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石窟内,有三窟王者造像,这就是“异牟寻坐朝图…‘阁罗凤议政图”与“全家福”。把国王议政、出巡的场面,以及生活中的形象雕于诸佛、菩萨中间,是剑川石窟的一大奇观,也是南诏大理国佛教特别的现象。
“异牟寻坐朝图”雕于石钟寺之后的观音岩上,观音岩即“石钟”。龛形为殿堂式,龛内共有雕像9躯,分别为王者、清平官及侍从。中尊为王者,头戴“头囊”,身着圆领宽袖长袍,双手人袖,置于腹前,盘坐于龙椅之上。面容俊秀,仪态端庄。
王者座前雕一童子。童子头顶一托盘,右手扶盘,盘内有香、花、果三供养。托盘正面雕仰莲瓣。左手抚膝,并足坐于云纹座之上。童子额部凸起,深目高鼻,双臂粗壮。帔帛绕肩,挂双臂,向外飘起。有项饰。 龛左右两侧则各雕一坐像,相向而坐。两像形象近似,头戴短翅幞帽,身着圆领宽袖通肩长袍,袖手置腹前,端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
王者左右侧雕立像5躯,分别执龙头剑、长柄扇、旄、瓶、棒、盒、杖、巾等,是中尊的护卫与仪仗。
从内容来看,此窟王者的身份,许多学者认为是南诏王异牟寻,左右二龛壁文官,论者多称之为清平官。左边侍者右手所持杖,很可能是《蛮书》所载的“赤藤杖”,他所披挂的斗笠,可在《张胜温画梵像卷》内找到。
“阁罗凤议政图”位于距“异牟寻坐朝图”不远的石钟寺石壁上,龛外形呈殿堂式,共造像19躯。龛内正中雕王者,头戴“头囊”,身着圆领通肩宽袖长袍,双手入袖,盘坐于高椅之上。王者坐椅之后,即龛后壁中央雕一屏,屏边缘雕饰联珠一周,左右二角内雕日、月,屏中部雕“亚”字纹。屏正上方云纹内浮雕一飞龙。造像宽额,眼眶大而凹,柳叶形双眉,长面颊,鼻梁高直,宽鼻翼,勾鼻尖,大耳垂。表情祥和,神态安然。
龛左右两侧,雕相向而坐的2躯清平官坐像。身着圆领通肩长袍,袖手置腹前。王者右侧,雕一僧人,手持念珠,跏趺坐于须弥坐椅上。椅后雕一曲柄伞于僧人上方。王者左右两侧,各雕侍从、武士6躯,造像均颧骨凸起,眼眶内凹,深目高鼻。
从本龛的细部来判断,旌旗、武士所持的龙头剑、箭袋、王者头囊、僧人的曲柄伞、仪仗侍从的头饰、“亚”字形饰框、日月、飞龙、塔形净瓶、武士之盾牌、芭蕉叶形长柄扇等,特别是侍从的容貌,均可在《张胜温画梵像卷》“蛮王礼佛图”中见到具体形象,在《蛮书》中找到完全相同的文字材料。王者像左右侍从,显然即是南诏王的“羽仪长”。
从仪仗、侍从、’清平官、僧人等造像格局看,王者应是南诏王阁罗风。从细部的饰物看,此窟多与《张胜温画梵像卷》相似,其开凿年代,应与《梵像卷》完成的时间相当(大理国盛德年间)。
窟内及外框所饰之物,有莲花、联珠、净瓶(或塔)等,说明此窟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王者与僧人同在一窟内出现,可解释为:王者坐朝,旁边的僧人为国师。说明王者对佛教的重视,也表明僧人在当时具有崇高地位。所以此窟的主题也许并不是表现世俗生活,即宫廷生活,而是表现王者礼佛、护持佛法的庄严场面。 “全家福”位于狮子关区,雕刻于夹在山体岩石与窟顶石块之间的天然长方形石壁上,为一浅形龛,龛缘呈近似长方形的边框。龛中部雕长方形须弥座,座上雕5尊坐像,后有长方形屏风,屏左右两角绘有卷悬之幔帐,屏左右雕日、月。日中绘三足乌,月中绘玉树、玉兔。
座前有供桌,桌上覆布,上置花、香、果三供养。须弥座左、右两侧,雕两立像。窟左侧墨绘两人物,一马,一人手持“亚”字形长柄扇,另一人则模糊不可辨。
窟内须弥座上雕像右起第二像与第四像中间,右起第三像正上方,有榜题,上刻造像题记。题记为右行直书:
大大徒汝
圣王者造
旨及尊像
蠲后容昌
罾妃元事
男 记
女 之
其中第一行最后二字已无从考证,第二行“大…‘及”二字已模糊,第四行第一个字字迹清楚,但有的将其释为“改”,也有的释为“玫”。如果题记中“程蠲罾”即“圣独逻”,后面看不清的字可能是“消”。而“独罗消”即是细奴逻。
所以,根据造像题记,须弥座上的5尊雕像应是南诏王细奴逻一家。第二尊为细奴逻,第四尊为王后,第一、第三、第五尊为细奴逻与王后的子女。当地老百姓世代相传,“全家福”石窟中王者为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逻。清道光《云南通志稿》说:“细奴罗石刻像,在州南钟山巨石上,镌凿工致,须眉生动如绘。其衣冠古甚,盖南诏时之焚王装也”。
以前,有人将细奴逻与王后之间的孩童定为“太子”,而将左右两边的两尊雕像断为“从者”,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此二像与王者后妃同雕于一个须弥座上,而从者即侍从,是不可能与王者同坐一台的。这一点在石钟寺区1、2号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王者高坐于龙椅之上,而清平官只坐在胁侍的位置,侍从均侍立于座的两旁。因此,此窟内须弥座上的五尊雕像应都是“王者后妃及男女”,即细奴逻与王后及其子女。须弥座前左右侍立的两雕像才是“从者”即侍从。
细奴逻所戴的王冠、所穿的服饰、两手的姿势、衣纹的下坠方式以及交脚而坐的姿势,都与前述“异牟寻坐朝图”、“阁罗凤议政图”中的异牟寻、阁罗凤相同。须弥座前的两侍者,其体貌特征也与石钟寺区1、2号窟的侍者完全相同,都深目高鼻。而且此两侍者的衣饰又与石钟寺区5号窟左右两龛供养人的衣饰相同。说明“全家福”的风格与石钟寺造像风格相近,表现的是同一时期的题材。
剑川县甸南乡本主庙及鹤庆县观音山天子庙所供奉的本主神堂,与石钟山“全家福”的王者及后妃、子女、侍从像完全相同,所以有人认为“全家福”造像即是白族本主崇拜造像,“异牟寻坐朝图”与“阁罗凤议政图”也同为本主造像。但从造像分布的格局来看,后者显然与本主神龛有较大的区别;即便与“全家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
三窟王者的造像时间应该是大理国时期。大理国雕南诏国王的形象,说明大理国对南诏,不仅是政治上认同,而且宗教上也是认同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相当于国教,国王护持佛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与其把“王者造像”释为“本主”,还不如认为他们是护持佛教的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