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究还是可以坚定而乐观地认定，这一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证明，最起码，有两样东西可望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之库里的珍贵宝藏:志愿者和慈善。

　　一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抹平身体和心灵的伤痛，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就已经过去一年了。时间快得很残酷。

　　一年的时间不能算长，但是，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说，或许也并不能算太短吧。难道不是吗？鲁迅先生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不过两周以后，就发表了《记念刘和珍君》，就因为他已经听见了“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的脚步声。

　　我们是善忘的。无论创伤有多么深重，一年，大概也足以抹平了吧？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在地震的巨大灾难激发出来的全民族的高尚道德、昂扬精神、伟大价值和挺直脊梁面前，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由衷地感叹和振奋。我们朦胧的泪眼，看见了清晰的希望。这一切，都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哀悼日得到了升华。我曾经写道:“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13亿中国人的高贵头颅随庄严的国旗一同低垂，然而，同时高高扬起的，却是中华民族之魂！”

　　然而，我们毕竟是看惯了忘却的。于是，难以抑制的担忧，也出现在不少人头。还是鲁迅先生，他曾经深沉地提出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今，这个问题或许已经转化成“灾难过去以后怎样”了吧？

　　我也有类似的担忧:“灾难终将过去，但是，如何使灾难所激发出来的宝贵的集体记忆，在平和宁静的岁月里永不消淡，却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面对和深刻思考的问题。这样的集体记忆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是由数万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愿凝聚中华民族、提升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永不失堕！”

　　钱理群先生也在演讲里问道:“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和精神的‘常态’？”

　　谁都知道，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现在，一年过去了，我们大概可以欣慰地说：民族记忆的天空并没有崩塌。不过，就此而言，一年的时间就更不能算长了。我想，或许我们还是应该将心中的问号再保留一段时间。这是无奈而必要的审慎。

　　尽管如此，我们终究还是可以坚定而乐观地认定，这一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证明，最起码，有两样东西可望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之库里的珍贵宝藏:志愿者和慈善。

　　二

　　大规模群体型的志愿者从2008年起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而5.12汶川大地震则将他们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华历史的丰碑之上。报告文学家陈歆耕先生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是伟大的中华志愿者的最佳写照，我们应该凝视这本书的“附录”，其中记录的，正是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的代表。

　　雷达先生用饱含感情的笔写道：“志愿者队伍，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救灾劲旅，它的出现和参战，应当说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出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令人振奋，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他们坐飞机，乘火车，搭班车，自驾车，甚至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从天南海北奔赴汶川灾区，汇成了一支志愿者大军。……志愿者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炫目的光环，没有个人动机，在做了大量工作，离开灾区后，他们中很多人谢绝采访，甚至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姓名。然而他们却在最危险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奔赴灾区，默默无闻地为灾区群众，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把爱心传递到水深火热的受灾同胞的心坎上。”

　　李美皆女士把大规模志愿者的出现称为“‘井喷式’的集体道义”。正是这样的井喷，和大地震激发出来的炽热岩浆一样，烧灼着全世界人的眼睛和心灵。全世界人都感恩感佩地仰望着他们披满尘埃的疲惫身影。我也曾经写道：“我们看见了，数不清的志愿者背负着物资，扶挽着伤员，出现在每一处危险的地方”，“不少人甚至自己行动起来，直接奔赴灾区，深入到最危险的第一线。那些背着沉重的背包，在道路尽毁的受灾山区兼程前行的人，令全世界敬佩。这是个人行为，但和‘个人主义’无关。这是一种巨大的渴望，渴望在民族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力量汇聚到全民的努力之中。这才是至高至大的‘个人’，由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民族，才能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作为大地震“非常态”的中华志愿者，已经转化为平和宁静岁月里的“常态”了。在每一个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场合，我们都可以看见志愿者的身影了。

　　中华志愿者是中华民间社会走向成熟、具有力量的历史性标志，我相信，他们已经成为巍峨的历史分水岭。也许，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旁流斜水；甚或那样的旁流斜水偶尔还会冲决人们的道德堤坝。但是，我更相信，最终，这些旁流斜水都将接受中华志愿者这道分水岭的规范，或是流入正道，或是消失蒸发。

　　三

　　和志愿者一样温暖我们的还有慈善。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起步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正是在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彰显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正是汶川大地震，使我们整个民族对于慈善有了崭新的切身认识。

　　中国的慈善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的途中产物和新时期的见证。慈善在中国历史上重新出现，是一个其意义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体认的历史性事件，是我们在历经曲折和磨难之后，对包括慈善在内的诸多核心文化概念拨乱反正的结果。曾几何时，慈善这样的概念居然并不具有正面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影视作品里，“善人”基本上都等同于“坏人”和“恶人”，“善”字的前面被人为地打上了“伪”的印记。不能不说，这在人类的历史是罕见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样的可悲而荒唐的现象终究成了历史的记忆。

　　新时期的慈善正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应运而生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的时代特色:在汇聚社会和民间力量关注、帮扶、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的中国理性反思的巨大的精神和文化力量。

　　我们认识到，“人之初，性本善”，不仅没有切实的经典依据，也不尽符合我们的人生经验。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的，是人性确实具有内在的向善的可能性。如何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混淆之后，重新激发出人性中的善，从一开始就是新时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则不仅是重新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新时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所影响的更是对人性这个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的反思。

　　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国特色就是由这项事业的独特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复兴道路所决定的。我们艰难但快速地摆脱了慈善和人性、阶级性的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牵扯，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成功地从中国传统的儒家等差之爱、墨家兼爱以及相关的慈善历史中找寻到了有力的资源，并且同样成功地进行了和西方博爱思想的互动交流。这是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半部中国的当代史，使得中国人对“运动”，特别是打着集体主义旗号的“全民运动”谈虎色变，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步。这样的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由此抹杀了“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和有益性，那就是重蹈了极端化的覆辙。我们欣喜而钦佩地看到，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没有堕入历史的泥潭，而是从一开始就以“社会动员”的姿态推进慈善事业。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动员型的慈善的强大和有力。

　　汶川大地震中的全民慈善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慈善事业，开始切断慈善和某些群体、某些界别的特殊关联，成功地将慈善倡导为全民、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慈善还发挥出了巨大的凝聚人心、和谐社会，导人向善的社会整顿完善功能。中国慈善事业在新时期宛如一道甘露，浇灌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滋养了物质、心灵和精神。这就使慈善事业本身成为了一项现代化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事业。

　　中国慈善事业由此使全中国人发自内心地体认到，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导源于善良人性的公民道德、责任和义务。汶川地震后的慈善行动，近来得到普遍认同的“一模式(一基金，一帮一)”，就是慈善事业的教育作用和功效的最佳体现。

　　这样的慈善也必将和志愿者一样，成为我们最珍惜的永恒财富。

　　四

　　一年过去了，作为自然灾害的大地震也已经过去了，但是，也许正如我在一年前所讲过的那样，心灵的地震却才刚刚开始。灾区依然在出现着不少令人担忧的情况，接连有人无法走出心中的阴霾，而用令人唏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本来是劫后幸存的宝贵生命。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抗震救灾并没有完全结束，或许，我们还有更加漫长、更长艰难的道路要走。

　　我们纪念，是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想忘却；我们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纪念。

　　天地不仁，刍狗万物。山摇地裂，生灵为陷。汶川有难，国报大殇。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地隔万里，心连一线。时过一年，哀思绵绵。新屋正起，废墟已埋。长者有养，伤者有医，幼者有教。生者坚强，死者安息。谨以告慰。呜呼哀哉，伏惟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