办的《文史杂志》上出一期“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在重庆及北碚举办“大足石刻展览”。
  考察工作的具体分工是:杨家骆、马衡、何遂负责石刻年代的鉴定,顾颉刚、庄严、朱锦江、雷震、梅健鹰绘制像饰,傅振伦捶拓摩崖文字,何康、吴显齐编排窟号及量尺寸,张静秋任文书,吴显齐任编辑,程春蔚为总干事。15人中,最年长者是马衡,已65岁。
  在陈习删、郭鸿厚的精细安排下,15人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先北山,后宝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拍摄千手观音时,因光线太暗,郭鸿厚甚至命令民工暂揭去房瓦以利拍摄,使考察团成员们深受感动。当时考察的范围,仅限于龙岗、宝顶两部分,全县范围内的造像考察工作并未展开。至5月4日,考察工作基本完成。第二天,考察团离大足返渝,将所得资料带回北碚以待进一步整理、研究。
  在8天的考察期间,重庆的《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等皆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考察团的活动、工作。
  返渝后,杨家骆撰就《大足石刻图征序》,马衡撰就《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校释》,傅振伦撰就《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朱锦江撰就《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吴显齐整理出《大足石刻考察日记》,电影制片厂补写出《大足石刻》剧本。陈习删则在大足完成《大足石刻概论》。
  1946年底,《大足石刻图征初编》完成,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卷首”,付梓印行。《图征》分为“图”和“文”两部分。“图”乃梅健鹰绘龙岗、宝顶造像全景示意图,“文”则为上述诸文。杨家骆在序言中写道:考察团对大足石刻“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定其年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世亦以家骆之言为不谬,于是大足石刻乃渐著于斯世矣。”这是抗战期间陪都文化人士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也是大足人民对保护珍贵历史文物做出的一大贡献。
  返抵重庆后,杨家骆发表谈话:“此次在大足县北山及宝顶山对各石刻制部位图,编定窟号,审定窟名,测量尺寸,摄制影片及描绘佛像等工作,因得大足县各界有力之协助,已大体完毕。北山以窟计,共有二百数十处,造像数约在五千之谱。宝顶造像有半身即达十丈者,总数当以万计。本人及顾颉刚、马衡,何遂诸氏,并应各机关团体学校之邀,作学术演讲,于本月五日晨始离大足,转铜梁经合川返渝。
  此行考察,重大之发现甚多。其足在学术史大书特书者,关于北山者有五:一、其历史背景,含有军事及政治之作用。二、北山观无量寿经变唐刻,为国内仅有之伟制。三、造像始唐迄宋,足代表一时代之作风。四、体态缨络之美,足与云冈、龙门相颉颃,且有超过之者。五、碑文足补唐书之缺。
  如关于宝顶山者有七:一、佛湾造像,为宋赵本尊仿唐柳本尊法独镌造,工程之巨,古今无匹。二、为宋密宗道场之仅存者,实我国宗教史及社会史上之重要数据。三、全部之故事性及系统性,极为明了完全,出于有计划之制造。四、佛说十二部大藏经塔价值之发现,本人假定此为赵智凤结集之经典。五、华鲜护口出耀等三经文之发现。六、千手观音长广各数丈,制作精绝,今古所无,金碧辉煌,震心耀目。七、《牧牛证道图》为国内仅有之作。”
  1945年6月,在陈习删、郭鸿厚的操办下,大足成立了“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委员会”,这是四川最早成立的地方文物保护组织。
  抗战胜利后,外地来渝人士纷纷返回家园,对大足石刻的进一步编撰、研究、宣传工作即告“暂停”。
  1952年,大足成立了“文物管理保护所”,陈习删为负责人。1955年,陈习删撰就《大足石刻志略》,以油印本问世,这是现代第一部对大足石刻进行研究的专著,了却了陈习删的夙愿,也做了杨家骆等人想做而未做成的事。而大足石刻的真正扬名、辉煌时期,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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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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