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行侠一僧侣──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

　　◎书　名／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研究
　　◎作　者／范佳玲
　　◎出　版　者／法鼓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01年3月

　　紫柏真可与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并称明末四大师。在四大师中，紫柏大师住世时间最短、著作最少，也较少为后世所注意，但他威猛刚烈的性格、勇于承担的气魄，却是中国佛教史中极少见的。
　　本书作者详尽考察大师不同凡响的生平行履与思想特色，不论是对于紫柏大师、明末佛教以及近世佛教之发展等相关议题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
　　生平略传真可法名原作达观，号紫柏，“真可”为其中晚年自改之名，世称紫柏尊者或紫柏老人。此外，他尚有憨憨子、憨道人、皮逑子、皮逑道人、憨憨可禅人慈云、潭柘先生等别号。　真可籍贯江苏，生于嘉靖癸卯年（西元1543年）6月12日，坐化于万历癸卯年（1603年）12月17日，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他在明末佛教界有极高的地位，在当时即与李卓吾并称为二大教主，后世则将他与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并列为明末四大师。
　　有《紫柏尊者全集》与《紫柏尊者别集》二书行于世。兹将真可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在家时期、修学时期、入世时期以及癸卯冤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如下，以明其一生行迹。一、在家时期　真可祖籍句曲（今江苏省句容县），后举家迁至吴江太湖（今江苏省吴县），从此世居于此。父亲名沈连，字季子。母亲梦见有一位异人，赠予她一个带叶鲜桃，然后就怀孕了。　
　　真可到了五岁尚不会说话，一日遇见一位异僧，异僧抚其头言：“此儿出家，当为人天师。”从此他便能开口说话。真可幼年时期个性就非常刚烈。德清在〈塔铭〉中说：　师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伟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见妇人，浴不许先。一日姊误前就浴，师大怒。自后至亲戚妇女，无敢近者。（《全集》，卷首，页六二六。）　随着年龄的增长，真可更是不能为父母所羁绁。他自己也曾说：“予受性豪放，习亦粗戆，一言不合，不觉眦裂火迸。”又说：“吾本杀猪屠狗之人，惟知饮酒恃气而已。”可知少年时代的真可，并非是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之人。　
　　十七岁时，真可为立功名，辞亲单身远行塞上。行至苏州阊门时，因遇到大雨而停歇，在此遇到虎丘僧明觉，这个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二、修学时期僧俗相遇后，明觉邀真可一同回虎丘山寺。是夜，真可听闻八十八佛名颂心生欢喜；清晨，他便向明觉要求剃度出家。自此以后，真可便由一个恃气少年，成为了佛门僧侣。出家当夜，真可即静坐到天亮，终其一生胁不至地，修行不倒单。
　　在当时，明觉欲募铁以铸造大钟。真可知道后，便苹身前往平湖，以他的魄力化得生铁万斤，成就铸钟一事。从出家与化铁之事，可见真可异于常人的决断与气魄。化铁归回虎丘后，真可即闭门读书，半年不出户。出家后，真可嫉恶如仇的个性并没有改变，见有出家僧众饮酒茹荤，便喝叱道：“出家儿如此，可杀也！”使得该僧忌惮万分。此时的真可只不过是个出家不久的沙弥，由他所展现出的气势，可以看出他威猛刚烈的个性及是非分明的特质。
　　真可刚烈的人格特质，不仅成为他不畏艰难的修道资粮，也展现在他日后教法的竣烈与单刀直入上；同时也转化成他对于社会人民的高度关怀，使他积极投入大法的复兴，更以停罢残人害命的矿税为己任。二十岁真可从讲师受具足戒。在常熟遇到相国严养斋，相国视为奇器。到嘉兴东塔寺，见有僧人抄《华严经》，跪看良久后，真可感叹的说：“吾辈能此足矣！”之后便在武塘景德寺闭关读书三年。
　　出关后回吴门辞觉，告知：“吾当去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大事也。”从此，展开了他行脚的一生。真可行脚甚勤，日行二十里，即便脚疼痛不堪，也以石砥脚继续行走。他所持的是相当精严勤勉的头陀行。在行脚参访的过程中，真可获益良多，他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禅悟体验，便是在这一段时间受无名僧人的启发而得。万历元年真可行脚至京师，遍参宿老，前后拜谒张家湾的暹法师、千佛寺的礼法师、西方庵的宝讲主等人。
　　最后，又参访法通寺的遍融法师。其中以遍融法师对于真可启迪最深、影响最大。　在京师停留一段时间后，真可回虎丘省明觉，不久又前往淞江，在淞江闭关百日。出关后，真可在吴县结识傅光宅、于天池遇管东溟。万历三年，大千润公开堂于少林寺，真可与巢林介如一同前往参叩。见堂上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他深切地感叹道：“西来意故如是邪？”于是不复入座，立刻南还。在南还的途中，真可在嘉禾结识太宰陆光祖。　
　　在行脚修学的时期，真可奠定了一生的基础。他在三十岁左右，已是个甚有修为的僧人，同时行脚遍历四方，使他对禅门的弊病多有观察、省思，种下兴复佛门的因子。而这一时期真可所结识的宰官俗众，如傅光宅、管东溟、陆光祖等人，在日后对于真可佛教的复兴工作，不论是在寺院的兴修或经藏的刊刻上，都给予很大的帮助。三、入世时期　真可感叹道法凌迟，宗纲坠地，故以负荷大法为己任，积极投入佛教复兴的工作。
　　有见于明代大藏的稀少，及古版梵厕的笨重，真可在万历7年与陆光祖等人发愿刊刻大藏经，于万历17年正式开雕于五台山。在刊刻的形式方面，一改传统藏经的梵荚装为方册本，以达佛法广布的目的。在经费的募化方面，真可更是坚持广募，以让天下众生得以布施、种善因。
　　这部大藏，就是后世所称的《嘉兴藏》。除了大藏的刊刻之外，真可对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寺院的兴复。他行脚所到之处，每见古刹荒废、或为强豪所占，必定立志恢复。在明末，复寺的工作十分艰辛，其中不仅包括经费筹措的困难，还牵扯到豪强侵占寺产的官司缠讼。尽管如此，真可由楞严寺始到归宗云居为止，前后还是复兴了十五座寺院。　
　　真可曾言他一生有三大负事：“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老憨”是指憨山德清。真可与德清会晤于万历14年，从此两人便结为知交。两位当代的佛门大师，一起为振兴法脉而努力。真可举凡刻藏、续修灯录、复寺等事都与德清共相商讨，甚至连身后事也嘱咐给德清。万历23年，德清被诬以“私创寺院”的罪名而入狱，后遭流放岭南。
　　真可为营救德清，几度奔波于京城与岭南之间，并视营救德清为自己出世最大的任务。对于德清，真可付出了足以流芳万古的友谊。对明末社会经济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矿税的征收。矿监税使对于人民极尽剥削与荼毒之能事，人民苦不堪言。虽然身为出家僧人，但是怀着菩萨济世的精神，真可视停罢矿税为己任。当时南康太守吴宝秀因反抗税使被捕，其妻也因哀愤而投缳自尽。
　　虽然真可与吴宝秀素昧平生，但当他在匡山听闻此事后，便立即策杖前往京城，多方的调护；并入狱授吴宝秀毗舍浮佛偈，嘱咐颂十万偈后便可出狱。吴宝秀在持颂八万偈后被释出，对于真可无限的感念。由此事也可以看出真可对忠良的爱护。虽然吴宝秀已被释出，但是矿税并未停废，德清仍流放未归，续灯的工作也毫无进展。为了营救憨山与停罢矿税，真可积极地奔走于京城各界。
　　真可曾经数次对弟子感叹道：“释此三大负，当不复游王舍城矣。”此时真可心中所念、信中所写，也都是此三大负事；而这也使他种下日后罹害之因。真可反对矿税、营救德清的举动，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嫉妒与不满。弟子们皆知京城的情况对他相当不利，纷纷写信劝他离开。但真可表示：“吾当断发，已如断头，今更有何头可断！”为了三大负事，他坚决留在京城。
　　不幸的是，万历31年，岁次癸卯，妖书事件发生，真可被牵连入狱。四、癸卯冤狱　妖书事件的发生，起源于神宗一朝的立储问题。万历26年时，就有人为郑妃所刻的《闺范图说》作跋，名为“忧危竑议”，言神宗有意废长立幼，并藉以讥讽郑妃。对于此事，神宗并没有深究，后以不了了之作结。但五年之后，也就是万历31年时，尽管当时储位已立，然而又有“续忧危　议”的出现。
　　史称：续忧危竑议复出，┅┅书托“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言：“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词尤诡妄，时皆谓妖书。帝大怒。（《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神宗后妃。郑贵妃〉，页三五三八。）　显而易见的，“妖书”乃是有心人利用王室之间的矛盾所作，意图在引发宫闱的冲突与政治的不安。然而这件事之所以会在当朝引起大轰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朝廷各个党派都想利用此事来打击异己之故。
　　但是何以身处佛门的真可会牵连入宫廷纷争之中。原因就出在于他写给沈令誉的书信。沈令誉与真可同乡，同时也是真可的俗门弟子，他因行医的关系与官场上的士大夫多有往来。妖书事件发生后，郭正域被诬以造作妖书之名而入狱，并牵连与他有深交之人－－沈令誉就是其中之一。
　　锦衣卫在沈令誉家中大肆搜索，其中查获若干真可所写的书信。信中谈及营救德清之事，文中说到：“劳山海印之复，为圣母保护圣躬香火。今毁寺戍清，是伤圣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神宗和太后之间，本就因对立储一事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间隙；御史康丕扬获得此书之后立即上呈，神宗大怒。
　　下令通缉，真可遂成为朝廷缉捕的要犯。11月20日时，真可已被东厂所盯，11月29日在潭柘寺被西司房办事逮捕入锦衣卫。12月初二，王之祯审问真可来京的目的；初三再审，诘问何以制作妖书。初五由锦衣卫转送刑部。14日拟罪，15日司法定罪。在审理的过程中，刑部曾经对真可动用过杖刑。他在〈腊月11日司审被杖偈〉中说道：三十竹篦偿宿债，罪名轻重又何如。痛为法界谁能荐，一笑相酬有太虚。坐来尝苦虱侵肤，支解当年事有无？可道竹篦能致痛，试将残？送跏趺。（《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一。）　
　　明代杖刑极其残忍，被杖者不死即残。对于真可的受杖，吴彦先也曾说：“及被讯，以衰残历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师云闲水止，了无一事。”可知刑部对真可用刑不止一次，而且极为残酷。然而真可毕竟是个刚毅有修为的人，不仅面对大刑不为所动，甚至还神色自若的为曹学程说法。《紫柏尊者全集》卷首中所收录的〈圜中语录〉就是当时的说法纪录。　
　　12月15日刑部宣布定案，真可被判有罪。真可是一个经年在外修头陀行的僧人，对于痛苦的忍耐程度必定超过一般人；且依他刚烈的个性又绝对不可能屈打成招。但从11月29日真可被捕到12月15日判罪，期间只有短短十五天。如此重大的案件，就这样草草的结案定罪，不仅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黑暗，更可以看出明代司法的草率。对执事者有意致自己于死罪，真可相当的失望，深切的感慨道：“世法如此，久住为何？”他在〈十五日法司定罪说偈〉中也说：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二。）从偈语中不难看出真可对世法的失望，同时也透露出他不愿再住世的讯息。　
　　真可临化说九偈，遗言：“护持三宝，　严径山刻藏事，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万历12月17日辰时，沐浴端坐，数称毗卢遮那佛而逝。曹直指听闻立即趋往榻前，大呼：“去得好！”真可复开双眼微笑道别。他曾说：“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临期出脱，看他便了。”真可一生精进修持，强调对于生死的开破，临化他将死生的自在展现无遗。癸卯冤狱造成如此令人遗憾的结果，推究其原因，客观的评析，除了明末政治的黑暗外，真可性格的刚烈应该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　
　　真可坐化后，待命六日，历经霜风尘沙的摧蚀，色身依旧神色不改。出狱后，弟子依照其遗言将之徒身浮葬在北京城西郊的慈慧寺外。万历32年京城大水，弟子担心真可肉身为水所化，开棺启视。但见真可肉身端坐如生，丝毫不为大水所害，弟子于是奉龛归径山。9月，供于寂照庵中，此即刊刻《嘉兴藏》的所在地。万历42年朱文宁礼塔知塔中有水，弟子法铠等人于是将真可龛移至开山。万历44年11月19日，由德清举行荼毗仪式。
　　此时虽离真可坐化已十三年，然其肉身丝毫不坏，宛如在世。荼毗之后，留下无数的舍利。11月23日，灵骨塔于径山文殊台，世称紫柏塔。真可一生以负荷大法为己任，不仅自己精进修行，同时更积极地投入刻经与复寺的宗教事业中；但是他并不以一代宗师自居，从未开堂普说，且虽有十余座寺院之兴复，也未担任过任何寺院的住持。在明末衰败的佛教环境中，真可树立了一个精进不懈、刚正不阿的人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