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继续做，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因此总是活得有滋有味。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慧仙，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桑的妹妹，比梁启超大4岁，生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生有6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的9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他有5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孩子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被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不无助益。

1922年一次酒后，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为了培养孩子，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信给思庄，“你想家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跟已经回来了，再过3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快活呀！”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凇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使减少许多。”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究竟上哪家大学？当时他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在1926年2月9目的信中写道：“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民，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副小楷，装上镜架给她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到他回来再拿了。”

思庄未辜负父亲的希望，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思庄入大学二年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27年8月29日写信给她，希望她学这门专业：“你今年还是普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料，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取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赶紧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意，你应核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真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后来，思庄听从了父亲的话而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还教给子女们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8月29日，他在给思成的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梁启超还在给思庄的信中写道：“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取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姐姐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梁启超在给思成的信中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3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梁思成一度怀疑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法。担心自己学不到设计方法而成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信教导他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信中说“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祝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与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年内尚非其时也。”

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这次欧洲之行为思成夫妇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建国之初梁思成、林徽音就成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不仅注意对子女们进行知识教育，还十分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培养，要他们热爱生活，保持节俭，并注意择友。他希望思成乐观多趣，在1927年8月29日的信中说：“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使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远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还是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他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教导思忠不要消磨志气。“一个人若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自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样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不少，舒服日子也经过不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

梁启超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不变，“又先生40年之中，脑中绝未忘一个‘国’字……”为子女们作了最好的楷模。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还竭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时，他每天晚上让孩子们围坐在小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孩子们长大进学校后，梁启超从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对留学国外的孩子学成回国做什么，都有细致的考虑。他要思成在美国学习结束后，再到欧洲学一年回国。并建议回国后的思成到东北大学工作。他同意思永的要求在美学习考古期间，回国实践一年再出国继续学，以便将国外新考古方法运用到中国。他要思庄学生物学和图书馆学，回国后和思永一起当他的助手。他要思忠在美国陆军学校读完后回国入黄埔军校。他请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教思达、思懿、思宁念中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

他们兄弟姐妹和祖国共患难，抗战期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梁思成因为早年车祸伤及脊椎，后来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其妻林徽音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他们夫妇去工作。这样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北京解放前夕，思成帮助解放军标明市内古文物的位置，以免遭到炮轰，为保护首都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它几兄妹也都在各自服务的战线上报效祖国。思永是考古学家，长期工作在考古战线上。思懿、思宁主要在国内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前者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者1940年即投奔新四军，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思达夫妇坚持留在大陆，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又都像乃父梁启超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梁启超的子女教育成为他教育思想和人生信念的最成功的实验，9个子女人人学有所长，个个忠心报国。梁志超的育子之道，对于今天倡导素质教育的我们仍不失为一笔可宝贵的精神财富。